西晋永嘉五年（311），匈奴汉国将领羯人石勒大破晋军于苦县（今河南鹿邑），晋军将士十万多人无一幸免，王公大臣也悉数被俘，包括他们的元帅。
元帅叫王衍。
王衍字夷甫，琅邪临沂人，是王戎的堂弟，也是魏晋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皮肤非常之白，以至于他的手跟麈尾的白玉柄很难区别。他也非常漂亮，王敦就说王衍跟众人坐在一起，就像珠玉在瓦片石块当中。[27]
何况王衍的风度也极好，王戎所谓“琼林玉树，自然是风尘外物”说的就是他，王导则说他高峻秀拔，有如壁立千仞。所以，王衍在士林中威望很高，甚至成为名士的标杆，人们一提起他几乎都是赞不绝口。[28]
然而壁立千仞的王衍在被俘之后却风骨全无。石勒问他晋军为什么会战败，他却回答自己并不管事，还劝那胡人趁机称帝。如此诿过于人又卖身投靠，让奴隶出身的石勒十分愤怒。他说：太尉名扬四海身居高位，怎么能说没有责任？我看破坏天下的罪魁祸首，正是您老人家！
结果，全身瘫软的王衍被扶了出去。
不过石勒倒也没想杀他，因为王衍实在漂亮。犹豫再三之后，心存恻隐的石勒问部下：本将纵横天下，从没见过这么有风采的，能饶他一死不？
部下说：他又不会为我们卖命，留着有什么用？
石勒说：那也不能动刀。
王衍终于没能像庾亮和李势妹那样死里逃生，他的漂亮只为自己换得了一种死法：在夜里被推倒的墙砸死。临死前，王衍追悔莫及地说：我等当年如能勤劳国事，不痴迷于清谈，也不至于会有今天啊！[29]
难怪桓温认为，北方的沦陷此人要负责任。[30]
很难说西晋的灭亡就该归咎于王衍的空谈误国，实际上这个王朝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该死。至少，恢复封建制度的司马炎，酿成八王之乱的贾南风，还有他们在曹魏时期大搞阴谋诡计和宫廷政变的祖宗，也都是祸乱之源。
但王衍的两面性，同样毋庸置疑。
作为名士的标杆，王衍无疑是漂亮的。据说，山涛看见童年的他，曾惊讶地说：谁家女人，能生出这样的孩子！王衍也是潇洒的。由于痛恨老婆贪财，他发誓口中绝不提“钱”字。老婆不信，吩咐婢女用钱把床围起来。王衍的办法则是喊了一声：来人呀！把这些东西拿走！[31]
不清高吗？清高。
然而清高的王衍其实势利。他的女儿原本嫁给了太子司马遹为妃，司马遹受贾皇后迫害，王戎立即上表朝廷提出离婚。他担任宰辅后，也不以国家安危为念，而是费尽心机为自己留后路，还自鸣得意地说狡兔就得有三窟。他的贪生怕死和卖国求荣，其实不足为奇。[32]
看来追求真实的魏晋，也同时弥漫着虚伪。或者准确地说，魏晋的时代特征就是充满矛盾：漂亮又丑陋，清高又贪婪，潇洒又势利，高雅又庸俗，真实又虚伪。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好斗又温和，喜新又守旧，崇尚武力又极其爱美，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礼。
没错，菊花与刀。[33]
只不过在日本，菊是皇家族徽，刀是武士象征，魏晋则菊花和刀都在士族手中，既在陶渊明的东篱下，也在简文帝的华林园，还在王敦和桓温的军营里。因为就连两晋的皇族也原本是士族，并且以士族自居和自豪。
钱币背面为十六瓣八重表菊纹，为日本皇室家徽。
源自平安时期的朝廷最高等级仪式用太刀，只有皇族及参议以上的公卿可佩用。菊与刀，两者构成同一幅画，也揭示了日本国民性格的双重矛盾性。
士族才是魏晋的主人翁。
的确，中华之有士族，正如欧洲之有骑士，日本之有武士。他们都是相对独立的阶层，圈子意识很强，有自己的一整套价值体系、行为规范、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比方说，以尊重女性为美德（欧洲骑士），以完成责任为天职（日本武士），以血统纯正为高贵（魏晋士族）。
然而魏晋的士族，与欧洲的骑士、日本的武士又是不同的。后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个人身份和职业标志，士族却相当看重家族的地位、血脉和传统。由是之故，骑士离开军团即为剑客，武士失去宗主便成浪人，魏晋之士如果出身寒门，或家道中落，那就什么都不是。
于是士族的独立，就无可避免地具有双重性。
实际上从汉末起，士大夫阶层就一直在寻求独立。这固然因为要反对外戚和宦官干政，更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才是最能维护文化价值的人。这是他们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因此当仁而不让于皇帝。
这就为皇权政治所不能容忍，因此有党锢之祸。也就是说，在地方集权于中央，中央集权于皇帝的天下，是不允许任何人结党的。但不准结党，却不能不准成家，甚至还得鼓励。于是，一个家族如果世代为官又繁衍不息，他们就成了世家。当世家越来越多时，士族就独立了。
当然，是以家族的方式实现独立。
没人能够阻挡这一趋势，更何况司马睿的东晋原本靠世家大族的支持来建立。结果，是士权开始抗衡皇权，士族与皇族共治天下。至于政治生活以外的领域，更是天高皇帝远，文化的发展也就有了相对自由的空间。魏晋成为春秋战国以后又一思想活跃期，这是原因之一。
可惜，这种独立又是畸形的。
畸形有两层含义。第一，士族只是作为整体和群体相对独立，士族中的个人是不独立的。第二，士族作为群体的独立，也没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帝国的统治者动辄可以将其族灭，哪怕他是名门望族。在这个问题上，举起屠刀的人并无顾忌。因为灭了九族，还有百家。
因此，士族在魏晋其实没有安全感。而且，正因为他们与皇族共治天下，反倒比没有资格参与政治的其他人更没有安全感，尽管那个时代据说是他们的。
这实在是一个悖论。
时代的悖谬必定造成心理的扭曲，魏晋士族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生命的无常。何况没有个体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没有人格的独立，就没有意志的自由。结果，便只有无穷无尽的纠结和烦恼。因为他们独立了，却弄不清站在哪里；他们自由了，却不知路在何方。
那么，不想也罢。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反过来，近忧无法破解，就只能诉诸远虑。于是玄学应运而生并大行其道。因为玄学之为玄学，就在玄远。玄远在政治上没有风险，反倒为思想的驰骋开辟了广阔天地，岂能不大受欢迎？
更重要的是，玄学为魏晋追求的核心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按照何晏和王弼的观点，万物以无为本，无是最高的真实。要想不虚伪，就只能虚无。一无所有，当然真实；无为则无不为，这就自由。自由而真实，也就漂亮。至于独立与否，可以暂时不管。
玄学取代儒学，原因即在于此。
但这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因为士族成为士族，原因在独尊儒术。熟读儒家经典，才能世代为官为宦。因此，为了垄断仕途，就必须坚持儒家路线，让士族成为统治阶级。现在，士族占领了上层建筑，儒学却丢失了舆论阵地，岂非悖谬？如此悖谬，人心岂能不乱？
当然如此。只不过，乱有乱的意义。
[27]见《晋书·王衍传》、《世说新语·容止》。
[28]见《世说新语·赏誉》。
[29]见《晋书·王衍传》。
[30]见《世说新语·轻诋》。
[31]见《晋书·王衍传》，《世说新语》之《识鉴》、《规箴》。
[32]见《晋书·王衍传》。
[33]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被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写成了一本广为流传的著作，书名就叫《菊与刀》，国内有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