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芬克斯，是希腊人对狮身人面像的称呼。不过，古希腊的斯芬克斯却有两只翅膀。这就比古埃及那个长着石灰石脑袋的家伙显得轻盈娟秀，也就能超越时空从雅典飞到费城。
翅膀是重要的。
是啊，没有翅膀就不能飞向远方。但怎样飞翔，却还要看是什么样的翅膀。[3]
中华的翅膀，是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
的确，忧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底色。从《诗·小雅·小旻》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到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再到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忧患意识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华史。
这是对的。历史的经验证明，任何一个政权，忧患则生，安乐则死。个人也一样。所以，士大夫固然要“先天下之忧而忧”（范仲淹），诗人们也得“为赋新词强说愁”（辛弃疾），因为“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曹操）。甚至就连妓女丫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据说也懂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从而忧国忧民。
但，我们民族又是乐观的。我们相信“天遂人愿”，相信“善恶有报”，相信“事在人为”，相信“事情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即便有了坏事也“焉知非福”。因此，我们“不改其乐”，哪怕“苦中取乐”，也总归“乐在其中”。
既忧患又乐观，就有礼有乐。礼就是理，讲伦理，讲秩序，体现忧患；乐就是乐，讲快乐，讲和谐，造就乐观。礼和乐，是两个基本点，也是两只翅膀。
那么，希腊的翅膀是什么？
科学精神和艺术气质。
正如罗马人痴迷于法律，希腊人则陶醉于科学。希腊人的科学不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是“为思想而思想，为科学而科学”。所以，他们能把埃及人用于测量土地和修建金字塔的技术变成几何学，也能把巴比伦的占星术变成天文学。有科学这双翅膀，希腊文明就超越了他的埃及爸爸、美索不达米亚妈妈，成为第二代文明中的佼佼者。
公元1世纪前后出土。《几何原本》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左右，被认为是欧几里德结合前人成果以及其个人创造而成的不朽著作。全书共十三卷，以演绎法作为基本理论，总结了平面几何五大公设。它是欧洲数学的基础，在两千多年间，被誉为历史上最成功的教科书，更成为严密思维的范例。
安提基特拉机械建造于公元前2 世纪左右，目前已发现82 块残骸。这件古希腊天文学和数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世界上至今已知最早的齿轮装置。通过研究残骸上的齿轮，结合镌刻的希腊铭文操作手册，已证实这个机械装置不仅能计算恒星和行星的位置，还可以预测月食和日食。
然而希腊人又极具艺术气质。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正常的儿童”，也是人类童年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因此能“为艺术而艺术，为审美而审美”。这种纯粹，使他们即便是在纵欲和淫乐时，也毫无负罪感，更不会道貌岸然。只要干得漂亮，不管是谈天说地，还是寻欢作乐，都会得到满堂喝彩，而且喝彩的既包括朋友，也包括敌人。[4]
由此可见，科学和艺术，在希腊人那里是对立的，也是统一的。它们统一于单纯，统一于天然，统一于率真。事实上，希腊艺术原本就是感性精神和理性精神的统一。它们在尼采那里被分别叫做“酒神精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和“日神精神”（阿波罗精神），前者体现于音乐，后者体现于造型艺术，尤其是雕塑。
希腊精神是互补的。
同样，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也是一个互补结构。忧患是底色，乐观是表情，正如希腊艺术气质的背后，其实是科学精神。它们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塑造着一个伟大民族的精神风貌。
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那些毁灭了的文明，很可能都是一条腿在走路。
然而希腊与中华，却又迥异其趣。
总体上说，希腊文明是外向和进取的，中华文明则是内向和求稳的。我们的忧患，其实是对乱的恐惧，对治的祈求。因此，尽管两种文明都有翅膀，飞行方式却截然不同。希腊人是远航，我们是盘旋。因为远航，他们浴火重生；因为盘旋，我们超级稳定。秦汉以后，甚至西周以后，无论怎样治乱循环改朝换代，都万变不离其宗。
这又是为什么？
[3]此节论述请参看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
[4]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