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更清楚南蒯为什么不招人待见了。
道理其实很简单：国之伦理在家，从小就能看到大。比如一个人虐待父母，却宣称忠于祖国，靠得住吗？同样，南蒯背叛家君，却宣称忠于国君，谁相信呢？
更何况，南蒯只是季孙大夫之臣，季孙大夫才是鲁国国君之臣。鲁国国君的事，是他南蒯该管的吗？如此僭越，难道也叫“效忠”？对不起，这叫“上访”！
南蒯不明白的，魏绛明白。
魏绛是春秋时期晋悼公的大夫。因为功勋卓著，悼公要将郑国奉献的乐队分一半给他，魏绛表示不敢当。他说：乐舞是用来巩固美德的，因此可以镇抚邦国，同享福禄，怀柔吸引远方之人。这才叫“乐”，也才可以叫“乐”。[4]
共8件，总重146.75千克。1990年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
奇怪！乐，为什么能“殿邦国，同福禄，来远人”呢？
因为乐是艺术化的礼，礼是伦理化的乐。
是这样吗？
当然是。周人的乐，甚至古人的乐，并不只是音乐。准确地说，是诗歌、音乐和舞蹈的三位一体，叫“乐舞”。所以晋悼公打算赐给魏绛的“乐”，就包括一组编钟，还有一支八人组成的歌舞队。
但，乐舞叫做乐，是因为以音乐为灵魂。对于音乐，最重要的是什么？节奏和韵律。对于伦理，最重要的是什么？秩序与和谐。秩序就是礼的节奏，和谐就是礼的韵律。因此，礼治社会就应该像乐曲，社会成员则应该像乐音。乐音有音高、音长、音强、音色的不同。社会成员一样，也得有差异。有差异，才多样。多样统一，才和谐。
礼，就是界定差异的。
问题是：怎么界定？
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无非“别内外，定亲疏，序长幼，明贵贱”。区分华夏与蛮夷，是“内外有别”；区分血亲与姻亲，是“亲疏有差”；区分老者与少者，是“长幼有序”；区分嫡子与庶子，是“贵贱有等”。它甚至表现为一系列的“制度”（规制和尺度）。比如平民不能戴帽子，只能扎头巾，叫帻（读如则）。贵族当中，士又只有冠，没有冕。冠冕堂皇的，只能是天子、诸侯、大夫。
显然，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贵贱，贵贱就是“音高”。其次是亲疏，亲疏是“音长”。再次是长幼，长幼是“音强”。至于内外，或许可以看作“音色”，华夏民族是“黄钟之鸣”，蛮夷戎狄是“瓦釜之音”。如果“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那就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了。
不过在周人看来，他们的天下不会亡，因为像音乐。天子和诸侯是“高音”，大夫和士是“中音”，平民和奴隶是“低音”。也像音乐团体，民族和国族是乐团，氏族和宗族是乐队，天子、诸侯、大夫、士是指挥。
这可真是天字第一号的乐团。这个乐团演奏的，是最恢宏的交响乐，最悦耳的奏鸣曲，最有气势的大合唱。
主题，则据说叫“和”。
没错，礼辨异，乐统同。礼让人遵守秩序，乐让人体验和谐。所以贵族要钟鸣鼎食，还要佩玉。玉是君子之器。它高贵、典雅、温润，不张扬，文质彬彬。何况玉器佩带在身上，是要发出声响的。这就会提醒主人举手投足都要合乎礼仪，都要有节奏。有节奏就有节制，也就气度不凡。
学习音乐，观赏乐舞，更是贵族必修的功课。如果有条件，还应该向全民推广。因为庙堂有音乐，则君臣和敬；乡里有音乐，则宗族和顺；家中有音乐，则父子和亲。[5]
难怪孔子上课时，会有学生鼓瑟。
孔子的学生言偃（子游）更是身体力行。他主持武城县工作时，便处处都是弦歌之声。据说，孔子听了曾莞尔而笑云：杀鸡哪里用得着牛刀？言偃却回答：君子受了教育就爱人民，小人受了教育就听使唤，老师不就是这样教我们的吗？孔子也马上表态：言偃是对的，我刚才不过开玩笑。[6]
这就是“礼乐教化”。
但，这跟“以德治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不妨实地考察一番。
[4]见《左传·襄公十一年》。
[5]见《礼记·乐记》。
[6]见《论语·阳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