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并非周的发明，殷商就有，夏也有。而且，商人之礼是奢侈的，商人之乐也是华丽的，甚至特别重视音乐之美。汤王的赞美诗《那》这样唱道——
伟大啊繁多，
敲起手鼓。
鼓声隆隆啊，
乐我先祖。
清亮的管乐，
齐整的步武。
铿锵有力的钟磬，
神采飞扬的万舞。[14]
呵呵，他们没准还有唱诗班。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说“周公制礼作乐”？
因为周公让夏商也有的礼乐脱胎换骨。他先拷贝其数据，再格式化其硬盘，然后按照自己的需要安装另一个系统，结果便变成了全新的东西。
那么，周的礼乐，跟殷商的又有什么不同？
不妨先看什么是礼乐。
从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看，礼就是礼器，即祭礼；乐就是乐器，即乐舞。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礼乐。周公要做的事情，当然并不仅仅是把夏商的祭礼和乐舞重新编排一遍，而是要实现质的飞跃和变化，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制度，变成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和安定人心的工具。
◎甲骨文“礼”（甲3629）◎金文“礼”（何尊）王国维、郭沫若都认为“象二玉在器之形”，因此“礼”最早是指礼器。
◎甲骨文“乐”（续3·28·5）◎金文“乐”（郘钟）许慎认为“象鼓鞞”（架子鼓），罗振玉认为是“琴瑟之象”，总之是乐器。
换句话说，商的礼乐是仪（仪式），周的是制（制度）。
问题是，这可能吗？
完全可能。
我们知道，祭礼和乐舞都是有序的。比方说，在祭祀仪式上，接受致敬和礼拜的天神地祇、列祖列宗谁坐主席，谁算列席，要有一个序列；参加祭祀的人，谁是主祭，谁算助祭，也要有一个序列。如此，才能行礼如仪。至于乐舞，也必须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起承转合，井然有序，才能斐然成章。
秩序，是礼的本质，礼的精神。
礼既然是秩序，那就可以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定。这就是周公的礼。它的意义，当然不再仅仅只是敬神祭祖，更在于身份认同和社会责任。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比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也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只要明确这一点，各自安分守己，就不会动乱。
这是西周社会的定海神针。
因此，它必须被确定为制度，这就是礼制；必须被应用于政治，这就是礼治；必须成为普遍进行的教育，这就是礼教；必须成为类似于法律的东西，这就是礼法。
礼制、礼治、礼教、礼法，就是周人安装的软件系统。
但这里面有问题。
问题在于不平等。因为所谓礼乐制度，说到底就是“以等级定秩序”。按照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都不平等。而且，正因为不平等，才有秩序，叫“尊卑有序”。
这就无法让人心理平衡。
是啊！人人生而平等，凭什么有的尊，有的卑？
对此，周公他们自有一套说辞。可惜这些说辞未必让人心服，更未必能让人心悦。这个问题显然必须解决。否则，实行礼制的结果，就不是秩序井然，而是愤愤不平。
周公的办法，是用“乐”来调和。
磬是和钟匹配的乐器。西周中期石磬发展成编磬。石磬略呈三角形，顶角为钝角，上有一穿孔可以悬挂。两底角略呈圆弧状。陕西扶风召陈遗址出土。
什么是乐？乐是音乐，也是快乐。换句话说，音乐是让人快乐的，要想快乐就得像音乐。那么，什么是音乐？音乐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而乐音的特点就是差异。不同的乐音，音高、音长、音强、音色，都不同。但组合在一起，很好听。可见不一样或不平等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组织。
组织的原则就是和谐，和谐则是多样统一。这也正是礼和乐必须构成同一个制度的原因所在。没错，礼辨异，乐统同；礼讲多样，乐讲统一；礼维持秩序，乐安定人心。人心安定，秩序就能维持；秩序井然，社会就会稳定；社会稳定，政权就能巩固。新兴的周，也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
他被后世尊为圣人，也不奇怪。
有圣人崇拜，就有了“看得见的力量”；有礼乐制度，就有了“行得通的手段”。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系统工程就这样建立起来，而按照这个系统建设的就是中华礼乐文明。
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当然一言难尽，但线索是清晰的——因为“君权天授”，所以要“以人为本”；因为以人为本，所以要“以德治国”；因为以德治国，所以要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即“以礼立序，以乐致和”。
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这就是周公的思想体系。
从这样一整套思想体系出发，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井田顾民生，封建从民意，宗法敦民俗，礼乐安民心。至此，周文化和周制度的系统软件，全部安装完毕。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14]《诗·商颂·那》：“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於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