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有德吗？据说有。
在两周文化人的笔下，他们的先君和先王都是谦谦君子和道德楷模，从来就宽厚仁慈，勤政爱民，礼贤下士。比方说，每年春耕，周君都要在田间地头举行“馌礼”（馌读如叶），表示亲自送饭给农夫。诸如此类的说法不胜枚举，依据恐怕也是有的，周的史官和诗人毕竟不是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何况即便是做秀，也比商王的鞭子好。
结果天下归心，“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这话其实很实在。没有力，只有德，是得不到天下的。周人的聪明，就在他们两手都用，而且用得智慧。对大国，他们示威，大国就不敢作对；对小国，他们示柔，小国就甘愿附庸。这样一来，可不就“三分天下有其二”？[5]
显然，周人不但有力，而且有智。只不过后来做总结，就既不谈智，更不谈力，只剩下德。[6]
德，成为上天授权的标准。
后面的结论也顺理成章。周人既然“以德得天下”，那就必须“以德治天下”。否则就会跟殷商一样，自取灭亡。
这是周人几乎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道理。周公就一而再，再而三对子弟和同仁们说：我们是“小邦”，根本就没资格“居中国”，也不敢“革殷命”。现在天地翻覆，完全由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不认商王认周王。为什么呢？就因为纣王失德，而我们的文王和武王有德呀！这跟当年夏桀失德，商汤革命，是一样的呀！
这个道理，直到西周晚期还在讲。陕西岐山出土的青铜器“毛公鼎”铭文，就说皇天上帝对文王和武王的美德大为满意，这才让我“有周”来匹配上天。难怪周公说，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延续文王的美德，才有可能保住天命。[7]
1843年陕西岐山出土。鼎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因作器人毛公得名。鼎内铭文多达四百九十九字，书法为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铭文第一句就是“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劂德，配我有周”。
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家村出土。腹内底有铭文二百八十四字，内容分两部分：前半部也是歌颂自文王至当世天子的功德，后半部为墙自叙其家族史。
诸如此类的话，周公对召公奭说，也对康叔封说。
康叔封就是武王和周公的同母弟弟姬封，排行老九。管蔡之乱后，周公把武庚的人民一分为二，组建成两个新的国家。其中一个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公国；另一个则给了康叔封，国号叫卫，侯国。
卫和宋，其实就是殷和商，是古代殷商二字的音变。可见康叔封的任务，就是要把殷人改造成周人。[8]
康叔封任重道远。
于是周公发表《康诰》，语重心长地对康叔封说：唉，我亲爱的弟弟，年轻的封啊！你要小心翼翼，你要谦虚谨慎，你要戒骄戒躁呀！天命是无常的，天威是可怕的，人民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们天天都在看着你，看你能不能遵循父王的传统，弘扬父王的美誉，继承父王的遗志。那些小人是很难搞的。你得把别人的病痛，当作自己的病痛才行啊！[9]
周公旦语重心长。
毫无疑问，周公旦、召公奭、康叔封，都并非天生的道德楷模。他们的德，其实是逼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没有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上圣坛”。
哈哈，这就对了！
实际上，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或境界，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它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的自私，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这才成为全人类共识。周人的独到之处，则只是在新政权诞生之际，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又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也萌芽了。
这就是“以德治国”。
从逻辑上讲，这是顺理成章的。是啊，既然“君权天授”，当然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为本”，当然要“敬天保民”。但这在世界上，却是独一无二，闻所未闻。世界各文明古国，有宗教治国的，有法律治国的，更有兼用宗教和法律的，还有只靠个人魅力的。以德治国？没听说过。
德，真能治国吗？
如果能，怎么治？
[5]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6]张荫麟先生甚至认为，武王伐纣取得成功，另有两个原因。一是“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二是“昔周饥，克殷而年丰”，也就是武王利用了饥饿的力量，因掠夺粮食而发动战争。见《中国史纲》。
[7]见《尚书·君奭》：“我道惟宁王德延”。
[8]卫和宋是殷和商的音变，见杨宽《西周史》。
[9]《周书·康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