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从西边升起，并不稀奇。周之前，炎帝就是从西边来的，而且是太阳神。周之后，秦人也从西边来，而且做始皇帝。从周到唐，“中国”一直在西边，“太阳”也都是由西往东移。这才有西周、东周，西汉、东汉，西晋、东晋。但无一例外，西在前，东在后。
唐以后，则是南北移动。宋虽然定都开封，却有四个京府：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阳）、南京应天府（商丘）和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南宋则有陪都杭州临安府，可见“中国”也可以南移。直到元明清，才坐北朝南，不再移动。朱元璋的定都南京，只算小插曲。
显然，这里说的“中国”完全不是地理概念，而是政治概念和文化概念，并且主要是文化概念。因为只有延续中华文化的政权，才有资格自居中国，不管在西边还是东边，南方还是北方。如果是外族入主，则一要天下一统，二要变夷为夏，否则是没人认账的。
这种观念，是周的文化遗产。
的确，中华文明的底色和基调，是周人奠定的。周以前，从三皇五帝到夏，都是摸索；商，则是我们民族少年时代的顽皮和撒野。周以后就成熟了，也变得沉稳。国家制度，辛亥革命前只变了一次，时间在战国到秦汉。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则从西周一直延续到明清，这就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和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礼乐制度。正是它们，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
西周，是中华文明的定音鼓。
周人，是中华文明的奠基者。
但在世界范围内，他们却又是一个特例。
美索不达米亚就不说了，乱。印度和希腊也不说了。武王伐纣前，达罗毗荼人创造的印度河（哈拉巴）文明，米诺斯人创造的克里特文明，阿卡亚人创造的迈锡尼文明，都已经先后陨落。印度河文明陨落后，还留下了几百年的空白。此刻，印度是雅利安人的吠陀时代，希腊是多利亚人的荷马时代，都相当于中国的尧舜时代。
可比的是埃及。
埃及简直就是另一个殷商。他们的政权都是神授，他们的国王也都是神的儿子，而且那神还都是鸟，只不过埃及的是鹰（荷鲁斯），殷商的是燕子（玄鸟）。
然而埃及神权政治的年头，却比殷商长得多。从他们建立第一王朝，到沦为波斯帝国的行省，有两千五六百年。当然，其间多有改朝换代，甚至还有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王朝。王朝的最高保护神也换届，荷鲁斯、拉、阿蒙、阿吞（阿顿），轮流坐庄，但都是太阳神，也不能没有太阳神。
实际上，君权神授是君主制的通例。比如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就自称天神的后裔；阿卡德国王，则干脆称自己就是神。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君主，也要教皇加冕。唯独周人说自己的政权是天授，岂非出格？
那么，天授与神授，有区别吗？
有。
神授是宗教性的，天授是伦理性的。
事实上，周人的天，不是超自然超世俗的存在，比如基督教的上帝；更不是人格神，比如埃及的荷鲁斯或殷商的帝喾。它就是自然界，同时又是伟大的人或天大的人，是人的父母，而且这伟大的父母还是天下人的，全人类的。唯其如此，它才会对人类社会表现出人文关怀。
如此的与众不同，难道不是太阳从西边出来？
西边升起的太阳惊人地持久。君权神授的埃及，被其他民族灭掉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在欧洲被颠覆了。唯独中国的君权天授，在民主潮流席卷全球之前三千年延绵不绝。此间所有的天子，都自称奉天承运。没人对此表示怀疑，也没人认为可以不要皇帝。唯一可讨论的，是那皇帝获得天命的可靠性；可做的，则是用真天子替换假皇帝。
真命天子，似乎是大家都需要和可接受的。
这里面难道没有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