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伴随了周公一生。他曾经对儿子说，我身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现任周王之叔，地位不低吧？但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洗头吃饭都常常中断，不能尽兴。为什么？我是时时警惕，不敢怠慢呀！
奇怪！叛乱不是平息了吗？他还忧虑什么？
人心不服。
事实上，正是武庚和三监的反叛给周公敲响了警钟。他很清楚，新政权不可能建立在一夜之间，单凭武力也难以服众，哪怕再加怀柔政策。是啊，周作为蕞尔小邦，凭什么说当老大就当老大？再说了，周以远逊殷商之国力，居然一战而胜。这样的胜利，保得住吗？这样的政权，靠得住吗？
难讲。
其实不要说别人，周人自己恐怕也嘀咕。这就需要解释，需要说明，需要论证，需要用令人信服的说法，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回答和解决两个重要问题。
哪两个问题？
革命的合理性，政权的合法性。
这是不能不想，也不能不答的。要知道，这事直到战国和秦汉，也仍然有人质疑。齐宣王就问过孟子，儒道两家也在汉宣帝时辩论过。以今度古，在西周政权未稳之时，岂能不议论纷纷？作为当事人，周公他们又岂能置之不理？
周人坦然作答。[11]
但，从周公到召穆公，以及他们的后人，说来说去，主题却只有一个—— 天命。
什么是天命？
天命不是运气，而是授权。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就是说皇天上帝派玄鸟为天使，赋予商人以历史使命。
由此获得的权利，叫“居中国”；由此获得的权力，则叫“治天下”。居中国是代表权，可以代表华夏文明；治天下是统治权，可以治理华夏民族。可见，治天下的前提就是居中国。用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来表述，就叫“宅兹中国”。这也是周人要在洛阳再建新都的原因之一。
居中国，为什么是前提呢？
这就牵涉到我们民族对世界的看法。
古人认为，我们的世界是由天和地组成的。天在上，地在下；天是圆的，地是方的。高高在上的天就像穹庐，笼罩四野。所以，全世界就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圆溜溜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多出的四个地方是海，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天下，就在这“四海之内”，简称“海内”。四四方方的“地”画两条对角线，交叉点就是“天下之中”。在那里建设的城市和政权，就叫“中国”。
天下之中的“中国”，对应着天上之中的“中天”，因此是正宗、正统、正规。夏商周（包括后世）都要“居中国”，争夺的就是“正”。正，意味着联盟的老大或王朝的君主已得“天心”，是当之无愧的天之骄子，简称“天子”。
但这与地理位置其实关系不大，否则不可能迁都。偏安一隅当然不行，适当移动则未尝不可，关键在于获得天的授权。授权就是“天命”，得到授权则叫“奉天承运”。既奉天又承运，当然是天子，当然该治天下。
相反，如果皇天上帝收回成命，不让某人或某族再当天子，就叫“革除天命”，简称“革命”。商汤灭夏桀，就是“商革夏命”；周武灭殷纣，则叫“周革殷命”。因此，武王伐纣，是合理的；西周政权，是合法的。
受天命则居中国，居中国则治天下，有问题吗？
有。
[11]关于革命的合理性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诗·大雅》中的《文王》、《皇矣》、《荡》，《尚书》中的《大诰》、《酒诰》、《召诰》、《君奭》等，都在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