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证据证明，夏并不存在。
由于考古学提供的实物证据不足，夏的存在一直遭到质疑。它甚至被怀疑是周人捏造出来的，目的则是为了证明推翻殷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当然有道理。问题是，如果没有夏，殷商就成了“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讲得通吗？[1]
当然讲不通。事实上，从史前的尧舜到文明的殷商，中间必有一个重要的转折关头和过渡时期。叫不叫“夏”，就像夏之前叫不叫“尧舜”，反倒是无所谓的。
同样，把夏看作一个发育成熟的“王朝”，也是自作多情。不但夏不是，商和周也不是。准确地说，夏是“部落国家”，商是“部落国家联盟”，周是“半独立国家联盟”。夏商周可以叫“三代”，却不能叫“三朝”。
事实上，夏商周都不是统一国家，也不是领土国家，甚至不是完全形成的国家。独立主权国家的出现要到战国，完全做到“按照地区划分国民”和“依靠权力处理事务”，则要到秦汉甚至秦汉以后。标志，就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之前，是漫长的成长期。
催生这古老文明的助产士是夏启。由于夏的君主称为“后”，所以又叫“夏后启”。夏是国号，后是王衔，启是人名。后，不是前后之“後”的简体字。它原本就是“后”，意思是诞育者。在传说中，正是夏启这位诞育者废除了禅让制，开创了世袭制，把尧舜时代的部落联盟变成了部落国家，中华民族从此进入文明时代。
这就叫“启废禅让”，是中华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
启，真是个好名字。
不过，司马迁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恐怕很纠结。
作为历史学家，太史公不能不实事求是；而儒家的影响，又像挥之不去的梦魇。按照儒家的说法，尧舜禹，都是温良恭俭让的。让，十分重要。交权的要禅让，接手的要谦让。所以，舜接班，先要守丧三年，然后是避让，一个人跑到南河之滨躲起来。让谁？尧的儿子丹朱。可惜“同志们”不干。各部落的酋长，谈工作、打官司、唱赞歌，都找舜，没人理睬丹朱。舜，这才正式接替尧，做了部落联盟的CEO。
这个程序，禹也走了一遍。只不过他是躲在阳城（在今河南省登封市），避让的则是商均。
不客气地说，这是胡扯！
尧舜禹时代，制度不是禅让吗？父死子继，不是还没变成规矩吗？那么请问，舜和禹，凭什么要避让前任的儿子？所以这事根本就子虚乌有。就算有，也是做秀，还是后来那些篡改历史的儒生帮他们做的。
其实这又何必！
我们要问：避让就一定是美德吗？担任部落联盟的一把手当然好处多多，至少能满足男人的雄心和权欲。要不然，尧和舜为什么死不放手，夏后启又为什么当仁不让？但从法理上讲，接过权杖，毕竟首先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尤其是在那个多事之秋。那么再请问：舜和禹的避让，或谦让，或礼让，是负责呢，还是不负责？是有担当呢，还是没有？
何况就算想当老大，又如何？男儿本自重横行。男人雄心勃勃就像他性欲旺盛，既不光荣，也不可耻，只不过正常。但如果装腔作势，就虚伪。可惜这种虚伪根深蒂固。后来曹操当魏王，曹丕做皇帝，便都“三让之”。
这是一种恶俗。
永远让人尊敬的司马迁，也未能免俗。
[1]美国历史学家伊佩霞著《剑桥插图中国史》认为，由于没有确定的夏遗址能与文献记载相符，因此不能确定商以前是否有一个发育成熟的夏朝。但确定无疑的是，中国历史上在这个时期发生着巨大的转折。这个说法是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