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
1917年4月9日
自1907年起，列宁第二次流亡国外，侨居日内瓦、巴黎、伯尔尼等地。1916年初列宁从伯尔尼迁到苏黎世，和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寄居在修鞋匠卡墨列尔家里。1917年3月中旬，列宁获悉彼得格勒工人、士兵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但政权落到临时政府手里，出现了双重政权并存的局面。正当俄国革命面临这样紧急关头的时刻，身在瑞士的列宁迫不及待地渴望着尽快返回祖国，列宁返回俄国的路线只有两条：一是通过德国，经瑞典、芬兰归来，但德国当时是俄国的交战国；二是取道法国，然后渡海到英国，再返回俄国，但英法当时是俄国的协约国。列宁深知，英国是无论如何不会借道给他这样一个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人的。最后，他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交换拘留在俄国的德国战俘为条件，乘坐一节铅封的车厢，取道德国而归。列宁此举势必会招来许多非议，但他以革命利益为重，把自己的荣辱毁誉置之度外。1917年4月16日晚上11点10分，列宁转从芬兰乘火车抵达当时俄国的首都彼得格勒，以后不到七个月的时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爆发了。
在斯蒂芬·茨威格看来，这趟风驰电掣的封闭列车犹如一发炮弹，乘坐在里面的人物犹如威力强大的炸药；这一炮，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旧世界。
——译者题记
一个住在修鞋匠家的人
瑞士，这一片小小的和平绿洲，在它周围却是世界大战的风云所激起的弥漫硝烟，因而在那1915、1916、1917和1918连着的几个年头里，瑞士也显出一派侦探小说里那种惊险的场面。在豪华的旅馆里，敌对的列强国的使节们擦肩而过，好像互相不认识似的，而一年以前他们还友好地在一起打桥牌和彼此邀请对方到自己家中做客。从这些旅馆的房间里不时溜出一些一闪而过、讳莫如深的人物。国会议员、秘书、外交人员、商人、戴面纱或不戴面纱的夫人们，每个人都负有秘密的使命。插着外国国旗的高级轿车驶到这些旅馆门前，从车上下来的是工业家、新闻记者、文艺界的名流，以及那些似乎只是偶尔出来旅游的人，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几乎都负有同样的使命：要探听到一些消息，刺探一些情报。甚至连引他们走进房间的门房和打扫房间的女仆，也都被逼着去干偷看和监视的勾当。敌对的组织在旅馆、公寓、邮局、咖啡馆到处进行活动。所谓宣传鼓动，一半是间谍活动；貌似友爱，实际是出卖，所有这些匆匆而来的人办理的每一件公开的事，背后都隐藏着第二件和第三件事。一切都有人汇报，一切都有人监视。不管何种身份的德国人，刚一到达苏黎世，设在伯尔尼的敌方大使馆就立刻知道，一小时后巴黎也知道了。大大小小的情报人员每天都将真实的和杜撰的成册报告交给那些外交人员，再由他们转送出去。所有的墙壁都是透风的；电话被窃听；从字纸篓的废纸里和吸墨纸的痕迹上重新发现每一条消息；在这样群魔乱舞的混乱之中，到最后许多连自己都弄不清楚，自己究竟是猎手还是被猎者，是间谍还是反间谍，是出卖者还是被出卖者。
不过，在这样的日子里，只有关于一个人的报告却极少，也许是因为他太不受人注目吧。他既不在高级的旅馆下榻，也不在咖啡馆里闲坐，更不去观看宣传演出，而是和自己的妻子彻底隐居在一个修鞋匠家里，住在利马特河[1]后面那条古老、狭窄而又高低不平的斯比格尔小巷里的一幢房子的三层楼上，这幢房子就像旧城里的其他房子一样，有高高耸立的屋顶，构造结实，但一半由于天长日久，一半由于楼下院子里那家熏香肠的小作坊，房屋已熏得相当黑。他的邻居有：一个女面包师、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奥地利男演员。由于他少言寡语，邻居们除了知道他是俄国人和名字难念之外，别的也就不知道什么了。女房东是从他的一日三餐的简单伙食和夫妇两人的旧衣着上看出他已离别家乡流亡多年了，而且也没有大笔的财产和做什么赚大钱的买卖。这夫妇俩刚搬来住的时候，全部家当还装不满一个小篮呢。
这一个身材矮小的人是那么的不显眼和生活得尽可能不引人注意。他避免交际，邻居们很少能和他眯缝的双眼里锐利而又深沉的目光相遇，也很少有客人来找他。但是他每天的生活却极有规律，上午9点钟去图书馆，在那里一直坐到12点钟图书馆关门，12点10分准时回到家中，12点50分又离开寓所，成为下午到图书馆去的第一个人，然后在那里一直坐到傍晚6点钟。况且，情报人员只注意那些喋喋不休的人，而不知道沉默寡言、埋头书堆、好学不倦的人倒往往是使世界革命化最危险的人物，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这一个住在修鞋匠家里、不引人注目的人写过报告。与此相反，在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大家都认识他，知道他曾是伦敦的一家俄国流亡者办的激进小刊物的编辑，是彼得堡的某个发音别扭的特殊党派的领袖；不过，由于他在谈论社会主义政党里的那些最有名望的人物时，态度生硬和轻蔑，并说他们的方法是错误的，又由于他自己显得不好接近和完全不会通融，所以大家也就不太关心他了。有时候，他利用晚上在一家无产者出没的小咖啡馆召集会议，来参加的人至多不过十五到二十名，而且大多是年轻人。因此，人们对待这位怪僻的人，就像对待所有那些没完没了地喝着茶和争论不休从而使自己头脑发热的俄国流亡者一样，采取容忍的态度，但也没有人去重视这个面容严肃、身材矮小的人。在苏黎世，认为记住这个住在修鞋匠家里的人的名字——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是重要的，不足三四十人。所以，假如在当时那些以飞快的速度穿梭于各个使馆之间的高级轿车中有一辆车，偶然在大街上撞死了这个人，那么世界上的人都不会知道他是谁，既不会知道他是乌里扬诺夫，也不会知道他是列宁。
实现……
有一天，那是1917年3月15日，苏黎世图书馆的管理员感到奇怪。时针已指到9点，而那个最准时的借书人每天坐的座位却还空着。快9点半了，快10点了，那个孜孜不倦的读者还没有来。他是不会再来了。因为正当他来图书馆的路上，一位俄国朋友同他的谈话把他留住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俄国爆发革命的消息打乱了他的全部计划。
起初，列宁还不敢相信。他完全被这消息惊呆了。可是随后他迈开短促迅速的步履，赶往苏黎世湖滨的报亭，从此，他以后就一直在报亭和报馆门前等候消息，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事情是真的，消息是确凿的，而且他觉得一天更比一天真实得令人鼓舞。开始只传来不确实的消息，说发生了一次宫廷革命，好像只更换了内阁；然后才传来：沙皇被废黜了，成立了临时政府，接着又传来杜马[2]开会那天的情况，俄国自由了；政治犯得到了大赦——所有这一切都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20年来，他在秘密组织里、在监狱里、在西伯利亚、在流亡中都曾为之奋斗的这一切，现在实现了。他顿时觉得，这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数百万人的死亡，血没有白流。他觉得，这些死者并不是无谓的牺牲品，而是为了一个自由、平等和持久和平的新王国而献身的殉道者，现在，这样一个新王国已经诞生。这个平时是那么清醒和沉静的梦想家此刻却像迷醉了似的。可以回到俄国老家去了！这一鼓舞人心的消息也振奋着在日内瓦、洛桑、伯尔尼的其他几百名蛰居在小小斗室里的流亡者，他们欢呼、雀跃，因为他们现在不是用假护照隐姓匿名，冒着被判处死刑的危险回到沙皇的帝国去，而是作为自由的公民回到自由的土地上去。他们所有的人都已经在准备自己少得可怜的行装，因为报纸上登载了高尔基的言简意赅的电报：“大家都回家吧！”于是他们向四面八方发出信件和电报：回家，回家吧！集合起来！团结起来！为了他们自觉悟以来毕生奋斗的事业——俄国革命而再一次献身！
……和失望
然而，几天以后他们惊愕地认识到：俄国革命的消息虽然使他们欣喜若狂，但是这个革命并不是他们所梦想的那种革命，而且也谈不上是俄国的一次革命，它无非是一次由英国和法国的外交官们策动的反对沙皇的宫廷政变，目的是阻止沙皇与德国媾和。它不是由要求和平与权利的人民所进行的革命。它不是他们曾毕生努力并且准备为之牺牲的那种革命，而是好战的党派、帝国主义分子和将军们为了不愿被别人打乱自己的计划而策动的一次阴谋。而且，列宁和他的同志们不久还认识到：让大家都回去的许诺并不适用于那些要进行激烈的、卡尔·马克思式的真正革命的人。米留可夫[3]和其他的自由派人物已经指示要阻止他们回去。他们一方面把那些对于继续进行战争有利的属于温和派的社会主义者迎接回国，例如普列汉诺夫[4]就是在护送人员的陪同下十分体面地乘着鱼雷艇从英国回到彼得堡，另一方面，他们却把托洛茨基[5]截留在哈利法克斯[6]，把其他的激进派分子拒之于国境线外。在所有协约国[7]的边境线上的关卡哨所，都有一份记录着参加过第三国际齐美尔瓦尔得会议[8]的全体人员的黑名单。列宁抱着最后的希望，向彼得格勒拍去一封又一封的电报，但是这些电报不是中途被扣留就是放在那里置之不理。在苏黎世人们不知道，在欧洲也几乎没有人知道，然而在俄国，人们却知道得很清楚：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在反对他的人看来，是多么坚强有力，多么矢志不移，又是多么致命的危险。
这些被拒之于国门之外的人，真是一筹莫展，无限绝望。多少年来，他们在伦敦、巴黎、维也纳的总部里举行过无数次的会议，制订了自己的俄国革命的战略，他们权衡、尝试、彻底讨论过组织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十多年来，他们在自己的刊物中互相探讨过俄国革命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各种困难、危险和可能性。而这个人一生所思考的，就是关于俄国革命的总体构想；经过不断修改，这个总体构想终于最后形成。可是现在，因为他被阻留在瑞士，他所构想的革命将被另一些人篡改和搞糟，他觉得那一些人假借解放人民的崇高名义，实际上却是为外国人效劳，为外国人谋利益。兴登堡[9]在他40年的戎马生涯中几乎是调遣和操纵着德国军队的行动，但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却不得不穿着平民服装待在家里，只是用小旗帜在地图上标出现役将军们的进展和错误。列宁在这些日子里的命运和兴登堡的遭遇何其相似。这位平时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列宁，在这绝望的日子里也竟做起最不着边际的迷梦来：能否租一架飞机，飞越德国和奥地利？——然而，第一个找上门来表示愿意帮助的人，却是一个间谍；于是他心中不断产生潜逃的想法，他写信到瑞典，请人设法给他弄一张瑞典护照，他甚至想假装成哑巴，这样就可以不受盘问。不过，在夜里可以有各种丰富的幻想，但早晨一起来，列宁自己也知道这些美梦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只是到了大白天，他仍然知道：必须回到俄国去。他必须自己去从事自己的革命，而不是让别人代理。他必须去进行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革命，而不是那种政治上的更迭。他必须回去，必须立刻回到俄国去，不惜一切代价！
取道德国：行不行？
瑞士是处于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奥地利的环抱之中。作为革命者的列宁要取道协约国是行不通的，而作为俄国的子民，即作为一个敌国的公民，要取道德国也是不行的。然而令人感到荒唐的是：威廉[10]皇帝的德国却要比米留可夫的俄国和普安卡雷[11]的法国对列宁显得更为友好热情。因为德国需要在美国宣布参战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同俄国媾和，所以，一个能在那里给英国和法国的使节们制造麻烦的革命者，对德国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备受欢迎的帮手。
但是，列宁以前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威廉皇帝的德国进行过无数次谴责和抨击，现在却突然要同这个国家进行谈判，迈出这一步，显然要承担不同寻常的责任。因为按照迄今为止的道德观念，在战争期间得到敌国军事参谋部的允许，进入并通过敌国的领土，这无疑是一种叛国行为。而且列宁也清楚地知道，这一行动从一开始就会使自己的党和自己的事业遭到诋毁。他本人将要受到嫌疑，以为他是作为一个受德国政府收买和雇用的间谍被派到俄国去的；而且，一旦他实现了自己的立即媾和的纲领，那么他将会永远成为历史的罪人，指责他妨碍了俄国取得真正的胜利的和平。所以当他宣布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将走这条最危险、最足以毁坏名誉的道路时，不仅那些温和的革命者，而且连大多数与列宁观点一致的同志，也都为之瞠目。他们急得不知所措地说：瑞士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已在着手谈判，争取通过交换战俘这种合法而又不刺眼的办法，把俄国革命者送回去。但是列宁知道，这将是一条多么漫长的路，俄国政府将会为他们的返回蓄意制造各种人为的障碍，一直拖到遥遥无期。而现在的每一天，每一小时都事关重大，于是他只得铤而走险，决心去干这种按照现有的法律和观念被视为是属于背叛的事，这样的事，那些少具魄力和胆识的人都是不敢干的。但是列宁却已暗下决心，并且由他个人承担全部责任，同德国政府进行谈判。
协定
正因为列宁知道自己的这一步会引起轰动和攻击，所以他要尽可能公开行事。瑞士工会书记弗里茨·普拉廷[12]受他的委托前去和德国公使磋商，向他转达列宁提出的条件，这位公使在此之前就已和俄国流亡者进行过一般性的谈判。现在，这个身材矮小、名不见经传的流亡者好像已经预见到自己不久必能具有权威似的，根本没有向德国政府提出什么请求，而是向德国政府提出条件，说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俄国旅客才准备接受德国政府提供的方便，即承认车厢的治外法权；上下车时不得检查护照和个人；俄国旅客按正常票价自己支付旅费；不允许以任何方式让旅客离开车厢。罗姆贝尔格大臣把这些条件向上报告，一直呈送到鲁登道夫[13]，无疑得到了他的首肯，虽然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这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或许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只字未提。德国公使曾想在某些细节上做些修改，因为列宁故意把协定写得模棱两可，为的是不仅使俄国人，而且也让同车的奥地利人拉狄克[14]免受检查，但是德国政府也像列宁一样着急，因为就在4月5日这一天，美利坚合众国向德国宣战了，所以德国公使没有如愿。
于是，弗里茨·普拉廷在4月6日中午得到这样一项有纪念意义的通知：“一切按所表示的愿望进行安排。”1917年4月9日下午3点半钟，一小群提着箱子、穿着寒酸的人从蔡林格霍夫餐馆向苏黎世的火车站走去。一共是32人，其中有妇女和儿童，在男人中只有列宁、季诺维也夫[15]、拉狄克的名字日后为世人所知。他们一起在那家餐馆吃了一顿简便的午饭，并且一起签署了一份文件，他们都知道《小巴黎人》报上的这样一条报道：俄国临时政府将把这些经过德国领土的旅客视做叛国分子，所以他们用粗壮的直来直去的字体签名，以示他们对这次旅行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和同意所有的条件。现在，他们默默地、坚决地踏上这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行程。
他们到达火车站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没有新闻记者，也没有摄影记者。因为在瑞士谁认识这位乌里扬诺夫先生呢。他戴着一顶压皱了的帽子，穿着旧上衣和一双笨重得可笑的矿工鞋（这双鞋一直穿到瑞典），夹杂在一群提箱挎篮的男男女女中间，默默地、不引人注意地在列车里找了一个座位。这些人看上去和那些从南斯拉夫、鲁登尼亚[16]、罗马尼亚来的无数移民并无两样，那些移民在前往法国海岸并在那里远渡重洋以前，常常在苏黎世坐在自己的木箱上休息几个钟头。瑞士的工人政党不赞成这次旅程，所以没有派代表来；只有几个俄国人来送行，为的是给故乡的人捎去一点食物和他们的问候。还有几个人来，他们是想在最后一分钟劝列宁放弃这次“无谓的、违法的旅行”，可是大局已定。3点10分，列车员发出信号，列车滚滚地向德国边境的哥特马丁根车站驶去。3点10分，从这个时刻起，世界时钟的走法变了样。
封闭的列车
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发射了几百万发毁灭性的炮弹，这些冲击力极大、摧毁力极强、射程极远的炮弹是由工程师们设计出来的。但是，在近代史上还没有一发炮弹能像这辆列车似的射得那么遥远，那么命运攸关。此刻，这辆列车载着本世纪最危险、最坚决的革命者从瑞士边境出发，越过整个德国，飞向彼得格勒，要到那里去摧毁时代的秩序。
现在，这一枚不同寻常的炮弹就停在哥特马丁根火车站的铁轨上，这是一节分二等席位和三等席位的车厢，妇女和孩子坐在二等席位，男人们坐在三等席位。车厢的地板上画了一道粉笔线，这就是俄国人的领地和那两个德国军官的包厢之间的分界线，那两个军官是来护送这批活的烈性炸药的。列车平安地行驶了一夜。只是在法兰克福，突然有几个德国士兵跑来——他们事先听到了俄国革命者要从这里经过的消息，而且还有几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企图和这批旅行者攀谈，但都被拒绝上车。列宁知道得很清楚，在这德国的领土上哪怕只和一个德国人说一句话，也会替自己招来嫌疑。到了瑞典，他们受到热烈的欢迎，并在那里进了早餐，这些饿坏了的人都向餐桌拥去，餐桌上的黄油面包竟像奇迹般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早餐后，列宁才不得不为了换下那双沉重的矿工鞋去买一双新鞋和几件新衣服。现在终于到达俄国边境了。
这一炮击中了
列宁在俄国土地上的第一个举动，充分显示出他的性格特点：他没有朝任何人看一眼，就一头埋进报纸堆里。虽然他已经有14年没有待在俄国，已经有14年没有见到自己的故土、国旗和士兵的军服，但是这位意志坚强的思想家不像其他人似的泪水泫然，也不像同来的妇女们似的去拥抱那些被弄得莫名其妙的士兵们。他首先要看的是报纸，是《真理报》，要检查一下这份报纸——他自己的报纸是否坚定地维护国际主义立场。不，它并未坚持足够的国际主义立场，他气愤地把《真理报》揉成一团。报纸中还始终是“祖国”呀、“爱国主义”呀这样一些字眼，而他思想中的那种纯洁的革命却谈得很不够。他觉得，自己回来得正是时候，他要扭转舵轮，去实现自己的平生理想，不管是迎向胜利还是走向毁灭。但是，他能达到目的吗？他感到有点不安，也感到有点担忧，到了彼得格勒——当时这座城市还这样称呼，不过为时不会太长了[17]——米留可夫不会立刻将他逮捕吗？对于这个问题，专程前来迎接他的两位朋友——加米涅夫[18]和斯大林——在车厢里没有回答，或者说他们不愿意回答。他们只是在昏暗的车厢里露出明显的、神秘的微笑，在朦胧的灯光中显得有点隐隐约约。
不过，事实却做了无声的回答。当列车驶进彼得格勒的芬兰火车站时，车站前的广场上已经挤满成千上万的工人和来保护他的带着各种武器的卫队，他们正在等候这位流亡归来的人。《国际歌》骤然而起，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走出车站时，这个昨天还住在修鞋匠家里的人，已经被千百双手抓住，并把他高举到一辆装甲车上，探照灯从楼房和要塞射来，光线集中在他身上。他就在这辆装甲车上向人民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演说。大街小巷都在震动，不久之后，“震撼世界的十天”[19]开始了。这一炮，击中和摧毁了一个帝国、一个世界。
【注释】
[1] 利马特河（Limmat），流经苏黎世市区，入苏黎世湖。
[2] 杜马，俄文的音译，意即议会，1905年后，沙皇政府先后召开过五届国家杜马。1917年2月14日（俄历）国家杜马开会的当天，广大群众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运动。
[3] 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可夫（1859—1943），俄国自由君主派的立宪民主党首领，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第一届临时政府外交部长，推行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的帝国主义政策，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是外国武装干涉苏维埃俄国的组织者之一，后流亡国外，1921年起在巴黎出版《最近新闻报》。
[4]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1856—1918），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宣传家，20世纪初与列宁一起主编《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参加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但在大会以后对机会主义分子采取了调和立场，随后加入孟什维克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对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持否定态度。他是1917年3月革命以后从瑞士取道英国回彼得格勒的。
[5] 托洛茨基（1879—1940）曾于1915年移居法国，1916年被法国驱逐出境，取道古巴于1917年1月到达纽约，1917年3月，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乘船回俄国，但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海港被英国当局逮捕下船，并在加拿大拘禁一月。
[6] 哈利法克斯（Halifax），这是指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濒大西洋的哈利法克斯海港。
[7]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由英、法、俄、日、美、意等25国组成。
[8] 齐美尔瓦尔得代表会议，即国际社会党人第一次代表会议，于1915年9月5日至8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得举行。参加会议的有德、法、俄、意、荷等11个国家的38名代表，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是在第二国际彻底破产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谴责了社会沙文主义及“保卫祖国”的口号。但严格说来，齐美尔瓦尔得派不属于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始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成立。
[9] 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 1847—1934），德国元帅，魏玛共和国第二任总统。1871至1911年的四十年间一直在军队中任职，军阶升至将军。1911年因“冒犯皇帝”而辞职回到汉诺威过清闲生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尚在家中当寓公，但8月22日突然接到大本营电报，被任命为第八集团军司令，复出后即率部与俄军交锋，屡建奇功，最后把俄军全部赶出东普鲁士。1916年德皇威廉二世任命兴登堡为德军总参谋长。兴登堡谙熟历史和地理，把看地图视为趣事。
[10] 威廉二世（Wilhelm II, 1859—1941），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帝国皇帝。
[11] 雷蒙·普安卡雷（Raymond Poincaré, 1860—1934），法国政治家，1913至1920年任法国总统。
[12] 弗里德里希（弗里茨）·普拉廷（Friedrich [Fritz] Platten, 1883—1942），瑞士共产党人，职业革命家，1912至1918年任瑞士社会民主党书记，是1917年4月安排列宁从瑞士返回俄国的主要组织者，后参加第三国际工作。
[13] 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 1865—1937），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最高统帅部军需总监，同兴登堡共享军事指挥权，实为战时第二号实权人物。
[14] 卡尔·别隆加尔道维奇·拉狄克（1885—1939），生于波兰的加里西亚，20世纪初先后在波兰、莱比锡、不来梅等地担任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1915年属齐美尔瓦尔得左派，1917年到俄国加入布尔什维克，后于1937年被苏维埃政权判处十年徒刑，服刑两年后死去。
[15] 格里高利·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1883—1936），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被捕，出狱后流亡国外至1917年4月。十月革命后任俄共（布）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年被开除出党，同年被捕，1936年被处死。
[16] 旧时奥匈帝国的地名，是侨居奥匈帝国的乌克兰人的居住区。
[17] 今日的列宁格勒在1914至1924年称彼得格勒，后改称列宁格勒，苏联解体后又恢复原名彼得堡。
[18] 列夫·波利索维奇·加米涅夫（1883—1936），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年被开除出党，1934年被捕，1936年被处死。
[19] 指十月革命开始的十天，美国新闻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 1887—1920）为报道这次革命，著有《震撼世界的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