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水程，最后一站是陕西省的安康，西风里，又见平畴沃野。
大家下了船，挥挥手，落叶一般散开，离心力清清楚楚，又好像我们中间有个弹簧。同船的日子彼此那么亲近，好像全是一时的不得已。
人走散，木船也冉冉消失，在船上学会了怎样蹲在船尾大便而不致掉进江心里去，学会了怎样在激流中舀起一碗水来，也全是一时的不得已，当时全神贯注，而今而后全不放在心上。
难得江老师还记得“江来江上读秋水”，他临走留下一句话：“有了下联，写信告诉我。”西风很大，独自在江岸上立脚不稳。
我曾经对出下联，现在忘记了。
我还得往西走，去找我的蒲溪。还是那一副散步的架势。安康、蒲溪之间有个小镇叫恒口，走到恒口我觉得饿了也觉得累了。回头一看，后面有个“我辈中人”赶上来大摇大摆，两袖冷风，——没带行李。那不是五级的程明光吗！
我们俩吃了，喝了，坐在当地小学的大门底下合计前面的路程，嗯，这光景有几分像西迁了。他也是个病号，坐另一条船，我们交换了一些坐船的经验，以我们的眼光批评了异地风物，这七分像西迁了。今天恐怕赶不到蒲溪，索性在小学教室里歇宿一晚，于是我们一同去找校长，这八分像西迁了。
校长的长相简直可以冒充程明光的哥哥，白白的，圆圆的，笑起来眼睛弯弯的。他待我们不错，教人在地上撒开几把干草。这几把草很重要，自从离开打蛋厂就没遇见水泥地，我这床被子半铺半盖，有一把草垫在身子底下，才可以摊开整个棉被与明光共享。一夜没怎么睡，听明光谈未来，背诵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嗯，这九分像西迁了。
第二天没人催我们起床。我听见早操的哨子，赶紧爬起来向校长辞行，脸也没来得及洗。校长笑着说：“慢慢走啊。”我发了呆，不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他只好再补一句“慢慢走啊”。你看，那时候，我们哪里懂得待人接物！
恒口向西，明光唱《我是太阳》，我曾经说那支歌简直就是我们的校歌。他的歌喉好，是合唱团团员，听他唱，才知道我有许多地方唱错了，于是我一句一句唱，他一处一处订正。——这又不像是西迁。
大半是为了这首歌，我在八十年代和他通信叙旧。他在湖北黄陂落户，一直教书，“文革”中划归“反动学术权威”，说明他在这一行是佼佼者。他对二十二中的钟情和恋念，超过我，也超过我所知道的任何人，堪称是我们最执著的校友。
蒲溪当然有溪，我抄起溪水洗脸，耳听对岸。有人问，衡阳已经丢了，鬼子想打桂林，如果又要迁校怎么办。另一个人回答：“如果有那一天，那大概是国家快要灭亡了。”
抬头一看，答话的人是五级的迟绍春。
迟绍春原籍山东文登，二分校五年级学生，有活跃分子之名。他后来和王孝敏同学都考入西北医学院，随校迁往台湾，并入国防医学院。
那是五十年代，台湾人称为“白色恐怖时期”，迟和王两人一同涉入共谍案，迟绍春处死，王孝敏判七年。九十年代以后，台湾的书刊论述五十年代的权威统治，一再把王孝敏的档案照片登出来，当做受害人的样板，可能因为她长得动人，能增加文字的感性。
王孝敏的再生能力很强，大落大起，后来成为国际学者。我们不知道故事细节，如果她自己认真写一本书，可以鼓励跌倒在地的人站起来。
重读战史，这时，一九四四年秋末，英军美军大胜，中国军队大败。菲律宾海面，美日两国海军交战，日本损失航空母舰四艘，主力舰三艘，其他军舰十九艘，日本海军从此不能影响战局。可是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沿湘桂路攻击，以三个师团兵力直指桂林，桂林失陷，第一三一师师长关维雍阵亡。日本加强对中国的军事进攻，派冈村宁次为侵华日军总司令，代替畑俊六。日军由桂林北进贵州，威胁重庆。
然而蒲溪是安静的。看历史，宋朝的金兵，明末的李自成，清初三藩之乱，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同治年间的太平军，都在这里打过仗。然而蒲溪是安静的，抗战后期，这里的居民才看见汽车、飞机、美国人。美国空军开着吉普车匆匆经过，B—29 轰炸机飞往安康机场降落，只要木筏竹筏永远沿着月河漂下去，就好像外来的新生的事物都是暂时，都是偶然。
华北各省的村庄，住户房屋紧密地结合起来，一个村庄是一个相互拥挤的小集团，对外保持着警戒。蒲溪，除了那个小小的寨子以外，人家稀稀落落分布在山坡上，稻田里，竹林旁。我们上课、住宿、吃饭，分别在不同的地方，踩着田间小径走来走去，恍如置身江南。杨奇英老师说了一句：可惜蒲溪太穷，如果稍稍富足一些，这里就是江南。
蒲溪铺南有清溪，北有月河，可称水乡。河侧溪旁是一个小小的寨子，寨外溪河交汇处有一所小学，正是二分校的校址。站在二分校的校门口向西展望，只见右面秦岭，左面凤凰山，中间一条谷形的平地。月河由凤凰山发源，流入汉江，二十二中的四大部门，就在这狭长的天地定点立足。
蒲溪的动脉不是溪，是一条公路。这条公路东西走向，叫安石公路，它的东端起自安康（一分校所在），经蒲溪铺（二分校所在），涧池铺（校本部所在），汉阴城（第二十八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平梁铺（师范部所在），到石泉。由石泉西行，是西乡、城固、汉中。二十二中从东端出现，三年半后再度迁徙，自西端隐没。果如迟绍春的戏言，三迁之后，中国大陆天翻地覆，改朝换代。
这条路，诸葛亮当年走过吗，他曾经管辖这一带地方，他“平天下”的战略计划，正是以汉中和荆州为转轴，北图中原，这条路是他和荆州之间的一条神经。现在老校长李仙洲在这条路上走来走去，他说，一旦抗战胜利，二十二中师生可以沿着来路走回，从安康坐船，沿汉江到武汉，由武汉换火车回山东。他想象二十二中永远设在济南。
我仍在“病”中，所以，蒲溪的景物我也只有模糊的感受，像一张泼墨山水。为了满足回忆，我和几位老同学反复通信，定居四川的郭剑青，定居北京的陈嘉枢，定居美国的袁自立，都尽力帮助了我。四川的周玉清女士，替我买来汉阴县志。她是红学家，写过一部《红楼新续》。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汉阴县志，有两条记述涉及我们那所流亡中学：
第一，我们那所学校由安徽迁入陕西汉阴时，带来一辆木轮的车子。这种车在山东很普遍，汉阴人眼里倒新鲜，就由良工巧匠大量仿造，充作当地的运输工具。虽然这种车有缺点，不久就被汉阴人加以改良，赋以新型，但编纂县志的委员们还是慷慨地记述始末，算是我们这群异乡人对汉阴本土的一点贡献。
第二，当年汉阴的医疗事业很落后，当地人生了病求诊不易，县志特别记载：我们那个学校的两位校医留在汉阴开设了诊所。县志记下两位医生的名字：朱秀建和张希华。在那只有教会医院和县立卫生所的地方，忽然多了两个诊所，患者是方便得多了。这也算是我们那个学校留在汉阴的一点去思。
县志是一县民众的共同记忆。你看，只要你有一丁点儿成绩、一丁点儿良好的影响，大众都会记住你。我流浪各地，见庙参庙，见碑读碑，发现同胞百姓随时等着把那为地方立德立功的人永远留在记忆里。树碑建庙，编小曲大鼓，都是他们使用的形式。当然还有地方志书。一个小小的诊所算什么，一辆木轮车算什么（况且还是无心插柳），然而他们表示：“毋以善小而不为。”
汉阴现在有公路三十九条，有铁路上接汉中、下通老河口。汉阴境内医院、卫生院、合作医疗站、妇幼卫生保健站密布，医疗水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情势如此，县志的编纂委员们抚今忆昔，不肯抹煞当初我们有幸参与的筚路蓝缕。这就使人遗憾惭愧，贡献何其太少。我不免要想：除了两个诊所一辆车，若能多留下点东西，有多好！
可是，那时，我们还能做什么？
我们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中学。那时汉阴仅有一所初级中学，共有一百六十九个学生，而我们全校有一千七百人。中学毕业生在地方上有特殊地位，可以参加祭孔典礼。谁家的孩子应届毕业，有专人从城里到家中报喜，喜讯写在一大张红纸上，毛笔大字，有一定的款式，大意是某府某某老太爷之令郎某某，蒙省主席某县长某批准在汉阴中学毕业，特此捷报鸿喜。毕业生的家长要开大门，放鞭炮，给报喜的人红包，亲朋邻居都来道贺。然后，那一大张“捷报”高高贴在门楣之上的墙壁上。这还是科举时代留下来的排场。
汉阴人受教育不容易，二十二中如能广收当地青年，最是上策。老校长李仙洲为二十二中寻找校址，对汉阴父老许下诺言：你们的子女也可以进来念书。到了应该实行的时候，教育部说，汉阴不是沦陷区，当地人可以入学，但是必须自费。殊不知汉阴教育所以不发达，正因为家长没有钱。非常遗憾，二十二中在当地只收了两个学生，实在太少。
汉阴青年缺少读书的机会，而我们糟蹋机会。汉阴一年，学生的成绩都退步了，不过仍有少数同学以宗教徒那样的热诚和执著潜心向学，管他青年从军，日本投降，管他拉肚子、打摆子，管他“浩浩荡荡的学潮、甜甜蜜蜜的恋爱”以及后来的“男生去延安、女生嫁军官”，他们不识不知、念兹在兹，流亡三千里、考卷一百分。“书中自有黄金屋”，捧起书本忘了冷，“书中自有千钟粟”，打开笔记本忘了饿。
若要在我们二分校选一位苦学的模范，我认为日照县来的女生丁青润应推第一。她的母亲带着她和她的两个弟弟，到广西桂林寻找她们的父亲，不幸赶上黔桂大撤退。这是抗战史上最悲惨的一次撤退，日军由湖南下桂林，又从桂林攻入贵州，百万难民沿着铁路线逃走，一路上多少人冻死、病死、被土匪打死、从火车上掉下来摔死，人流从名将张发奎眼底经过的时候，这位铁汉潸然泪下。就这样，丁青润在贵州境内失去了她的父母。
这年丁青润的小弟弟十一岁，大弟弟十二岁，她自己可能十七岁。她在同乡指引下回到陕西，进了二十二中，一面读书一面教弟弟念书，她的成绩全校第一。她夜间为弟弟洗衣服，补衣服，改作业，她的成绩仍然全校第一。有一次，两个弟弟都病了，她白天上课，夜晚护理，常常彻夜不眠，到学期终了，她的总平均分数仍然最高。后来他们姊弟三人全受完大学教育，这是一个奇女子。
论男生，像陈嘉枢那样的学生也不可多得。他是山东烟台人，到安徽阜阳时十五岁。他创下的奇迹是，初中毕业已经把高中的立体几何和三角自修完毕。平时，除了上课，我们看不见他，他总是向厨房支领了他应得的一个馒头，到山上林间躲起来用功。夜晚，隔着窗子，总可以看见他那盏红豆似的灯火最后熄灭，甚至彻夜并不熄灭。
他创下的另一个奇迹是，在一个暑假之内，“自修”读完五经中的四经（易经除外）。他每天到十八里以外的山村去见一位老先生，提出他弄不懂的地方。据说这位老先生一度曾经是于右老的业师，想必饱学，有个年轻人从东海之滨前来请益，他也视为奇缘。
据我耳目所及，二分校的刘宗元、宋钊、尹相墉、申淑贞、王学美、陈培业、司志国，也都在汉阴打下结实的基础，后来成为各行各业的专才。从此以后，我常告诉人家：没有好的家世（不要紧），只要有好的学校；没有好的学校（不要紧），只要有好的老师；没有好的老师（不要紧），只要有上进的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