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究竟有多少人相信预兆？有人微笑点头，心里却并不坚持；有人说：“那是迷信”，声音很低，唯恐鬼神听见。
我们的厄运是从二分校主任张秀峰跌破了眼镜开始的。他有深度近视，他的眼镜是玻璃镜片，金边，那时镜片都用玻璃，怕摔。
这年春天，我们照例到柴集，全校师生在校本部团聚，过阴历年，庆祝校庆，参观运动会。我们午后出发，晚上住在后湖一分校的校舍里。这天大家很饿，很累，对晚饭的期望很高，因为这两天照例加菜。这天一分校的晚餐热腾腾，香喷喷，馒头也破例废除两手捧着的草鞋底，改成恰可盈握的水蒸梨。我们越看越馋，可是谁也想不到，我们没饭吃！
这件不可思议的事所以发生，我想（今天回想）军训教官和事务处都有责任。二分校有个炊事班，炊事班有班长，也就是伙头军，有炊事兵，也就是伙夫，他们竟然都没有来！那时学校是军事管理，到柴集去算是行军，住在后湖算是宿营，宿营要先安排厨房厕所，载在教范，教官是念过的，他没照本子办事！
不过，军训教官从来不管伙食，伙食关乎钱粮出入，甚为“敏感”，教官避免涉及，炊事班的头顶上司是事务处。这天事务处全体员工躬逢其盛，自己吃个红口白牙，忘记了所以有个事务处、是因为有学校，所以有学校、是因为有学生。
那时二分校的事务主任跟学生没有缘，学生朝他敬礼，他看空气，于是学生也就拿他当空气看。后来，也许他愿意还礼，可是学生不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这就使他更厌恶学生。“国难期间”，那时我们总是吃不饱，吃完了、还蹲在那里望着空盆空碗发呆，听见教官的呵斥才站起来，动作太快，总有几分钟眼黑头晕，摇摇如在舟中。阴历年加上校庆，一年只有这么几顿能把肚皮撑圆，只要这几顿饭别让他们失望，他们就能在流言飞语中信任你一年。可是，……
等到暮色苍茫，望见同学三五成组自柴集的方向急奔而来，他们“征用”了农家的木板车，送来冰冷的“抗战八宝饭”，这些饭，还是同学们等“老百姓”吃过晚饭，借了挨家挨户的小锅小灶，一锅一锅煮出来。
由于失望，觉得这些饭特别硬，特别冷，特别粗糙，嚼在口中，有莫名的伤感。一个黑脸膛的高年级同学愤然说：“我们不吃，我们全体到校本部去找张秀峰讲理！”他操鲁北口音。
群声响应。这时，张主任还戴着他的金边眼镜，在柴集校本部跟新校长郑仲平谈天，李仙洲已不是校长。
这天二分校张主任夜宿校本部，睡前，他的眼镜忽然掉下来，在地上摔坏了，左边的镜片破裂，右边的镜片脱落。他端详空洞的框架，悬念老家，难以成眠。
夜半，二分校的一个学生飞奔而至，把张主任从床上喊起来，报告情况。二分校的四百学生因为没有晚饭可吃，连夜从后湖宿处朝校本部急行军而来，要向主任兴师问罪。十人之中，必有忠义，张主任在二分校有许多子弟兵，此时只能通风报信，不能左右大局。
没有眼镜，张主任减损许多风采，所幸还有框架可以戴上，他喊醒郑仲平校长，动员校本部的炊事班立即做饭，然后，他朝操场走去。突然失去镜片的帮助，他深一步浅一步，好像地面崎岖不平，所幸他步上讲台之时，操场里还没个人影。学生的计划正是先在操场里集合，再请主任出来“训话”，大家走进操场，看见主任已经占据了那样有利的位置，不觉锐气一挫。
气氛仍然紧张，嘈杂中有人怒骂。张主任站在讲台上，以非常和缓的语气讲了话，他首先承认自己没有关心大家的生活，对下面主管人员的工作疏于检查，以致今天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事情”。他说：“我心中十分不安，这是我的过错，我没有尽到责任，我失职。”接着，他保证大家能够及早吃饭，今夜就在校本部休息，“在大家没有吃饱睡好以前，我绝不离开大家一步”。
二分校的学生一向敬爱他们的主任，平时主任对全体师生讲话，连病号也挣扎着来听。这次挨饿，似乎是事务处的责任嘛，听他引咎自责，反而于心不忍。这心意，学生中无人能作完整妥当的表达，只是吼着要把事务主任撤职。张主任当即声明：事务主任经校务会议通过，上级批准，他没有权力撤换。下面齐声哄喊，不肯罢休，气氛又紧张起来。不料此时张主任声色俱厉、斩钉截铁地说：“我头可断，血可流，这种不合法、不合理的要求我决不接受！”学生受此冲击，不知所措，台下竟鸦雀无声。
张主任与学生对赌，以平素累积的威望孤注一掷，赢尽所有的筹码。他不看观众，只想角色，角色扮演成功，观众自然入彀。结局是，他趁学生慑服的那一刹那又说了一些话，对学生的灵魂加以温婉的抚摩。饭菜上场，以食为天，一页历史掀过。
张主任是个人才，但是那副眼镜框架也是极重要的道具，戴惯眼镜的人一旦把眼镜摘除，会显得五官丑陋、不似人君，学生倘若觉得今晚的张主任和平时的张主任有某种悬殊，定会生出许多枝节。张主任是在夜色掩护下演出一出小小空城计，他除了巧妙地平息了（或者说预防了）一次学潮，还证明：人的行为变化有其限度，一个大的事件可以演化出许多类似的小事件来。
我们二分校“年纪最小的男同学”陈培业告诉我，学校有过几次“绝粮”。
一次是迟迟不能开饭，最后由厨房抬出来煮熟了的麦粒。这因为存粮吃光了，老校长李仙洲四处募粮，募来的小麦来不及磨成面粉。麦粒极费咬嚼，吃饭的人又不敢怠慢，两餐下来，两颊和牙根奇痛难忍，通宵辗转不能成眠。那一次，教职员大约不会跟学生一同吞小麦吧？可是学生没有半句怨言。
又一次，天气已凉，又断了粮，学校募到一批黄豆，也磨成了粉。黄豆粉做成的馒头，黄澄澄，香喷喷，有些人不觉流下口水。老师叮嘱，豆面只能吃六成饱，我现在最有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百分之几的人听从了老师的警告，那时，我们的“常识”是，大众短视，需要先知，大众自私，需要强制。照那天吃了豆面馒头以后的情形看，大家都吃滑了舌头，收拢不住嘴，多少人肚子胀痛，多少人下泻，多少人整夜发射连珠炮似的响屁，——屁声从各处响起，像互相讽刺，又像互相竞赛，夹杂在呻吟声和笑声里，是奇闻奇观。——所有的屁声呻吟声都像是在支持“专政”的理论。那天，教职员大概不吃黄豆吧，学生也没放在心上。
培业说，有一天，菜盆里忽然出现红烧猪肉，大米饭的成色也合乎“标准”，大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就在此时，立正号响，只见老校长披挂整齐，靴声橐橐，将星熠熠，走进开饭的大操场，他后面跟着一群长袍马褂的黑胡子白胡子，再后面是二分校的张主任和教职员。这一干人在饭场里走来走去，有个白胡子老者再三叹息：“这些孩子受苦了！”学生一听，怔住了：今天还算苦？几天以后，运粮的独轮车一辆接一辆满载而来，一连运了几天才停止。原来老校长那天把阜阳的富商巨绅请来参观，当场募粮，有个大商人提笔就写了三万斤！
那日子才艰难，可是没半句吵闹争执，大家一面受苦一面津津有味、沾沾自喜。为什么改了国立、有了粮源、饱暖无忧，反而容易生出事端？历来治理众人之事，困难不在“否极”之际，而在“泰来”之初，动乱多半发生在情况开始改善的时候，我想，那天晚上，张主任他看见了历史。
据说，那天晚上，张主任萌了去志。我们一点也没看出来，他是那么全心全意照料我们。那餐饭，也许我们太饿，也许饭里杂质太多，也许夜太静，只听见一片“咬牙切齿”之声，张主任就在这一片杂音里陪着我们，直到鸡啼。
张主任是个“吐半口儿血”的文士，瘦得像黄河岸边的灾民，白得像京戏舞台上的小生，等亲眼看见我们一个一个睡下，他也快要昏倒了。今天，我想，如果那有领导力的同学站出来说几句感谢的话，大家一致鼓掌送张主任离场，或者，派几位高年级的男女同学送张主任回到他的住所，场面温馨一些，有多好！无如那时的群众场面只表现浮躁和狂暴的一面，总是一副恨恨不已的表情，“先知先觉”立下这样的模式，“后知后觉”也就随波逐流了。
事后回想，还是张主任聪明，郑校长对校长这个职位兴趣太大，后来受到许多伤害。
四十几年以后，二分校程明光同学道经济南，拜望了身任山东省政协委员的李仙洲，李氏透露，当年二十二中校长一职，山东耆宿原来有意请山东省第一联中校长张敏之担任，但郑仲平朝里有人。李氏对郑之“善为自谋”似乎不满，其实郑氏之“得”，同时是他之“失”。
张敏之是能吏、烈士、教育家的混合型人物，在山东教育界声望甚高，他的个性和治事方法与郑仲平不同。后来，乱世酷吏把他锻炼成现代的左光斗，恨我无缘成为他的史可法，他的事迹有待大手笔写成大文章。我常想，当年张先生如果真的做了二十二中校长，他的命运、我们的命运、不知又是什么样式。命运只是一张略具轮廓的画稿，因不同的人着色而成不同的画。
李氏离手、郑氏就位，二十二中的格局已定，二分校的一次小小风波，显出这格局的轮廓。学生和学校当局在经济问题上对立，校园内唯一可以争议的经济措施就是伙食的管理，学生不断有意见，而表达意见的方式则为“纠众滋事”，因为他们从未受过民主训练。到抗战胜利我离校为止，二十二中只有“胃”的斗争，没有“脑”的斗争。学校当局一次又一次贴布告开除一代又一代的学生领袖，有一次，这布告后面被谁批上四个字：“鸟为食亡”。
那时，大家恨管钱管粮的人，学生瞧不起管钱管粮的人，战时筹粮也是舌敝唇焦，汗流浃背，可是学生没有感应。那些人也只知管钱粮，不知道办教育，他们看学生，也只看见一些永远填不满的嗷嗷众口，露着没刷干净的牙垢和没拔掉的蛀牙。他们没有看后院的小鸡小狗、前院的小草小花那一份喜悦。除名离校的学生跺着脚说，有一天、长大了，不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遇见了某一个人，定要狠狠给他一顿拳打脚踢。一九四六年，这类事果然发生在四川绵阳的旅舍中。
二十二中的学生，前后有一百多人转学到六中，每个人都有一肚子怒气。抗战胜利后，二十二中某一部分的负责人前往重庆，中途在四川绵阳的旅社中投宿，被二十二中的转学生发现，一群学生冲进去，狠狠地羞辱了他。据说，学生动手殴打他，践踏他掉在地上的呢帽和眼镜，逼他连声自供：我是贪官污吏，我对不起青年，我对不起国家。学生把他那副破碎了的眼镜收拾起来，装在信封里，托便带到二十二中，供同学大伙儿传观，使人想起杨贵妃死后、当地人轮流观赏她的一只袜子。
六十年代，台北，鲁籍政要李文斋家有喜事，前往赴宴的校友，与他们立誓要报复的对象同席。几个校友也曾秘密耳语一番，商量散席后如何如何。可是，时隔二十年，那人实在已经太老，太衰弱，太孤苦可怜，这几个学生终于不忍下手。后来，一位参与密谋的同学对我说，宽恕是美德，可惜有负当年对老同学的诺言。
今天回想，陷区青年切齿痛恨日军侵略，才到后方去读书救国，不到三年，大家的怒火不约而同转移了对象。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我固然猜不透、想不通，恐怕连李仙洲将军、张秀峰主任也始料未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