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大军云集，高级军官很多，地利人和，纷纷把子女送进二十二中读书，我们这批“叫花子学生”竟有许多同学是权贵子弟。
我入学后第一学期和蔡景明同桌，他父亲是九十二军的军务处长。景明兄的脸形圆而近方，有一双诚恳明亮的大眼睛，口大唇薄，辩才无碍，为人敦厚热情而又敏捷，助人无数。只是身材中等，脸上又有几粒雀斑，未能成为“大哥”。
第二学期重排座位，我跟聂锡珊同桌，他的叔父聂松溪是一位师长。锡珊瘦高清秀而烟瘾颇大，看他青枝绿叶往上长，一身烟味，我们叫他“烟叶”。
有一天，我出入校门，看见张秀峰主任站在门口迎接客人，来者是一位姓柴的师长，亲送他的儿子柴国垣入学。又有一天，李仙洲校长来二分校视察，他走进行列注视每一个学生，张主任紧跟在后面。他们走到王孝敏面前，张主任特别介绍：“这就是王××先生的女儿，”李校长停下脚步，露出微笑。她的父亲也是高官。
那时有个牛锡龄，一身肌肉丰满，弹性极好，我们还不知道那就是“性感”，戏称他“女孩子的坟墓”。他每天睡眼惺忪，睡眠严重不足，因为晚间约会太多了。他的哥哥是师长。有一个同学病了，躺在宿舍里发烧，也不知哪一军哪一师的参谋长来看他，送他进医院。听他们交谈，参谋长居然是他本家的侄子。
那时阜阳警备司令叫李鸿慈，他的小弟弟叫李鸿志，瘦小伶仃，沉默寡言。常有杀人的布告贴在校门旁边的围墙上，由李鸿慈署名，你怎么也没法和鸿志联想在一起。有个女孩，据说是李仙洲的孙女，或者并非嫡亲，但是她的方脸，厚唇，黑皮肤，长相颇有继承之处，教人一看见她就想起她的祖父。
最出色的一个，当推于学忠上将的侄女于允兰，身材高挑，有古典美，是众家男生心魂所系。那年代，漂亮女孩子多半不用功，而于允兰功课很好；功课好的女孩子多半脾气大，目中无人，而于允兰屡次帮助陷入困境的同学。
除了抽烟，将门子弟还有几项特征，例如，他们不捉虱子。
星期天，我们捉虱子。
虱子的形象似乎不坏，一位亡国之君说“形似琵琶”，我说似芝麻，似皮囊，尖牙利口插进衣缝里，白胖饱满的肚子留在外面，似一粒上品的白米。它们脚上有钩子，想把它拉出来还真不容易，性急的人就用牙齿咬衣缝，咬炸了它们的肚子，爆竹似的连声响，嘴角一抹血痕。
那时我们穿军服，人民手中线，丘九身上衣。把军衣翻过来看里子，衣缝宽，针脚大，正是理想的虱子窝。这个星期天清场，下星期天又满座。
在一个产生虱子的环境里，虱子是捉不完的，这层道理，我们那时倒也懂得。虱子不但前仆后继，而且把幼虫和卵藏在棉絮里，如果你把虱子消灭得干干净净，也就没有棉衣可穿了。所以，捉虱子也像日本人扫荡游击队，或是警备司令部取缔奸商那样，不求甚解，明其道不计其功。
有些将军把家眷安置在城里，他们的子女每天走读，不必住在学校的宿舍里，这些人身上可能没有虱子。有些将军在任所带眷，子女住校，这些同学周末回家，洗热水澡，换内衣，母亲替他们捉虱子，每个月换一套新军服，这些人身上偶然有虱子，不足为患。
没虱子的人对满身虱子的人观感如何？他们从来没有抛下白眼或皱几下眉头，也没有故意躲闪隔离。回想起来他们都有严格的家教。
星期天，我们写家信。当然，“他们”不写。
说实话，那年龄，并不懂得想家。但是家信依然想写，非常想写，想用家信来确定我已离家，来“享受”我已离家。想象家里没有你，家人在空荡荡的客厅里读你的信，来证明自己长大。
那时日本人占领了中国好多好多土地。政府撤退的时候，吩咐邮局留下，日本人来了，也仍然让邮局原有的员工照常工作。日本占领区（沦陷区）和国府统治区（后方）继续通信，只是断了汇兑。想必这是经过万国邮联的安排。
日本军队只知攻城略地，杀人放火，它的统治技术却非常粗劣，法网恢恢，疏而多漏。占领军对我们这些流亡学生的家庭从未举行调查登记。邮检制度当然有，我们也畏忌，生病的虎狼依然是虎狼，家长希望收到孩子的信，却又叮嘱孩子不要写信；我们爱写家信，却又忍着，戒烟似的犹疑不决，发誓这是抗战胜利前最后一封，但是第二天……
总得有个地方让家长回信。当然不能写二十二中学。可以写打蛋厂，可是这么多信向打蛋厂集中，万一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呢。有些同学就自立门户，例如我，捏造了一个“德茂茶庄”，信来了，阜阳邮局一看，并没有这个茶庄，就知道是我们搞鬼。
家长经过的忧患多，写信更小心。有个同学收到信，地名不相干，笔迹没见过，拆开看，白纸一页，包着大钞一张。这同学一看就明白了，父子连心，无须言传。大钞代信，既安全又实惠，这就是“万金家书”。
阜阳是非之地，“邪门歪道”多多。有人告诉我，用明矾水写信，看不见字迹，经过烟熏火烤，笔画才显露出来。有人说用阿司匹林的溶液写信，依然白纸一张，对方拿蘸了酒精的棉花一擦，文句清清楚楚。还有人主张用尿液写信。我觉得用这个办法到小学去表演魔术倒是很讨好。不过我从来没有试验过。
那时寄封平信也得到邮局，偌大西关并没有一个邮筒。我们的家信是托星期一进城买菜的同学行个方便，邮费交给他，他没有买些邮票存在手边的习惯。有一次，笑话发生了，某一位受托的采买同学把所有的邮费集中起来，好好地吃了一顿阜阳有名的刘家烧饼，动机很“雅”：他从国文老师那里听到殷洪乔为人寄信的故事。（洪乔把所有的信丢进河里。）这是我第一次发觉，教育的“结果”未必就是施教者预期的“效果”。
那时我们生虱子，喂蚊子，蹲在风沙中吃抗战八宝饭，敲开护城河的冰层洗脸，我们对这些“系出名门”的同学并没有什么期待，我们都不知道选择前景开阔的人曲意结交，他们也没有结合成小集团制造影响。那时，我们在长大，但是年纪还小，还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