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流亡学校，我得重新学习怎样生活。
除却婴儿时期不算，我一生有三次大学习，大适应。第一次，做流亡学生，受军事训练，过集体生活。第二次，退出军伍，投身民间的新闻工作，过自由生活。第三次，移民出国，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生活。
三次都是大撞击，大蜕变，大思考。每一次是一个大故事，其中包孕许多许多小故事。
二分校设在打蛋厂，这是一个英国女子设置的工厂，专门把鸡蛋打破，把蛋清蛋黄分开，取出蛋清供工业之用，没听说怎样处理蛋黄。既是工厂，房屋比一般民舍高大敞亮，最难得每一座房屋都是用机器打磨过的水泥地，可以防潮。
班长把我领进宿舍，只见水泥地上画好了长方形的格子，六十公分一格，每一个格子里睡一个人。这六十公分正好是一个人两肩的宽度。放下棉被，左顾右盼，同学们大半出去了，右邻一个叫刘子豪的长脸大牙的小伙子爽直，热心，问我从哪里来，读几年级。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同学。
忽然号兵吹号，窗外人群朝一个方向急跑。我问为什么吹号，我们该怎么办，子豪说：“开饭了，跟我走！”他生疥疮，走路难，迈开铁拐李的步伐，倒也不落人后。大众直奔操场。操场就是饭厅，菜饭碗筷都摆在地上，群星万点，整整齐齐。
我没带碗，用刷牙漱口的搪瓷缸盛饭，那时规矩大，盛好了饭，先放在菜盆周围，人站好，等教官一声“开动”，才开始蹲下吞咽。缸深饭热，一缸还没吃完，供饭的柳条大筐里只剩下可以数得清的几粒米。跟我同桌吃饭的一位同学说：“你这个样子不行，准挨饿，人饿了容易想家。”天津口音。“有钱吧？我带你去买碗。”国字脸盘，几粒雀斑，两腮带肉，很有亲和力。碗是有气孔的粗陶，外面一层黑釉，大小深浅有统一规定。盛饭有口诀：“一半二平三溜尖”，第一碗盛半碗，散热快，早些吃完去装第二碗。第二碗饭装到碗口，这时饭已不会烫嘴，可以狼吞虎咽。如果还有机会装第三碗，那就尽量多取，因为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他拿着碗，一面讲解一面比画。指粗掌厚，好像很有魄力。
他还告诉我吃菜的口诀是“准、稳、忍、紧”。不过这一招平时用不着，菜盆里“三峡星河影动摇”，半盆热水几滴油。
米是糙米，糙米也算细粮，不幸有几分霉坏，而且混合着稗子、小石子、稻壳、老鼠屎、蟑螂腿一类的杂物，人称“抗战八宝饭”。那时没人知道霉米可能致癌，只担忧稗子制造盲肠炎，吃得战战兢兢。古人说“国无三年粮则饥”，政府规定公仓要储存三年的用量，尤其是军粮，士兵吃的是三年前的粮食。仓库没有现代化设备，所以……奇怪，这层缘由，直到抗战胜利，从没有人解说。陪我买碗的同学常识丰富，他也不知道这一曲折。
他是我认识的第二位同学，名字叫蔡景明。
我首先要学的，就是集体一致同时行动，同时起床，同时上床。同时端碗，同时洗碗。同时运动，同时休息。同时呼叫，同时闭口。同时娱乐，同时严肃。……甚至，同时大便，同时小便。
早来一步的同学，已经生了一身疥疮。疥是一种顽强的皮肤病，周身蔓延，极易传染。那时治疥没有特效药，“疥药方，一大筐”。别说疥癣之疾何足忧哉，严重的疥疾也能置人于死，“疥上了脸，用席卷”（把尸体卷在席子里草草掩埋）。我紧挨着这样一个病号睡觉，在数难逃。不过我那时毫不恐惧，颇有“从容就义”的心情。
同学们发现多了一个新生，纷纷围过来探视。他们既不是祝贺我越过了封锁线，也不是欢迎我入学，他们是来欣赏我的光亮平滑、没有坑洞脓痂的皮肤。由于人人生疥，他们都已“失去了”这样的皮肤。有人啧嗟叹息，仿佛凭吊自己的旧梦胜迹。“三个月后，你就和我们大家一样了。”疥疮的别名叫抗战病。
这时想起，到阜阳第一天，走近第二十二中学的大门，遇见好几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兵，旧军服披在肩上，袖子空荡荡垂着，两臂伸出去做合抱的姿势，指头张开，形状奇怪。第二天，我知道他们的手指、腋下、腿弯、鼠蹊都生了疥疮，都是教官准了半休的病号，操场里，宿舍里，常常有人保持这样的形象。
第二件事，我要学习怎样对付疥疮。
入学这天还有一件大事：领一套棉军服。
那时，一个学生的主食、副食、服装、医药费、埋葬费都比照一个上等兵。但上等兵有薪水，我们没有。上等兵还有套单衣，我们只有一套棉衣。
棉衣倒是新的。所谓“新”，也只是从未穿过而已，我从未见过这样的布，手摇着纺车“拉”成的线，忽粗忽细，手足并用的织布机织出来的布，很厚，但是透光，像百叶窗。颜色深深浅浅，风风雨雨，像农夫的汗渍、小儿的尿痕。有人说，黄泥和野草一锅煮，煮出来的颜料。这是一种土布，那时沿海都被敌人封锁，内陆努力自给自足。
最大的问题是，这套军服的棉花并非平均铺在里子布上，而是“沉淀”在四周，一件衣服像装了半袋棉絮的布袋。这衣服不但奇形怪状，而且不能挡风。这样的衣服非改造不可，于是一种叫做“缝穷”的工作应时而来。
领到棉衣的这几天，如果天气好，操场四周坐着一圈白发皤皤的老太太，小脚向前伸出来，怀里抱着个圆圆的针线筐，俨如为某种特别仪式而来的乐队。她为你把棉衣拆开，把棉絮铺匀了，再密密缝好。我记得她们只收很少的钱。如果有哪个学生，尤其是女生，向她们诉说连那样少的钱也付不出，会有人慨然免费。这真是“缝穷”，为穷而缝，越缝越穷。
这是说冬天。到夏季，“缝穷”的人来把你的棉衣拆开，把白布“里子”改成一件短裤一件汗衫，把黄色的“面子”缝成一套单军服。报酬是：她取走棉絮和残余的碎布。士兵是缴回棉衣换领单衣，我们的棉衣不用交回。这套衣服是蝉的蜕，蛇的皮，褪一层皮，又长大一些。
虽然军服多半又脏又旧，那年代人人爱穿军服，无论别人穿什么料子什么式样，你都不会自卑。借着军服，好像伸手就可以够着国家，抬腿走得进历史。你不须再与任何时装比高。我们是披上袈裟的和尚，也是穿着缊袍的子路。
缝穷，由李广恩同学领着我做。他是鲁西曹州一带人氏，一双大眼睛，很诚恳。这是我认识的第三位同学。
这样一套衣服，还是靠老校长李仙洲、以总司令的权势想尽办法。一九四四年学校迁往陕南，冬天，新校长只能让我们挨冻。
我得学习怎样适应这套衣服。
衣服这般质料，穿起来够褴褛了，尤其第二年，衣服破旧之后。当地士绅有如下的对话传来：
“流亡学校简直就是难民营，不像话。”
“你愿意要皇宫一样的赌场，还是要难民营一样的学校？”
多年以后，我见过皇宫一样的赌场，非常漂亮，致命的漂亮。我也有几次进入山地和渔村，参观十分简陋的小学。我多次想起阜阳那位绅士的话。赌场，学校，只要想想两者的后果！古人说，“为善莫大于兴学”，而开赌场，总是万恶的最后一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