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警察带走的风波看似结束了，我鼓励石晓虹和范刚不要气馁，希望我们一起把产品给干出来。但是此时，我们曾经被公安局带走的这场风波已经传播得到处都是，别人虽然不当着我的面讨论，其实已经议论纷纷。
这个时候，没有电脑用的困难还在困扰着我们，别人觉得我们臭名昭著，已经不愿意把机房留给我们用，生怕和我们有什么牵连。而信控系机房的两位管理员——一位大妈和一个年轻女孩则对我们伸出了援手，我今天仍感激她们的好心肠。她们主动对我们说：“以后不要去别的机房了，我们这里电脑比较多，你们就来我们这里用吧。”
就这样，我们很长时间没有电脑用的问题解决了。
产品研发到一定程度，为了做出成批量的反病毒卡，下一步我需要去深圳采购电路板，让深圳的工厂帮助我们加工，然后我自己再带着这些加工好的电路板回来，自己做包装。于是，除了流窜在校园里想方设法地使用计算机以外，我开始了奔波往复于西安和深圳的日子。
自己创业，让我第一次踏进中国的特区——深圳。这是1993年的春夏之交。前一年，也就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确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
正如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描述的那样：在中国的改革史上，“邓小平南行”是一个重大事件。在有些时候，它甚至被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主轴已经向经济成长转移，然而围绕经济领域出现的种种新现象，仍然有不少人以意识形态的标尺去丈量和批评。每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便立刻会有批评和指责的思潮出现。这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的思想屏障。邓小平的此次南方谈话，是对僵硬思潮的致命一击。从此之后，在公开的舆论中，姓“资”姓“社”之类的讨论日渐平息。
在世界范围内，那段时间，神奇的科技革命丝毫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蒂姆·伯纳斯·李打电话给同事纳罗，要他帮忙将一些‘CERN女郎’的照片扫描并放进他刚发明的万维网（World Wide Web）”。生于伦敦的伯纳斯·李后来被尊称为“互联网之父”，正是他在一年前写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超级文本浏览程序，使得人们能够将各种知识在超级文本网上结合起来。
我想，所有今天中国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以及所有个人的发展，都与那次决定中国前途的谈话有关。而《激荡三十年》也指出了中国发展的关键节点与世界互联网发展的奇妙之处。
“在中国进行了15年的变革之后，世界把它的左脚踏进了互联网的河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幸运的。当互联网这个幽灵从美国东海岸的实验室里攒将出来，搅乱整个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时，已经初步完成了体制和观念的转轨，特别是形成了一定的民间资本力量的中国正好踩在这个转型点上。很难想象，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再迟十年，或者互联网的浪潮提前十年到来，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将会是一番怎样的格局。”
在1993年，我也来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发生的这座城市。这个时候的深圳赛格电子市场已经建立五年了。
在踏上深圳的土地之前，我的同班同学郑延辉告诉我，深圳华强北的赛格电子市场能够批发电路板和各种元器件。我马上跳上火车出发了。
没有想到，去特区的道路并非一路畅通。当时我没有任何经验，也不知道去深圳必须要办一个“边防证”，然后才能进。这缺乏准备的行为，注定了我第一次去深圳的过程简直如同一场历险。
我的行程第一站是从西安坐火车到广州，到达广州之后，再坐大巴车去深圳。
高潮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从广州到深圳的路途，我遭遇了一个奇异的经历——“卖猪仔”。所谓“卖猪仔”，就是大巴司机收了乘客的路费之后，在广州到深圳的中途把客人都轰下来，赶到另一辆大巴车上。而第二辆大巴车的司机会再向乘客收一部分钱。但是第二辆车的终点站依然不是深圳，而是从广州到深圳的另一个节点。乘客就如此往复地上车又下车，被“卖了猪仔”。从广州到深圳区区200公里的道路，这样走走停停，我足足走了四五个小时。
一路颠簸中，路途过半，这时我又得知必须去办一个“边防证”才能进入深圳。在路人的引荐之下，我来到一座破旧的房子里办证。但证件拿到手之后，我冷汗直冒。这个证件看上去实在是太假了，水汪汪的墨水像是鲜血一样，隐隐约约地要往下流。我心想，这怎么可能让我过关呢？帮我办证的人是个穿着破衣服的年轻人，他信心满满地对我说：“放心吧，你走6号窗口，肯定能顺利过关。”
一踏上深圳的热土，路途上所有的惊险都被我忘记了。我立即被这片有活力的土地给感染了。赛格市场给人的感觉和中关村有些像，但是比中关村市场还要热闹。我环顾四周，感觉商品应有尽有，我如同发现了一个深埋宝藏的新大陆，觉得看不够、摸不够、体验不够，往往一扎进这里，半天都不愿意出来。当然，我也发现了对创业最有帮助的原材料，一些卖货的柜台上放有一张破旧的纸张，上面写着“帮助代工电路板”。就是在这样的柜台，我拿着四处借来的一点钱开始进行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采购。
我在深圳采购了一批集成电路和元器件，回到西安之后，自己做包装，自己做不干胶。我和同学一个一个去焊接这些产品。虽然经历的这些事情很琐碎，但我却实在地体验着把一个产品推出来的过程，其中感受到的压力很大，却也充满了无穷的乐趣。当时的我们年轻气盛，又无知无畏，认为只要产品做出来，我们就能很快上路，把整个公司运转起来。一旦有了现金收入，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
当产品终于做出来时，国家级大赛“挑战杯”正要在上海交通大学举办。这个比赛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的竞赛，1989年第一次举办，被称为中国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的奥林匹克盛会。当时反病毒卡刚刚做出来，我心想，我们何不把产品直接送进大赛，看看专家们对产品的反应。
我记得当年的“挑战杯”比赛，如同一个规模不小的展会。每所学校有一个展台，展示着自己学校的产品。每次有人来看我们的产品，我都像捧着宝贝那样捧着那块反病毒卡，兴致勃勃地讲它的原理是什么、怎么工作。当然，在这种场合，我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去别的展台看看同龄人都做出了什么产品。我清楚地记得，一个小伙子做了一个防电梯下坠的产品，还有人做了一个视频播放器。遥想当年，在电脑上播放视频还是一件挺难的事情。
最后，我们的产品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获得了“挑战杯”的二等奖。对于这一点，我非常骄傲。虽然我们得的不是一等奖，但是我认为我们的产品确实是符合“挑战杯”精神的产品，它完全是由我们几个硕士生自己开发，并在课外花时间完成的。而且一等奖看上去都是花费重金、在教研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超级大项目。
产品获奖让我们几个人兴奋不已。好几个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把反病毒卡再次插进电脑，启动时首先显示的是我设计的启动界面——用字符显示的“MASTER”字样，在我眼中，它仿佛在熠熠放光。我给自己的产品起名“Master反病毒卡”，寓意是这是几个研究生做出的产品。
此时此刻，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希望将这个产品推向市场，让它走进大众的生活。
但是，现实很快让我们尝到了凄风冷雨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