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0年10月4日在河南出生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国家机关干部。
我的父亲叫周学斌，他年轻时的梦想是当一名飞行员。但是，因为我爸爸的一个姐姐，也就是我的一个姑姑，1949年跟丈夫去台湾定居，造成了我父亲的背景里存在一段“海外关系”。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污点”，他在17岁时没有通过招飞政审，飞行员之梦就此草草终结了。从此之后，我的父亲就变成了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他在日后变成了一个保守严厉的父亲。
高考过后，他成了武汉测绘学院的一名大学生，专业是航空摄影和测量。填志愿时，他以为那个专业是学习怎么在飞机上拍摄图片，然后画出测绘图的，这样一来，学校还是得先教开飞机。谁知道，武汉测绘学院的校园里既没有机场，也没有飞机。整个大学期间，他只亲眼见过两次真飞机，喷洒农药的那种。据说飞机上噪声特别大，味道很刺鼻，在飞机上待一会儿，他的头已经晕得要炸掉了。
儿时和爸爸在一起
大四最后一年，武汉测绘学院的校园里开始闹“文革”，到处上演着武斗、侮辱教授的场景，我的父亲并没有参与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当中。和那时激进的青年们相比，他选择了在长江里学习游泳，一个月后竟然可以自己横渡长江了。这样的选择让他可以顺利从大学毕业。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河南驻马店测绘队。一年之后，他与武汉测绘学院中专部毕业、同样被分配到驻马店测绘队的我的母亲胡少先相遇。
对于频繁经历政治风波的我父亲，他对我的成长要求格外简单。他只要我们好好学习，做一个成绩好、不惹麻烦的孩子就行。他深知成绩是改变命运的出路，因此对我的教育问题十分重视，我很早就开始读书识字了。
那个年代不仅物质稀缺，精神产品也不丰富，但是我从小就开始认字了。作为70年代生人，我认字的方式都和现在不太一样。和利用手边的废物制作手工一样，我认字也是就地取材。各种革命大字报是我的识字卡，“文革”标语和刷在高墙上的各类口号成了我的教科书，我最先认识的字都很“革命”。
“四个伟大”“抓革命、促生产”“深挖洞、广积粮”——很多标语用宋体写成，标准规范。当时我爸的一项日常功课就是用自行车带着我去买菜，然后路过标语时对着这些字教我逐一朗读。凡是墙上有不会的字，我就要追问怎么读，我爸告诉我一遍，我就跟着大声念一遍。等买菜回来的时候，我已经熟练掌握这些字了，不但可以把这些标语正着读一遍，还可以倒着念了。于是，“粮积广，洞挖深”经常是我发神经时对着天空喊出的六个字，听着莫名其妙的音节，我自己也被自己逗乐了。
1976年“文革”刚刚结束，打倒了“四人帮”，印象中当时人们都在上街游行，大家踩着高跷，扭着秧歌，非常欢乐。《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的时候，人人都拿着一本书的模型去街上游行。从那个时候开始，街上、墙上的标语也逐渐多了起来，我的识字卡也开始无处不在了。我的启蒙教育就是这样在革命的氛围中不经意完成的。
虽然父母对我的期待之一——努力学习这一条我完成得不错，但是在养育一个省心的孩子方面，我似乎从来没有让大人得到过满足。从小我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很少消停。
我经常会捅出让家长不高兴的娄子，偶尔会因此遭遇一顿打。那个时候年纪太小，没有政治敏锐性，有时我犯的错误让家长大惊失色。记得毛主席去世的那一年，我妈在家里扎花圈，我搞不懂为什么突然每个人都要阴沉着脸，还哭。我才不管那一套，四处摸摸，到处看看，觉得花圈里的小白花特别好看，就偷偷地摘下来几朵自己拿着玩，后来我妈发现了如临大敌，赶紧把我揉搓的那几朵小白花烧掉了。
小时候的理想当解放军
这种闯祸模式后来延续到了我的学校生活。如前面所说，我经常在学校课间和小朋友追跑打闹，有的时候抓烂了同学的衣服，老师就让我把弄坏的衣服拿回家，让我妈妈缝补好。这个时候，我妈妈不但要给全家做衣服，还得加班给我的“客户”补衣服，工作量瞬间加大很多，这经常触动我爸的“龙颜”。
有一次，我作文比赛得了个奖——一个灰色的小书包。等我斜挎小包，器宇轩昂地跨进家门时，爸妈的脸上没有丝毫高兴，而是一种风云突变的感觉——原来，他们以为我又抓烂了谁的书包拿回家修补。这已经成了一种条件反射。
我就是这样慢慢长大的。我之所特别欣赏那部完全用儿童视角制作的电影——《看上去很美》，是因为它把儿童世界里的新奇、无奈、搞笑和懵懂全部拍出来了。导演对方枪枪这种从来得不到小红花的孩子充满了同情和关怀，也让我这种非主流儿童心有戚戚焉。
90年代，我回到家乡重新看自己儿时居住的地方，发现原来印象中大院的房子竟然是那么低矮、陈旧。但是，这里竟然发生过这么多有意思的事情，它承载了70年代生人独特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