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在布列塔尼租了所别墅，准备在那里度暑假。艾莱娜和艾芙已经带了一个保姆和一个厨娘先去了那里，她们母亲答应在八月三日去那里与她们团聚。她必须在巴黎完成一学年结束时的各种工作。她已经习惯于在白求恩码头路空荡荡的家里单独度过一年最炎热的几天时光，甚至连个女佣也没有。她白天在实验室度过，晚上很晚才回家，家里只有看门人随便打扫一下房间。
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玛丽给女儿们写信说：
亲爱的艾莱娜、亲爱的艾芙：
看来时局日趋严重。我们在随时等待动员令。我不知道能不能动身。不要慌，要镇静，要鼓起勇气。如果战争不爆发，我星期一就去与你们会合。如果战争爆发了，我就留在这里，尽快把你们接回来。艾莱娜，你我要做点有益的事情。
八月二日：
我亲爱的女儿们：
战争动员已经开始。德国人不宣而战打进了法国。我们暂时不方便通信了。
巴黎还平静，给人的印象很好。不过到处能看到人们伤心离别。
八月六日：
我亲爱的艾莱娜：
我也很想把你们接回来，可暂时办不到。要有耐心。
德国人一路打过比利时，但是勇敢的比利时人不会不抵抗就屈服……法国人全都充满了希望，认为这场战斗尽管艰苦，但肯定会有转机。
波兰的一部分已经被德国占领。经过这场战争后，波兰还能剩下什么？我根本得不到家里亲戚的消息。
玛丽周围异常冷清。她的同事和实验室工作人员都入伍了，身边只剩下因心脏病不能参军的机械师路易斯·拉戈特，还有个身材只有桌子那么高的女佣。
这个波兰女人并不考虑法国仅仅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她这时只有一个想法：为她的第二祖国服务。作为母亲，玛丽没有梦想着去跟女儿们团聚；作为身体虚弱的病人，她全然不顾自己的疾病；作为科学家，她把个人的研究工作推到以后和平时期再做。在这个严重的特别时期，她的直觉和主动精神再一次被唤醒了。
她没有轻易决定关上实验室的门，像许许多多勇敢的法国女子一样去当白衣护士……她一拿到了卫生机关的证件，立刻便发现当局忽视了一个问题，觉得这是个可悲的空白：前线和后方医院都没有X光检查设备。
自从一八九五年伦琴发现X光以来，无需手术辅助便能“看到”人体骨骼和器官，并拍成照片。在一九一四年，法国放射科大夫使用的伦琴诊断机数目极为有限。战时军事卫生服务机关向几个大的救护中心提供了不多几台这种奢侈的大机器，仅此而已。
这种神奇的设备能立刻发现伤员身体里的步枪子弹或炮弹碎片，准确找到其位置。难道这能算是奢侈品吗？
玛丽的研究工作从不涉及X射线，但她每年在巴黎大学都要作几个关于X射线的讲座，所以对此非常了解。她将自己的科学知识自然而然应用在这方面，预见到在这场可怕的屠杀中需要什么：必须马上建立大量放射线检查站。为了适应军队的流动性，需要制造轻便灵活易于携带的设备。
玛丽认识到自己的工作领域，便立刻开始动手。几个小时后，她列出大学各实验室的设备清单，其中也包括她自己的实验室设备。然后她到各制造厂家作了一轮拜访，可用的X光材料都集中起来，然后分散到巴黎地区各医院。从教授、工程师和科学家中招募了志愿工作者。
但是他们如何帮助大批大批送来的伤员呢？伤员送来的速度简直快得惊人，而战地医院还什么设备都没有。有些战地医院连供电都没有，如何使用这种设备呢？
居里夫人找到一个解决办法。她用法国妇女联合会提供的基金，创造了第一辆“放射线汽车”：在一辆普通汽车里安装伦琴设备，由汽车马达驱动的发电机供应所需电力。这个完整的移动站从一九一四年八月起在各战地医院之间巡回工作。这是为马恩战役中撤回巴黎来的伤员做检查的唯一射线检查机器。
德国军队快速推进。玛丽面临着一个亟须做出的决定：留在巴黎，还是去布列塔尼与女儿们团聚？假如敌人有可能占领首都，她应该随卫生机构一道撤离吗？
她冷静考虑着这些不同道路，最后做出了决定：不论发生任何事情，她要留在巴黎。不但是她目前担任的救护工作需要她留下来，她还要为自己的实验室着想，为居维埃路的实验室和皮埃尔·居里路上新实验室里的精密仪器着想。她想道：“如果我在这里，德国军队也许不敢抢劫这些东西；如果我走了，一切都会被抢走。”
尽管这种推论相当荒谬，不过这毕竟给指引她行为的本能找到了些许合理的借口。玛丽是个固执而顽强的女人，她的自豪感不容她临阵脱逃。她认为，害怕就等于为敌人服务。什么也不能引诱她放弃，不能让敌人得意洋洋占领空无一人的居里实验室。
她已经做好了与女儿们永别的准备，把她们托付给丈夫的哥哥雅克。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玛丽写信给艾莱娜说：
……巴黎可能面临围城，那样我们的联系就隔断了。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要勇敢地忍受，与这场大规模战争相比，我们的个人愿望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们分离的时间比预料的长，你一定要负起照顾妹妹的责任。
八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艾莱娜：
你知道，现在证明我们的联系不会被隔断了。不过我要告诉你，应该随时准备发生各种变化……巴黎距离前线很近，德国很有可能打到巴黎附近。所以，你要有勇气和信心！要想到你当姐姐的责任，现在你该认真担负起这种责任了。
一九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你星期六寄来的信收到了，信写得太好了，我多想吻你，几乎忍不住要流下眼泪了。
战事不顺利，我们的心情都十分沉重不安。我们需要极大的勇气，希望我们不缺乏勇气。我们一定要相信艰难日子过去后，好时光就会到来。我的乖女儿们，我心怀这种希望想念着你们。
虽然玛丽平静地面对着巴黎可能被围城、遭轰炸，甚至被占领的生活，但是，有一样珍贵的东西她一定要防止侵略者夺走：她的实验室拥有的那一克镭。她不敢托付任何人，决定亲自把它运到波尔多。
于是，玛丽搭乘了一趟哐当作响的火车，这趟火车上坐着撤离的政府官员和重要人物。玛丽身穿黑色驼绒风衣，带着个小行囊，一克重的镭装在里面，当然，镭分装在一个个小玻璃安瓿里，外面是沉重的铅屏蔽罩。居里夫人居然在长凳尽头找到个座位，面前还有个放沉重行囊的地方。她打定主意，不听充满车厢的悲观交谈，两眼凝视着外面洒满阳光的田野。但窗外也是一派失败景象：铁路旁边的国道上，连绵不断的汽车都在向西面逃难。
波尔多挤满了逃难来的法国人。脚夫、出租车和旅馆都难得找到。夜幕降临时，玛丽仍然站在车站广场上，身边放着自己搬不动的负担。人群推搡着她，可她并不动怒，反倒觉得自己的处境很有趣。难道她得坐在这个价值一百万法郎的箱子上过夜？幸而教育部的一个雇员也搭乘这趟车来了，认出她后便帮她的忙。这位救援者在一个私人住房里帮她找了间屋子。那一克镭和重达二十公斤的屏蔽罩也有了安置的地方。第二天早上，玛丽把这件棘手的宝贝存进一家银行的保险库，终于放了心，便踏上返回巴黎的旅途。
她来这里没受到人们注意，但是要启程返回首都了，却激起人们热烈的议论。一群人聚在一起讨论这个怪现象：“这个女人要回那儿去。”这个“女人”仔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过多说了几句话，平息惊慌失措的传言。她用温和的口吻告诉大家说，巴黎肯定能挺住，巴黎居民不会遭受危险。
她返程搭乘的是一列军车，上面只有她一个平民。这列火车慢得要命，多次中途停车，一停就是几个钟头。玛丽自从前一天离开实验室就没时间吃东西，这时饿坏了。有个士兵从背包里拿出一大块面包给她，她接受了。
受到战火威胁的巴黎非常安静。她觉得，在九月初的阳光下，这座城市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美和价值。难道这颗珠宝真的要失去？但是，一个消息在街上像海啸般传播开来。居里夫人风尘仆仆刚到巴黎，就赶忙去打听，结果是：德国人的进攻被粉碎，马恩战役开始了。
玛丽赶往高等师范学院找她的朋友阿佩尔和波瑞尔，要求马上在他们建立的医疗机构中服务。这个机构叫国家急救中心，保罗·阿佩尔是这个慈善团体的主席，对这个疲惫不堪的可怜女人充满同情，请她在沙发上躺下，还要求她以后几天要多休息。这话她可不听。她要行动，要工作……后来，阿佩尔谈到她，说：“她坐在沙发上，脸色苍白，眼睛瞪得老大，简直气炸了。”
一九一四年九月六日，玛丽写信给艾莱娜说：
……此时战场在变化。敌人在撤退，远离开巴黎了。我们都充满了希望，对最后的胜利满怀信心。
……要让小费南德·沙瓦纳做物理题。你们现在不能为法国工作，就要为祖国的未来努力。唉，这次战争结束后，许多人都不在了，他们留下的位置必须有人填补。你们要尽自己的能力学习数学和物理。
巴黎得救了。玛丽便派人把女儿们接回来。两个女儿强烈反对让她们过逃难生活。艾芙回到学校上课，艾莱娜学习护士课程，要拿护士文凭。
居里夫人的预料没错。这是一场持久而残酷的战争，越来越多的伤员需要就地做手术，战地医院必须有手术师和放射科医生，亟须紧急制造很多伦琴设备，而且特别需要放射诊断车巡回工作，提供有价值的服务。
这些汽车被各军区昵称作“小居里”。玛丽不顾官僚们的冷漠和迟钝，在实验室里将其一辆辆装备起来。我们这位胆怯的女人忽然变成个要求苛刻、发号施令的强人了。她缠住懒惰的官员不放，要求他们发放通行证，要求他们发许可证，要求他们征用汽车。他们给她制造困难，拿出规章制度阻止她……“平民不能麻烦我们！”许多官员就抱着这种想法。但是玛丽并不让步，继续争取，最后总是赢得胜利。
她毫不留情地向公民索取私人汽车。在她的要求下，诸如加内侯爵夫人和穆拉公主等许多慷慨的妇女把自己的豪华汽车送给她或借给她，她立刻把车改装成放射诊疗车，还以稍带嘲弄的口吻保证说：“战争打完就归还你们的汽车，说话算话。如果到时候还能用，我就还给你们！”
玛丽就这样改装了二十辆汽车投入使用。其中一辆车由她自己使用。那是一辆车身像卡车的雷诺牌平头汽车。车身按规定漆成灰色，上面有红十字标志和一面法国国旗。她就在这辆汽车里过着冒险家和大统帅的生活。
常常有电报或电话通知居里夫人，说一个住满伤员的战地医院急需马上提供放射诊断设备。玛丽就会马上检查自己车上的设备和发电机，趁司机给汽车加油的时候，赶回家取她的黑斗篷、旅行帽、旅行包。那顶小圆帽早已褪色，不成形状了，黄色旅行包的皮面剥落到处是裂缝。她坐在司机旁边没挡风玻璃的座位上，这辆勇敢的汽车就全速出发，奔向亚眠、伊尔普、凡尔登，平均速度大约是每小时二十英里——这就是车子的最快速度了。
经过几个哨卡，同怀疑的哨兵解释过后，便到了医院。玛丽立刻投入工作。她选定一间屋子作放射检查室，便把她的一个个盒子搬进去，拿出工具，组装设备，连接到汽车上带的发电机。司机一见她的手势便启动发电机，玛丽就测量电流强度。为伤员做检查前，她还要准备好“透视屏”，把防护手套、眼镜、做记号用的特制铅笔和确定子弹位置的铅标等物放在手边。接着，她用带来的黑帘子或者干脆用医院的普通毯子遮住窗户，把屋子一侧临时改成暗室，放好冲洗感光片的显影药水。就这样，玛丽到医院半个钟头以后，一切便就绪了。
痛苦的行列开始行进。外科医生和居里夫人待在那间暗室里，开动的仪器笼罩在神秘的光环下。人们把一个个伤痛的身体抬进来。伤员躺在放射诊断台上。玛丽将仪器对准受伤部位，调整位置，得到清楚影像。骨骼和器官的轮廓清晰显现出来，其中看到一块黑黑的阴影：子弹或炮弹碎片。
一名助手记下医生的观察结果，玛丽迅速纪录下影像上的弹片位置或拍摄成感光片，作为外科医生取弹片的依据。有时候，医生就在“射线下”施手术，在透视屏上看到手术钳插入伤口，避开骨骼，夹住弹片。
十个、五十个、一百个伤员……几个钟头过去了，有时要一连工作几天。只要还有伤员，玛丽就一直待在暗室里。离开战地医院前，她还要研究在哪里能安置固定的放射检查设备。最后，她才把设备收拾起来，爬上那辆神奇的汽车，出发回巴黎。
用不了多久，这所战地医院又会看到她的身影。她上下周旋弄来设备，搬到这里来安装。一个使用这种仪器的人会跟她一道来，但是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弄到这个人的，也不了解她如何培训他从事这项工作的。从此，这所战地医院便有了X光室，用不着她来帮忙了。
玛丽除了装备那二十辆射线检查车，还用这样的方式装备了二百个放射检查室。居里夫人亲自创建启用了共二百二十个移动或固定的检查站，使用这些设备检查过的伤员总数超过了一百万人。
玛丽的力量源泉不仅仅来自她的科学知识和勇气，她具有一种朴实而宝贵的“适应”天赋，而且发挥到了极致。战争时期，法国人将打破官僚主义桎梏的创造性做法称作“D机制”，这种机制玛丽运用裕如。她强迫自己进行系统训练，不但完善自己操作伦琴仪器的技术，阅读解剖学论文得到放射医学知识，而且还学开车，拿驾照，了解机械常识。她最不愿意求助于他人，更不愿意让人为她服务。
如果司机不在，她就自己驾驶那辆雷诺车，在颠簸的公路上到处奔波。人们见过她在严寒天气里精神十足地使劲用摇把发动汽车，也见过她奋力用千斤顶抬起沉重的汽车更换轮胎，或者用科学家的精密态度，皱起眉头清理肮脏的化油器。要是通过火车托运仪器设备，她就亲自动手把设备装上车皮，到达目的地后，又是她亲自动手卸车，拆开包装，看看有没有发生什么损坏……
她对自己是否舒适毫不在意，也从不要求特殊照顾。从来没有一个著名妇女像她这样，她从来不给人添任何麻烦。她根本不在乎怎么吃饭，也不在乎在哪儿睡觉——她要么睡在护士宿舍，要么像在霍格斯泰德战地医院那样，在露天支个帐篷，倒头便睡。当学生的时候，她在阁楼上冻得浑身发抖，如今无需适应就变成一名士兵，参加进一场伟大的战争。
一九一五年一月一日，玛丽写信给保罗·兰格文说：
我还没有决定何时动身，但不会太晚。我收到一封信，说圣波尔地区的那辆放射检查车已经损坏。这等于是说，整个北方都不能做放射诊断了！我正在采取必要步骤，抓紧时间赶紧出发。我的祖国饱受一个多世纪的苦难，如今又倒在血泊中了。但是，既然我不能为不幸的祖国效劳，就决心尽全力为我的第二祖国服务。
在巴黎，艾莱娜和艾芙的生活就像参战军人家属一样。母亲只有在肾脏疾病发作时，才能回家休息几天。只要她在家，那就是生了病。没病的时候，她总是在法国或比利时的三四百家战地医院里，要么在苏彝普，要么在兰斯，要么在加来，或者在波普林格。战争在持续，她也在这些医院之间巡回。艾芙汇报自己历史或法文考试成绩优异，写信给妈妈时，收信地址从来十分奇怪，也特别迷人：
“福赫纳，高尚玫瑰旅馆，居里夫人收。”
“上莱茵，摩维拉，第二附属医院，居里夫人收。”
“第一一二医院，居里夫人收。”
玛丽在巡回中，只要一落脚，就给巴黎匆匆写个明信片，向女儿们简单通报自己的消息：
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亲爱的孩子们：我们到了亚眠，在这里睡，一路只爆了两个轮胎。替我问候大家。妈。
同一天：
抵达了阿伯维尔。让·佩林开着自己的汽车撞上一棵树。好在没有大损伤。继续向布洛涅行驶。妈。
一九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艾莱娜：一路上发生过种种事故，终于抵达了波普林格。可我们还不能工作，要等医院做出一些改变才行。他们要给汽车盖个棚子，还要在一个大病房里隔出个小间，安置射线检查设备。这些耽搁了我的工作，很难想出其他办法。
几架德国飞机朝敦克尔刻投弹，炸死几个人，不过大多数人并不太惊慌。在波普林格也时而发生这种事，不过不常有。我们一直能听到大炮的轰鸣声。这儿没下雨，有点冻。医院热情接待我，让我单独住一间房，还给我生了火炉，比福赫纳强多了。我在医院吃饭。亲切拥抱你们。妈
一九一五年五月：
亲爱的：我在沙隆等了八个钟头，今天早上五点才抵达凡尔登。汽车也到了。我们正在组织安排！妈。
一九一五年四月的一天晚上，玛丽回家后脸色比平时更苍白，行动也不像平时那么敏捷。人们关心她，问长问短她都不说，关上自己房间的门生闷气。
原来，从福吉斯返回的路上，司机把车翻到沟里了。玛丽当时坐在车厢里，周围都是仪器，结果被埋在下面。她非常恼火不是因为自己受了严重擦伤，而是立刻想到玻板X光片都碎了。那年轻司机吓傻了，稀里糊涂问：“夫人！夫人！你死了吗？”这一问倒把压在沉重仪器下面的玛丽逗乐了。
她并没有向人们讲述事故经过，她的伤不太重，就躲在家里自己包扎伤口。后来家人在报纸上看到这次事故的报道，在盥洗室看见几片带血的布片，才得知此事。可她已经再次出发了，随身带着她的黄色皮包和旧圆帽，还有她专门为“参战”买的男式黑皮钱包。
在一九一八年，她把这只钱包忘在一个抽屉里，再也没有碰过，直到她一九三四年去世后，才被发现。人们发现钱包里有一张身份卡片，上面写着“居里夫人，射线服务主任”，有一张大炮及炮弹军需次长签署的文件“允许居里夫人使用军用汽车”，有大约十张法国妇联签署的“特别使命”命令文件，有四张照片：一张玛丽的，一张她父亲的，两张她母亲斯科洛多斯卡夫人的，有两个空的小口袋，无疑是她在旅行得空时种花用的花籽袋子，一个袋子上写着：“迷迭香种子，四到六月间在苗圃播种。”
居里夫人并没有为这种令人惊异的生活准备什么特别服装，只是在轮流穿的旧衣服上套了个红十字臂章。她从来不戴护士用的面纱，工作的时候也不戴帽子，只是在衣服外面套上件实验室穿的普通白大褂。
她丈夫的侄子莫里斯·居里在沃古斯当炮手，写信给她说：
艾莱娜告诉我说，你在凡尔登一带。凡看见医疗车辆经过，我都探头看看车里的人，只见人们戴着满是装饰条纹的帽子。我猜想，军事当局大概不会让你按规矩穿军装吧……
这位到处巡回的人几乎无法照顾自己的家。家里便不成样子了。艾莱娜和艾芙继续上学，成绩好坏参半。她们还为士兵们织毛衣。餐厅墙上挂着一幅大地图，她们在战略要地位置插上一面面小旗子，密切关注着战事进展。玛丽要孩子们自己出去度假。她对孩子们的关心仅此而已。她允许艾莱娜和艾芙在敌军轰炸时睡在床上，而不必钻在地窖里瑟瑟发抖。一九一六年，她同意孩子们参加秋收队，去布列塔尼代替上前线的男人收获庄稼。两个孩子在那里割麦子、打麦子，干了两个星期。一九一八年，她们不顾德军大炮轰击，留在巴黎。我认为，玛丽不愿让女儿们过分谨慎小心。
艾芙还帮不上她的忙，但艾莱娜十七岁便掌握了放射知识，同时还没有耽误中学毕业考试，也没有耽误在巴黎大学的学业。起初，她当母亲的“操作员”，后来单独执行过许多次使命。玛丽派她去许多战地医院，尽管她还太年轻，可母亲觉得她既然担负了责任，自然该住在福赫纳、霍格斯泰德、亚眠等地的战区里。居里夫人与这位年轻姑娘间建立起一种战友般的亲密关系。这位波兰女人不再觉得孤独，可以跟自己的合作者和朋友们谈工作，也可以推心置腹谈自己的忧虑。
战争开始后的几个月里，玛丽跟艾莱娜进行过一次重要交谈。
她对女儿说：“政府要求公民捐献黄金，很快还要发行公债。我要献出仅有的一点点金子，还要献上我获得的科学奖章，这种东西对我没用。还有，因为太懒惰，我第二次获得的诺贝尔奖金还存在斯德哥尔摩没取，是瑞典克朗。这是我们家最大的一笔财产。国家正需要钱，我想把这笔钱提回来买战争公债。不过，我并不抱幻想，这钱可能会一去不复返。所以，如果你不同意，我就不做这种‘傻事’。”
后来，她们把瑞典克朗兑换成法郎，又变成战争公债，继而变成“国民捐款”或“自愿捐献”。正如玛丽预料的一样，最后消失得一个子儿也没剩下。她把自己的金子捐献到法兰西银行。接待她的职员接受了金钱，但拒绝接受奖章，那位职员情绪激动，坚决不肯将这些荣誉的奖章送去熔化。玛丽并不领情，认为这是拜物主义，太荒唐了。最后只好耸了耸肩，把奖章带回实验室。
如果居里夫人有了一个钟头的休息时间，她就会待在皮埃尔·居里路的实验室，坐在花园里的一张长凳上，看着她心爱的椴树，望着新建起却空荡荡的镭研究院，想着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实验室助手。那是个波兰人，名叫让·达尼什，他已经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她叹息着，不知道这种血腥的恐怖何时才能终止，何时才能重新埋头研究物理学。
她并不让这种无益的空想折磨自己，她不断地为战争提供服务，但同时也在默默为和平做着一点点准备。她尽量抽出时间，将居维埃路上那间实验室的设备一点点搬到皮埃尔·居里路上的新实验室里。打包、装车、卸车，开着她那辆旧放射检查车，从一个建筑物跑到另一个建筑物，像蚂蚁搬家一样忙碌。没过多久，新实验室装备完毕了！最后，玛丽在存放放射性材料的屋子周围赫然堆了一层沙袋，这才算结束了自己的安装工作。一九一五年初，她把那一克镭从波尔多运回来，供国家使用。
镭与X射线都能对人体产生各种治疗效果。在一九一四年，国家还没有组织射线医疗，因此玛丽要再次创造，并作临时医疗准备。她将自己那一克镭献出来，搞“射气服务”。每个星期，她都要利用镭“挤奶”，让它发出射气，将射气装在试管里，送到巴黎大医院和其他卫生中心，用以治疗“恶性”伤痕和许多种皮肤损害。
射线检查车、射线检查站、射气治疗服务……还有更多的有用服务逐渐创造出来。但是，缺乏受过培训的操作人员。玛丽对此十分忧虑。她建议设置并讲授一种放射学课程。没过多久，二十名护士便召集起来，在镭研究院进行第一期培训。教学计划包括电学与X光理论课、实践操作练习，还有解剖学。授课教师是居里夫人、艾莱娜·居里，还有一位迷人的女学者克莱恩小姐。
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八年，玛丽就这样培训出一百五十名放射科操作技师，受培训的人员有各阶层的人士，有的人受过的教育程度很低。起初，居里夫人的名声让他们感到害怕。但是，这位女科学家很快便以热心和恳切赢得了大家的欢迎。玛丽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天赋，能让缺乏知识的人接受科学。她特别喜欢把工作搞得尽善尽美。她的一位学员以前是位女佣人，这位学员头一次为照相版显影，就像个艺术家一样搞得完美无瑕。居里夫人无比欣喜，好像这是她自己取得的胜利。
法国的同盟国也开始相继求助她了。从一九一四年起，她频繁光顾比利时的许多医院。在一九一八年，她应意大利政府的要求，前往意大利北部执行一项使命，调查当地的放射性物质资源。不久之后，她迎接二十名美国远征军士兵来自己的实验室，向他们传授放射学知识。
由于新职务的关系，她能接触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有些外科手术师理解X光的用途，把她当成了不起的同事，也当成可贵的合作者。比较无知的另一些人却不信任她的设备。但是，经过几次确有效果的放射诊断后，他们这才惊异地发现，“它真的有效”。玛丽指给他们看经射线显示在透视屏上的弹片，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通过常规手术办法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些弹片，还让伤员饱吃了苦头。他们立刻信服了，把这种方法当成奇迹来谈论……
她时常遇到时髦女人或医院的赞助者。这些人随便地朝这个头发灰白的女人看一眼，见她不讲究衣着，也不在乎人们叫她什么名字，便往往把她当成个下属来对待。每逢这类虚荣心让她稍感恼火时，她便会想起一位护士和一个士兵，心情马上便平静下来。那两位是她在霍格斯泰德医院工作时的同伴：比利时王后伊丽莎白和国王艾伯特。
虽然玛丽的态度往往冷淡矜持，她对伤员却十分和蔼热情。有些原来当农夫当工人的看见伦琴仪器觉得害怕，问这种检查会不会伤着他们。玛丽就安抚他们说：“你们会看到，这就像拍照片一样简单。”她使出自己浑身解数，设法用悦耳的声音对他们说话，双手抚慰他们，拿出极大的耐心。那是对生命的虔敬。为了拯救人命，也为了减少他们的痛苦，让他们免受切割检查之苦，因此避免虚脱，她可以做出最艰苦的努力。只有一切办法无效时，她才会采取强制手段。
这四年中，她遭受了无数艰难困苦，冒着极大的危险，可她从来没说过。既没有提过能把她整垮的疲惫，也不提随时有送命的危险，更不说X射线和镭对她已经受损的器官产生的严重危害。她在同伴面前只露出一副无忧无虑的神色，甚至表现出快乐，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快乐。战争教会了她这种兴致，这是最美的面具，是勇气的面具。
尽管如此，她内心中却极少感到过欢乐。一想到研究被打断，波兰亲人没有消息，她就感到深深的痛苦，世界范围的疯狂战争更增添了她的恐惧。她见到过成千上万个伤残的身体，听到过无数的呻吟和尖叫声。这些记忆让她的生活久久笼罩在阴郁之中。
停战的礼炮声传进了她的实验室。她要用国旗装饰镭研究院，于是带着自己的合作者玛特·克莱恩到附近店铺寻找法国国旗。但是，各商店的国旗都卖光了。她最后只好买回三种颜色的布料，让女仆巴迪内特夫人缝起来，挂在窗前。玛丽兴奋得浑身发抖，不能自己。她和克莱恩小姐登上那辆放射检查车，这车用了四年，已经破旧不堪。理化自然科学学部的一个工人为他们开车，在几条街道上来回游行，庆贺胜利。街道上的人群欢乐中带着肃穆。协和广场人山人海，汽车再也无法通过。有些人顺着挡泥板爬上车顶。玛丽的汽车再次上路时，车顶上载着十几个额外的乘客，他们整整一个上午都待在车顶上欢呼庆祝。
战争的结局对玛丽来说是双重的胜利。波兰在战火的灰烬中重新诞生了。受过一个半世纪的奴役后，波兰重新变成一个自由的国家。
这位前斯科洛多斯卡小姐又回顾起自己童年受过的欺凌，以及青年时期的奋斗。她还是个小娃娃的时候，曾以装假和计谋与沙皇官员周旋；后来在华沙的一些穷人的房子里与流动大学同伴秘密集会；在斯茨组基时，她教农人的子女读书……这些并非枉然。为了自己的“爱国梦”，她多年前几乎牺牲了事业，甚至几乎牺牲了与皮埃尔·居里的爱情。如今，她的梦想变成了眼前的现实。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玛丽写信给约瑟夫·斯科洛多斯基说：
我们这些生来受奴役、戴枷锁的人获得了新生，我们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终于看到了祖国的复活。我们原先不敢希望亲自见到这一时刻，以为就连我们的子女也不会见到这一时刻。可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不错，我们的祖国为了这一幸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且还会付出更多代价。尽管战后仍有阴霾，然而，难道这不比战后波兰仍然受肢解戴枷锁好吗？要是那样，人民该如何痛苦失望啊！我像你一样，对未来也充满了信心。
这种信心和这些梦想让玛丽的个人焦虑得到些许安慰。然而，战争搅乱了她的科学研究，消耗了她的体力，使她破了产。她交给国家的钱像雪一样溶化得无影无踪。她考虑着自己的物质条件，感到非常担忧。如今她五十多岁了，却几乎变得一穷二白。她自己和女儿们的生活只能完全依靠她当教授的薪金——每年一万二千法郎。她的体力能够让她在退休前保证教学工作，并担当起实验室主任的职责吗？
玛丽并没有放弃她的战时职务，战后两年多时间里，学习放射诊断的学生继续到镭研究院来上课。与此同时，玛丽又一心扑到毕生热爱的物理学中。有人请她写一本论《战时放射学》的书，她在书中歌颂科学发现和不懈的研究，及其对人类贡献的价值。她从悲惨的参战经历中找到了热爱科学的新理由。她在书中说：
放射学在战争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显著的例证，证明纯科学的发现在特定条件下，无疑可得到广泛的用途。
直到战争之前，X射线的用途还十分有限。在人类遭受的这场大劫难中，受难者人数多得惊人，人们的强烈反应便是尽量挽救所有能挽救的人，利用一切手段保护人的生命。
人们马上设法利用X射线，使之最大限度地为人类服务。原来看似困难的手段立刻找到了解决方案，变得简单易行。材料和人员像施了魔法一般翻倍增加。原来不理解的人转而接受；原来不会的人学着使用；原来不关心的人变得关心投入。因而，科学发现超越了其自然活动的领域。镭疗法或放射性元素的辐射用于医疗也发生了类似的演化。
在十九世纪末叶，科学将放射现象揭示出来。我们从这一意料之外的发展中能得到什么结论呢？这个结论应该是：我们对纯粹的研究应该更加抱有信心，应该更加增加对这些研究的尊敬和钦佩。
从这本枯燥的技术性专著中，我们很可能无法认识到玛丽·居里的独创性多么重要。她竭力用客观口吻描述，完全不提自己的作用，将自己彻底隐藏起来，在不突出个人作用方面，她真是个天才！玛丽认为，“我”这个字眼不是可憎，而是根本不存在。她的工作仿佛是由某种神秘的实体完成的。需要用“我”字的时候，她要么用“卫生机构”来代替，要么用“人们”来代替。在绝对无法避免的时候，才用“我们”这个字眼。对镭的发现也掩饰在“十九世纪末叶，科学将这种新的射线揭示给了我们”这个说法里了。居里夫人不得不提到自己时，总是设法把自己融入不提名的众人之中：
在刚刚过去的几年中，我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希望为保卫祖国服务，因此立刻转向了放射学。
尽管她如此谦逊，但有一件小事仍可以证明她自认为为法国尽了力。她以前拒绝受颁荣誉十字勋章，以后也再次拒绝过。但是，与她亲近的朋友都清楚，如果有人提议在一九一八年授予她军人骑士勋位，她准会接受。
这种稍稍违反她原则的事没有轮到她。数目众多的“夫人们”得到授勋，获颁奖章，可我母亲什么也没得到。几个星期过后，便没人记得她在这一部宏大的演出中扮演过什么角色了。尽管她做出了相当特殊的贡献，但没人想过应该给居里夫人衣服上别上一枚士兵的小十字徽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