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师之子与书商之女的婚前田园诗从1933年持续到1935年。可以满足苏恰瓦及周围地区的所有女士们所需的波兰裁缝沃斯洛威茨太太几乎无法招架来自书商家的订单。未来新娘那位优雅而严谨的骑士坚持护送身着不同服饰的她前往镇上举办的每场慈善舞会。这位身材苗条、神经紧张、肤色浅黑的女人像花朵一样光彩夺目。她活泼的黑眼睛熠熠生辉，脸上的容光因一种其源头不难确定的奇异光环而得到美化。她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总是在争分夺秒，像以前一样，从早工作到晚，可现在，她还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来打理自己的衣着、鞋子、手袋、帽子、手套、扑面粉、发型和花边装饰。
你可以想象马车和汽车里的拥抱，前往苏恰瓦、法尔提西尼和博托沙尼（Botosani）的游览，也许还会去切尔诺威茨。舞会，月下漫步，犹太教会堂的聚会，未来新娘家中的欢宴。电影院、剧院和夏日花园，溜冰场和叮当作响的雪橇铃声，前往布克维纳度假胜地的旅行。也许他们甚至会在那位单身汉的卧室中逗留盘桓。情节不难想象，爱情的急速脉搏随着时间的节奏而悸动，灾难到来之前的最后田园诗般的假日。
因而，1934年可以称作快乐之年。布杜杰尼与伊特卡尼间的几公里道路成了爱情故事中的银河，这爱情始自一辆一年前将这一对从法尔提西尼的圣埃利亚斯节带回的闷热、拥挤的公共汽车上。随着事件的发展，伊特卡尼的人，特别是布杜杰尼——当时的犹太人小镇之都——的居民，热切地讨论着它们：政治争论和女人的闲言碎语在世界剧院的那个特殊角落里等量齐观；无足轻重的小事件与伟大的乌托邦的讨论演说，罗马尼亚语、意第绪语、法语和德语报纸上有关这个星球的喧嚷报道，与工作日的喧闹声交杂在一起。亲朋好友全都参加了这次盛宴，兄弟、姐妹、父亲及其体质虚弱、郁郁寡欢的妻子，我的外祖母海娅，她的绰号是特朱拉（Tzura），意为“痛苦”。所有这些人中的一位热心参与者是美丽的玛丽亚，她是这个家庭收养的父母双亡的乡下姑娘，她渴望能陪伴书商最小的女儿前往她的新家。
所以，1934年是一个快乐之年。可是，年轻的阿里尔，这位消息灵通、受过良好教育、拥护犹太复国主义的叛逆者，却将这一年裁决为流氓年。未来的新娘和新郎像其他聚集在老阿夫拉姆的书店中的人一样，正翻阅着当天的报纸和最近出版的图书。因此，他们也许丝毫不会对阿里尔的宣告感到讶异：一年前出版的小说《两千年》（De douǎ mii de ani），就在布加勒斯特享有succès de scandale[1]之名。印制在灰蓝色封面上的作者的名字是米哈伊·塞巴斯蒂安，约瑟夫·海希特（Joseph Hechter）的笔名，而其具有煽动性的前言的作者是铁卫军的理论家纳艾·伊奥奈斯库。真令人难以置信，这位极右翼民族主义者居然是可怜的海希特的导师！在序言中，军团兵伊奥奈斯库宣称，他的景慕者和门徒不是像他所设想的那样，只不过是个来自布勒依拉[2]的多瑙河流域的普通男人，而是来自多瑙河流域的布勒依拉的一个犹太人。
显然，这一事实不会被忽视或改变：海希特—塞巴斯蒂安及其共同的宗教信仰者，即使当他们是无神论者或被同化时，也无法被认为是罗马尼亚人。罗马尼亚人之所以是罗马尼亚人，是因为他们属于东正教会，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是罗马尼亚人，军团兵伊奥奈斯库解释说。就这么简单！
到1935年，书店已经采购了塞巴斯蒂安的另一卷帙：《我是如何成为流氓的》（Cum am devenit huligan）。在书中，作者宣称，1934年，也就是对那对未来的新娘和新郎来说是如此幸福快乐的一年，是流氓年。“我们为什么要在乎？”书商阿夫拉姆大声问道，只为了激怒他那位叛逆的外甥。阿里尔，怀着疯狂的热忱，坚持贩卖旧闻。纳艾·伊奥奈斯库先生声称，没有任何解决这该死的局面的办法！阿里尔摇晃着他那染成蓝色的乱如蓬草的头发，朗读着由那位军团兵所下的定论：“犹大正在遭受痛苦，因为他让基督出世，因为他看到他却不信仰他。这事本身并非如此糟糕。问题是，我们基督徒不相信他。犹大正在遭受痛苦，因为他是犹大，他将继续忍受折磨，直至时间的尽头。”
塞巴斯蒂安的前友纳艾·伊奥奈斯库已经成了铁卫军的哲学家，一个为一个东正教国度摇旗呐喊的人。在接下来的1935年这一流氓年中，伊奥奈斯库的预言甚至更加清晰无误，而阿里尔极度的担忧则难以挑战。“约瑟夫·海希特，”伊奥奈斯库威胁地写道，“难道你不觉得，你已被寒冷和黑暗所俘获？”“他在说我们，”阿里尔引人注目地耳语道，“我们的军团兵朋友在指我们。”
但假如同化和转化哪一样都无法解决所谓的犹太人问题，还有什么可以担当解决问题的重任呢？阿里尔有益地提供的这种两难境地在当代的指导性著作Mein Kampf[3]中得到了表述。不管阿里尔的听众有何感觉，那位军团兵已表明了观点。最终方案（Final Solution）的黑暗与寒冷不是那个罗马尼亚东正教军团兵的发明。他自打久远得无可追忆的时代算起的所有祖先，已赋予了犹大以一种可以令他感觉到潜在危险的基因。书商阿夫拉姆家可不是如此。
但令1934年和1935年的黑暗岁月与其他年份有所区别的东西是什么？阿里尔会采用约瑟夫·海希特所采用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它们是流氓年。“流氓”一词让他感到欣喜雀跃，他朝自己的听众挥舞着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的那本袖珍小册子，小册子那粉底黑字的封面很是扎眼，一只猫头鹰君临其上，它是位于布加勒斯特马卡街2号的民族文化出版社（Cultura Nationalǎ Publisher）的徽标。当然，布杜杰尼的“我们的书店”已经订购了几册《我是如何成为流氓的》，其册数超过了已订购的同一作者在前一年所写的那本声名狼藉的小说的册数。“总之，”作者写道，“罗马尼亚的反犹主义是事实而非观念，它偶尔也会变成一种观念。”但对他自己祖国的爱又当如何呢？“给我看看能够根除下面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的反犹主义的法律：我出生在多瑙河畔，并且热爱这块土地。”作者勇敢地宣称。
“那么，反犹主义的立法不会动摇你对自己祖国的热爱，这是事实喽？”我们口若悬河的表亲阿里尔大汗淋漓地质问着看不见的作者。“记住，我们犹太人一直在不断地从一个乱石穿空的悬崖辗转到另一个悬崖，在这个世界到处流浪！”他自己那些现在正专心致志地倾听他的议论的家人理当发出一阵哄笑——他隐约地这样认为——对那个约瑟夫·海希特-米哈伊·塞巴斯蒂安。可他们根本没笑。他们只是在对被他们视为年轻演说家的年轻人冥想的东西报以微笑。他们知道，海希特-塞巴斯蒂安先生已经离开了犹太人区，在布加勒斯特宽广而绚烂的舞台上自由驰骋，但他们那像蓝天一样永恒的小镇不明白，既要离开自己的家族，又依然声称自己属于其血统，这种做法意味着什么。
“你书店里的字典是错的！”无所不知的阿里尔喊道，一面指向书架。他的意思是，海希特-塞巴斯蒂安没有使用“流氓”一词的英语含义，或者过春节的印度人所使用的含义，或者该词的斯拉夫语义，即“亵渎者”。阿里尔意指法语troublion一词，或如美国人指出的：“麻烦制造者”。
事实上，1935年的小册子的作者所指的是新流氓主义：传播流言蜚语、插科打诨和辛辣讥讽的混合物，它们在一种新的使命意义的作用下组合在一起，正如约瑟夫·海希特的另一位朋友伊利亚德在他的小说《流氓》中简明扼要地阐述的那样，该书出版于同一年，书店的橱窗中就有展示。反抗是通向伟大的迷幻的道路上的一次通过礼仪[4]吗？“生活中只有一条可预见的道路：流氓主义。”年轻本身就是流氓英雄的载体。“只有当组织成群体，准确无误而又整齐划一地迷醉于一种集体神话时，人类才会获得自由。”——民兵组织和攻击部队，当今世界的罗马军团，年轻人因集体死亡的共同命运而加入其中。
“军团兵们甚至已宣称，民族主义诗人米哈伊·埃米内斯库是这个国度的大流氓，是身着绿衫、口唱歌颂十字军和科德雷亚努上尉的圣歌的殉教者们的神圣先驱！”阿里尔激昂地咆哮道，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一旦他抛下犹大而转向自己那些更为芜杂的混乱思想时，他的听众便不再留心他的话语了。
“集体死亡！”阿里尔叫道，“无论他选择成为什么人，是无神论者还是皈依的犹太教徒，乃至反犹主义者，海希特先生都不能逃避流氓们所威胁的那种黑暗。‘内部的灾难’，他说。现在，既然他的朋友们正在为袭击和集体死亡拍手叫好，那么这正是来自布勒依拉的约瑟夫·海希特的所思所想。不可否认，我们可能是过分的、猜忌的、激动的。但这些祖传的毛病就够了，我们不需要新的敌人，我们得自己面对。有没有人问过我们，我们是愿意要塞巴斯蒂安先生所谓的‘内部的灾难’，还是那个军团兵的灾难？”很难说聚集在老阿夫拉姆的书店中的亲戚们和亲戚的亲戚们是否还有人在听他说话。于是，正如在后来的生活中一样，阿里尔更多地是在自说自话。他们可能还在听，但没有多少愉悦感，而是对那个天才颇感恼怒，因为他认为他们全都是半昏睡的笨蛋。
由纳艾·伊奥奈斯库作序的塞巴斯蒂安的小说《两千年》出版于1934年，《我是如何成为流氓的》这本小册子出版于1935年，与米尔恰·伊利亚德的两卷本的《流氓》同步——这些出版物全都展示在布杜杰尼的“我们的书店”的书架上。要是他的顾客中有谁感兴趣，阿夫拉姆甚至还会订购法语和德语出版物。他妹妹芬妮的儿子阿里尔会留意提醒他注意特殊的书名，并总是这些异国读物的第一个读者。
《两千年》这本书不曾让任何人漠然置之。我在1950年遭遇这本书并非偶然，当时，流氓们的战争已经结束，流氓们的和平正在实施中。它是我在姨妈——我母亲的姐姐，一位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淳朴女人——的家中找到的三四本书中的一本。我当时大约十三四岁，正在对提尔古·福鲁莫斯（Tîrgu Frumos）的亲戚们进行短暂的拜访，结果出人意料地发现了这本小说的初版，它有着蓝灰色的封面和斜体字。无论是社会主义出版社还是公共图书馆都不敢倡导这样的标题和主题。但在布杜杰尼的书商的另一个女儿的家中有这本书，它是过去时光的纪念物，又是新时代的指路灯。我姨妈丽贝卡是那些听表兄阿里尔攻击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的冗长演说的人中的一个，这位作者本人会用“流氓”一词攻击所有人，包括他的那些攻击过他的犹太同胞。“他有权说出他想要的。但死亡——他怎么能与死亡做交易？”阿里尔叫道，“心思缜密的海希特-塞巴斯蒂安不愿意冒犯自己的导师，接受了那个军团兵的序言，结果，有了它，他的死亡得以宣判。而且，由于像以前一样心思缜密，他还宣称自己是个流氓，以此来回应那些流氓们。仅仅是讽刺？好吧，那是他的事。但死亡……死亡的礼拜式？死亡的迷境，死亡的寒冷与黑暗？这些可不是开玩笑，海希特-塞巴斯蒂安更应当知道这一点。正是在此，讽刺本身中止了行动。我们应该如何应付军团流氓，应付被死亡的魔力神圣化的死亡的英雄？塞巴斯蒂安先生，这位无神论者，这位被同化的罗马尼亚公民，应当早就意识到了所有这一切。”丽贝卡姨妈为我这个初出茅庐的13岁的共产主义者解释说，其实，“我们培育生命而非死亡。《旧约》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称，生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无可衡量的。”这一急迫的副歌气得人七窍生烟，而它的反面不只是令人发疯。我们太了解死亡的礼拜式会导致什么了，丽贝卡姨妈提醒我。具有远见卓识的阿里尔是对的。我外祖父一家——布朗斯坦家族——以及集镇上的其他所有家庭，随着旋风、骚动和被称作生活的蜂箱的嗡嗡声而摇摆不定，他们似乎对阿里尔所引述的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的至理名言“将反犹主义变为观念”毫无兴趣。可是死亡的寒冷与黑暗……这样的词汇不会受到轻描淡写的对待。
在这样一个小集镇，邻里关系以及与权威人士的关系是友好和睦的。农人会来老阿夫拉姆这里就法律甚至宗教问题向他请教，或是借一小笔钱。这家人像爱女儿一样爱着玛丽亚，也就是书商从街道上捡回家的那个孤女，大家把她当家人一样看待，她也快乐地留在这个家中。玛丽亚绝无可疑之处，但他们周围的一切，在书籍中，在报纸上，在顾客的眼睛中，猜疑正在不断增加。你不得不小心警惕，极其小心警惕。
书商阿夫拉姆对这些祖传的强迫症始终保持着一种和颜悦色、心存怀疑的超然态度，仿佛庄重与虔诚可以阻挡邪恶似的。然而，他最小的女儿，也就是我母亲，对任何令人怀疑的征兆都会迅速做出反应。丽贝卡姨妈让我记起这些细节，我从家族传说中对它们已耳熟能详。
马尔库，也就是来自伊特卡尼的会计师，我未来的父亲，在与任何人相处时都始终泰然自若，友好和善，小心谨慎。他没有多少朋友，但他也没有敌人。他与形形色色的同事们打交道时都轻松自如，尽管他在自己的亲戚中间觉得更自在。他的非犹太朋友扎哈利亚总让他不知所措，此人堪称当地的唐璜，一味逍遥自在，喜欢参加聚会，与女人打情骂俏，打猎骑马，终其一生都唇带微笑，帽子俏皮地斜扣在脑门上。他们的友情一直牢不可破。马尔库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扎哈利亚会对狂热的口号和口唱圣歌的军团兵产生任何兴趣。
1935年，老阿夫拉姆对阿里尔热烈呼吁的小心谨慎毫不在意。对他而言，敌意和危险是万事万物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既然它们是不可避免的，也就不必为它们忧心忡忡。你必须认真履行日常的工作，接受周围的蠢事和苦楚，就这么回事。人们始终记得一个和蔼可亲、体面端庄的人——别无他样。毕竟，阿里尔因其扎眼刺目的衣着和夸大其词的宏论为自己赢得了令人可疑的狼藉声名。除了塞巴斯蒂安的丑闻，或将内部与外部灾难间的对峙理论化外，这家人还有其他事要关心。由于他们全神贯注于婚礼计划，他们的日常生活便被其他的想法所主宰。事实上，准备工作的紧张忙碌让他们想起，他们在这个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生活得如鱼得水。确实，他们没有像约瑟夫·海希特那样出生在多瑙河畔，但布克维纳的山岗也不会被嗤之以鼻。他们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一点儿也不亚于约瑟夫·海希特-米哈伊·塞巴斯蒂安，没打算也没有时间去把微言琐事之类的东西哲学化——阿里尔最近就沉迷在微言琐事之中。
很正常，微言琐事也许会被看作令人惬意的东西：它们具有迷人的甜美与天真。只有滑稽可笑的阿里尔，也就是书商的外甥、新娘的表兄，才可能认为它们是恶兆。它们滴下毒液，只能暂时受到控制而隐而不发的毒液。微言琐事可在完全出乎你意料的情况下招致灾难！“在这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没有什么是不可调和的。”那年轻人朗诵着引自塞巴斯蒂安的语句。阿里尔什么事都全盘吞下，什么事都记得一清二楚，随心所欲地歪曲词义。“逃避”，这正是他对此种做法的称谓。逃避！这个词找到了一位听众，它激发了信任。宿命论，幽默感，快乐主义与忧郁烦恼，腐败堕落与奔放的激情，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激动的阿里尔声称，其方式正是生存的超级技巧：逃避。这就是他带着他那惯常的轻蔑和傲慢神情所一再重复的。可有谁在听呢？他的听众们沉浸在准备婚礼的喜悦中，觉得他们没有理由拒绝快乐，或奔放的激情，或对自己命运的信心，以及被年轻气盛的阿里尔所抨击的一切。
1934年这个所谓的流氓年一直是快乐的，那么为什么接下来的一年会有所不同？书商最喜爱的女儿风华正盛，快乐充溢在整个家庭，兴高采烈的情绪让人想到，这个他们世代居住的地方并不比其他任何地方差。风景与人物，气候和语言——全都为他们所有。他们与邻居相处和睦。灾难？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去怀疑人们瞧你的眼神，或对这个古怪的世界怒不可遏：毕竟，与他们有着相同宗教信仰的人也并非圣徒。偶尔，他们甚至纳闷，不知邪恶是否可能不存在于他们自身，尽管他们所到之处，似乎都在吸引敌意。
生活真的必需毒药的振聋发聩的力量吗？虽说通常经过稀释，而且几乎不存在，可它总是准备在突如其来、令人恐怖的爆发中喷涌而出，将那些甜美的小东西——昨日温和的微言琐事——击得粉碎，并预示着灾难的到来。这正是滑稽的阿里尔所做的，将众多的名字与引言掷向他们，旨在提醒他们其自身已不再留意的陷阱。“就连托尔斯泰也听任自己遭人愚弄。在罗马尼亚短暂逗留期间，他欣然接受了这里的一切。该地及其居民的迷人之处……这位年高德劭的贤人焕发了青春，变得年轻烂漫。”年轻的阿里尔学着教皇的口吻说道。阿里尔，书商的外甥，他居住在布哈西（Buhusi）的妹妹的儿子，轻率狂妄的阿里尔，顶着一头染成蓝色的头发，朗诵着兰波[5]的诗句，能够每隔一周便走上二十五公里的路程，前来与自己的姨父基法·雷米尔下棋，对亚博廷斯基和即将来临的地中海地区的犹太人状况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这是个认为自己比海希特—塞巴斯蒂安处在更优越位置的人。“同化？为何而同化？”那年轻人怒吼道，“为了变得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事事都和谐一致？我们生活在一个对一切都兼容并蓄的国度吗，就像那位布加勒斯特的作家所声称的那样？”他似乎并不在意，舅舅阿夫拉姆脸上挂着消遣的微笑，或是阿夫拉姆的女儿听得过于聚精会神，所以实际上并没在听。
“假如我们一直以来仅仅是像这些人，像那些人，或像其他人，我们会存在这么久吗？五千年！不是两千年，就如那位布加勒斯特的绅士所认为的那样！让我们瞧瞧流氓先生将证明他与自己那些流氓朋友是如何和谐一致的！”老阿夫拉姆及其女儿，演说者本人，就连可怜的内森，也就是那位不知自己该喜欢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的信仰共产主义的裁缝——他们似乎都比那位遭到同化的塞巴斯蒂安处于更优越的位置。当然，拉比约赛尔·维基尼特泽尔，该镇的精神领袖，也处于一个比海希特-塞巴斯蒂安更清醒和优越的位置。他们的家是幻境！家的幻境是塞巴斯蒂安先生不再拥有的东西。
布朗斯坦家族在1934年那个流氓年很快乐，在将举行婚礼的1935年和他们的后代将要出生的1936年也很快乐。在布杜杰尼镇，这几年并非如塞巴斯蒂安、他的批评者阿里尔以及报纸所广泛宣称的那样，是流氓年。流氓时代正在向我们逼近，或者不如说，它们已经抵达此地，老阿夫拉姆从车站背到自己位于布杜杰尼的书店的罗马尼亚语、意第绪语、德语和法语报纸称。虽说到处都沉浸在亵渎辱骂的病态的喜悦中，可在那个东欧小集镇，书商一家仍过着快乐的生活。
如果在那个流氓年之后的半个世纪，我能够问问那位中国圣人，在我出生的前一年，我是个什么样子，他可能会报以老生常谈。他可能会告诉我我已经知道并在随后得到证实的东西：仅仅作为一种假设，作为非现实性，你只能拥有你在后来的现实生活中的长相。例如，我无法成为犹太裔罗马尼亚人安娜·波克尔[6]，也就是那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明星，她离开了犹太人区，径直穿过了无产者国际主义的红色大门；我也成不了世间的犹太裔罗马尼亚人尼库·斯坦哈特[7]，皈依东正教，甚至军团主义；我甚至成不了阿夫拉姆或他的女儿珍尼塔·布朗斯坦，最不可能成为拉比约赛尔，他们聪明的顾问。同理，我不可能成为他们桀骜不驯的亲戚，也就是那位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阿里尔。有可能的倒是，在1935年，即我出生的前一年，我是流氓塞巴斯蒂安——而且50年后，50年以后的10年后，再过10年后，以及所有那些年间，我都将是流氓塞巴斯蒂安。
但在1950年的那个周六，我对此一无所知，当时，我是个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队员，正坐在我姨妈位于雅西[8]附近的提尔古·福鲁莫斯的黑暗房屋的小房间里，轮到我打开《两千年》这本书。
在1935年，我外祖父和我未来的父母同样没有意识到那中国笔触在模糊难辨的天空上绘下了何物，这天空睡意蒙眬地罩在布杜杰尼之上，处于暴风雨到来前的宁静中。他们完全沉浸在准备婚礼的喜悦中——谁能够为此而指责他们。他们忙着草拟名单、菜单、服装目录和演说词，将复杂的计算核对了又核对。庞大的计划正在得到精细的讨论：怎样租下位于糖厂附近的伊特卡尼的药剂师的房子，以供那对年轻夫妇居住，而且家里要有布朗斯坦家的善良仙子玛丽亚的房间；买什么样的新家具；如何应对最近的一起诉讼所带来的债务，书商因这起诉讼而失去了自己的房子。书商阿夫拉姆·布朗斯坦不富裕——尽管他从早到晚地辛苦工作——可一场婚礼毕竟是一场婚礼，而且它将得到书的赞美。客人名单数量不断增加：来自博托沙尼、法尔提西尼和雅西的阿夫拉姆及其妻子的兄弟姐妹，他们全都会带上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来自法尔提西尼、罗曼（Roman）和福克撒尼（Focsani）的新郎的父母、姐妹和兄弟，以及他们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邻居，朋友和官员——市长，警察局长、法官博斯科亚努，兽医马瑙留；公证人杜米特雷斯库；甚至令人难以忍受的韦克斯勒，此人是书商的竞争对手，从不放过对自己的竞争对手暗施冷箭的机会。有数不清的事情要与人商量，这主要由新娘本人来完成，商量的对象包括厨师舒拉——一位操办婚礼的行家里手——摄影师巴尔特费尔德，还有无价之宝万达·沃斯洛威茨，即那位裁缝。实际上，新娘事必躬亲，表现出无与伦比的旺盛精力，并且难以取悦。沃斯洛威茨太太已经将新娘礼服反复做了三遍。这位波兰裁缝是个大块头的女人，一副坚定不移的神情，此时还未得到她晚年的一身赘肉和急躁脾性，等到了晚年，只有她那钢青色的眼睛、精巧的手指和嘶哑的声音会让她回忆起年轻时的自己。当时，就像后来那样，她因无理的要求而气恼不已。然而，她无法拒绝一位忠实的老顾客，这位顾客让她有过那么多的成就感，而且，她不得不承认，这位顾客因其对新设计的创新建议而多次得到她的赏识，她从中获得了灵感，天知道这些灵感来自何方，也许来自于她自己无穷无尽的好奇想象。她甚至设法弄到了一本时尚杂志《时尚》（Modisch），是从切尔诺威茨订购的。衣服的颜色、面料、零碎的搭配，这些全都得比平日更加别出心裁。此刻所需的是冷静的优雅，而不是平常那种下里巴人的全套装备。
没有时间去争论犹大的痛苦。生命，而非死亡，现在主宰着舞台。然而，死亡正蓄势待发，积聚复仇的火焰，时刻准备着，只要轮到它出马，就将大展身手。
[1]法语，意指小说以其内容丑恶引起公愤和震惊而获得的坏名声。
[2]布勒依拉（Brǎila），罗马尼亚县名。
[3]即《我的奋斗》，阿道夫·希特勒的自传，于1925年7月18日出版。
[4]通过礼仪（rite of passage），人类学用语，指为人生进入如出生、命名、成年、结婚、患病、死亡等新阶段而举行的仪式。
[5]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法国19世纪象征派诗人。主要诗集有《地狱的一季》《灵光集》。
[6]安娜·波克尔（Ana Pauker，1893—1960），曾任罗马尼亚共和国政治局委员、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罗马尼亚外交部部长。
[7]尼库·斯坦哈特（Nicu Steinhardt，1912—1989），罗马尼亚作家。代表作有《快乐日记》等。
[8]雅西（Iasi），罗马尼亚东北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