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总会获准进入的。”那位布鲁克林的教授说，“鉴于具体情况，这是个例外，而上帝总是会为你制造例外，相信我。”我可以接受这样的假设，但这不是有关我的假设。它关乎在那里等我的人——以及上帝，假如他竟存在的话，会清楚地知道那人是谁。我之所以渴望按照他的规矩行事，只因为在那里等我的妇人过去一直都恪守这些规矩。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我才会打电话给犹太人丧葬自由协会和犹太教会服务机构，以及位于阿姆斯特丹大街和第六十九街的当地犹太教会堂。每个地方的回答都简短干脆，如出一辙：“给你的拉比[1]打电话。”我没有机会说明，我没有拉比，也不属于哪个犹太教会堂，我想知道的只是，在逾越节那一周，是否允许人们探访犹太人的墓地。即使像我这样的人，永远不属于某个犹太教会堂，而且不属于任何地方，也有权获得此类信息。最后，我打电话给那位布鲁克林的教授，我曾向他介绍过齐奥朗的作品。我问这位热爱虚无主义的悖论的无神论者，他是否可能认识一位拉比。
“当然。我的朋友，拉比所罗门契克。”
我向自己的听众解释了我的两难境地，一面心存疑窦，不知道他是否同意我将他本人安置在上帝的立场上，因为他根本否认上帝的存在。
“你说得没错，”我向他保证，“我可以爬过位于苏恰瓦（Suceava）的墓园——我家乡那神圣的地界——的篱笆。我还没有老到爬不过去的地步。但我不想破坏教规，无论如何，这一次不想。如果不允许进入，我将留在那里，在墓园门前，直到我死去，就像卡夫卡的主人公一样，与教规来个面对面。但首先，我必须了解教规是怎么说的。肯定会有关于例外状况的规定，但我必须知道教规是怎么说的。你明白我的意思。教规！我需要一位拉比。”
“我可以打电话给所罗门，”我的布鲁克林的朋友说，“我这就打。他应该知道，此人无所不知，绝对是无所不知。”
事实证明，那位拉比的确无所不知，只有其他几件事除外。他宣布：“在逾越节那一周的头两天和最后两天进入墓园是遭到禁止的。在这中间可以进入。”我面前就有日历，于是记下了日期：逾越节的头两天将是1997年4月22日和23日，即犹太教历5757年尼散月[2]的13日和14日。最后两天是4月28日和29日，即犹太教历5757年尼散月的21日和22日。这将留给我四天时间，足以达成我的目的。然而，那位拉比又补充了些教规之上和之外的东西。听说我要去的是罗马尼亚，他觉得他可以让自己产生一丝怀疑。那位以传递圣贤智慧为己任的中间人无法掩饰自己的困惑。
“你能想象会有这等事吗？当那位拉比听说是罗马尼亚，‘啊哈，’他说，‘罗马尼亚？罗马尼亚？那我就不敢肯定了。他必须问问罗马尼亚的人。’他就是这么说的。你能想到从阿留沙·所罗门契克口中会说出这样的回答吗？”
阿留沙肯定是位贤人，我不得不承认。第二天，星期五，我打电话给我在布加勒斯特的基督徒朋友。
“难道你在纽约找不到此类信息吗？”我的前同胞惊愕地问。
“我可以。拉比向我解释了教规，但当他听说我要去罗马尼亚……”
我的朋友瑙姆（Naum）——绰号金头脑——大笑起来。我可以听到他在布加勒斯特那一头笑得咯咯的。“妙啊！我没想到你们在纽约还有这么聪明的拉比。”
“我们当然有。美国什么都有，但美国拉比觉得，他不能对罗马尼亚犹太人表示任何权威性。周日早晨——犹太人周日上班，所以这样做没什么问题——请你打个电话，找出相关的规定，特别是苏恰瓦的规定，然后告诉我。”
自然，周日我得到了答案。
“一位好心的女士给我提供了所有必要的信息。”金头脑报告说，“我要求她把所有的话都重复一遍，以便我能把它全部记下来。原话如下：墓园在4月22日至29日间关闭，禁止入内。它将在30日重新开放。那将是——我现在读得很仔细——尼散月——这个词你是怎么发音的——的23日，我重复一下，就是4月30日。所以4月30日是逾越节后的第一天，到那时，进入墓园是允许的。”
我陷入沉默。我的朋友不知道这是对拉比所罗门契克的赞颂，还是对布加勒斯特的那位好心的犹太女士的褒扬，或者，也许它有着完全不同的意味。
“有什么问题吗，说话啊。这样一来，你将不得不多待两天，这不是什么大事。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好好地促膝长谈了。总之，急什么？想想吧，我们已经10年没见面了，老天啊！”
事实上，我们已经将近11年没见了，但金头脑瑙姆在一件事情上是对的：墓园不是问题之所在。真相是，我根本不想进行这次旅行。我想让某个人，最好不是我自己，来对我的神经衰弱症做出解释。比这更理想的是，我能够同时应付神经衰弱症和这次旅行。我需要一个简单的解释，像“你不想回到那个把你踢出来的地方”之类的。我需要一枚适用于各种可能的售货机的硬币。你把它塞进去，三明治、苏打汽水或擦拭眼泪的纸巾就会冒出来。但我得到的都是些可怜的陈词滥调：“1941年秋，你5岁，你在运送牲畜的火车上醒来，旁边挤满了邻居、亲戚和朋友。火车载着你驶向东边，伊甸园的东边。”是的，我知晓所有那些冗长的陈述，它们在电影和演说中，在募集资金的晚宴上，以回忆的名义缓缓道出，并分发给后世。我所需要的是由一个客观的声音做出的简明扼要的总结：“1945年，当战争结束时，你是个9岁男孩，你不知道如何应付你新获得的幸存者的头衔。只有到了50岁，在1986年，你才最终明白了幸存的意思。你又一次离开，但这次是向西，‘决定性的启程’——当时这个短语被用于此类告别——‘目标是西方’。”
那个客观的声音发出风趣的笑声，却增加了言辞的力量：“但与此同时，你已经找到了一个家——语言。”
一个“填隙的”家，那个声音咕哝的就是这个吗？不，只是“家”——“填隙的”听上去太自命不凡了，尽管它极其准确地传达了个中含义。接下来是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幸存者，外侨，治外法权者，反党分子……毕竟，语言就是你的家，不是吗？”是的，我知晓这样的叙述。“5岁时，你第一次遭放逐，因为一个独裁者及其意识形态。50岁时，你第二次遭放逐，因为另一个独裁者及其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一场闹剧，不是吗？”
我可以认可那种简单化的总结，尽管它没能包含希望的陷阱，徒劳无益的教育。隔离的特权是什么？“遭排斥是我们唯一拥有的尊严。”流亡的齐奥朗不断重复道。排斥，是特权和公正？在刚刚步入老年时，放逐提供了剥夺方面的终极教训：为最终的漂泊无根做好连根拔起的准备。“1982年，你是个治外法权者，是党的敌人。10年后，现在，你是个流亡者，你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治外法权者，就如现在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党本身。”乔尔马尼亚的报纸一直在向其遭放逐的儿子献殷勤：“叛国者”，“耶路撒冷来的侏儒”，“半人”。确实，祖国不曾忘记我，也不允许我忘记它。我的朋友们花了大笔的邮资从大洋彼岸向我发送来这些颂词，一年又一年，一季又一季。1996年，新兴的爱国者们要求“消灭飞蛾”——一种卡夫卡式的简洁表述，指的是遭到鄙视的蟑螂不知怎的变成了飞蛾，漂洋过海地流亡到了天堂。为什么我不能自己构思此类爱慕之语呢？为什么我要把它留给掮客？“你与祖国对峙，是出于对绝望的需要，出于对更加不幸的渴望。”齐奥朗在他的一出独角戏中说。
但仇恨不是我的职业。我将很高兴将它留给别人去发泄，任何人，包括祖国。我满足于将那沸腾的熔岩抛在了身后。1989年后，拒绝所有访问罗马尼亚的邀请并不太难。然而，现在，我发现，要拒绝与巴德学院的院长一起前去那里的邀请很难，院长还是位音乐家，他被安排在布加勒斯特指挥两场音乐会。巴德学院一直是我在美国的东道主。因此，我自然应该成为他在布加勒斯特的东道主，至少是几天。这种10年前想都不敢想的机会本应是快乐之源。它不是。
1996年，当我初次听说那计划中的旅行时，我耸了耸肩，并给出了我认为自己无法进行那次旅行的理由。但利昂·波特斯坦不会接受“不”的回答。1997年冬，他的论点被赋予了新的推动力。“政治状况正在改变，罗马尼亚正在改变。假如你最终还是会回去，也许现在回会比较好。你会有个朋友与你一起去。”我离开祖国已经迟了，虽然并没有真的打算离开。我不准备与那个曾经的自我重逢，或是与那个我已经变成的人调换角色。1990年春，在乌托邦及其小丑倒台后，我有了一次迟到的顿悟。事情发生在巴黎书展（Salon du Livre）的一次文化讨论会上。罗马尼亚代表团头一次不是由通常的那些文化政客组成，而是由真正的作家组成。那是一次情感的团聚，载满了乡愁。然而，一会儿工夫之后，我感觉到那种病态的恐惧的颤抖。我莫名其妙地流汗不止，遭到某种深层的、暗藏的、隐晦的东西的袭击。我不得不走出去，使会堂陷入一片混乱。我的前同胞们一直礼貌友善，只是多少有了点儿改变，仿佛从先前将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纠葛中解放了出来。像我这样生活在流亡中，身处本乡本土之外，我就像个背着罗马尼亚语言外壳的蜗牛。那是种诽谤性的欺诈吗？在所有人当中，偏偏是这个“治外法权者”，他能够向世界准确描述罗马尼亚文化吗？“在你与世界的斗争中，你必须站在世界一边。”这是卡夫卡的建议。我曾留意过他的劝告吗？
利昂坚持不懈。我听见自己在说：“也许。”然后是：“我们到时看吧。”“可能吧。”“我会考虑的。”我无法习惯于那种主张，但我正渐渐回过神来。终于，我给出了一个虽然胆怯但清晰可闻的回答：“行。”一面确信我很快就会反悔。我没有。我必须最终打破锁链，或者别人这样告诉我。只有回去一次，无论快乐还是不快乐，才标志着最终的了断，使我获得解放。这类口号，或者一次情感的调解宴会，一次“文化”午餐（在宴席上，我也许会发现自己佩戴着红绿相间的缎带，因我对祖国的海外名声的贡献而受到杰出养老金领取者协会的嘉奖），是否真的会对我有所帮助？在享用了一以贯之的辣味香肠、啤酒和一以贯之的玩笑和拥抱之后，我接下来会在命运的闪电袭击之下晕倒在地，那是最终得到承认的印记：在祖国得到认可。你终于得到了认可，过去的症结已经解决。你不必证明那只是你祖国的问题：进行一场表演以愚弄整个世界。不，你不再需要证明什么……我几乎可以听到金头脑的声音在我的耳边低语。就在这时，突然间，电话铃声将我从半梦半醒之间惊起。
时间是早晨6点，电话另一头的声音不是我爱开玩笑的老朋友的，而是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城镇苏恰瓦的某个人的。那是个礼貌而温和的声音——苏恰瓦商业银行行长的声音。听说我即将返回罗马尼亚，因此他有责任滞后地通知我，去年冬天，布克维纳基金会授予了我文学奖。我家乡的市民会很荣幸，假如……苏恰瓦！布克维纳！从集中营回来后，我是在那里重生的，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它。我有可能在没有任何庆典、没有电视或公开场合的情况下领取奖金吗？行长向我保证说，庆典一年前就在我这个美国奖金获得者不在场的情况下举行过了。苏恰瓦的银行家似乎不擅长谈论文学事宜，但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用他那我如此熟悉的柔和方言催促我接受“微不足道的”奖励。“微不足道”这个词以及讲话者的名字卡卡（Cucu）赢得了我的心。不过，我还是坚持确立铁的原则——不接受采访，不在公众场合露面。毕竟，旅行的正当性已经得到确认——苏恰瓦的墓地。说实话，我甚至对那种慰藉也不曾有所准备。
1986年秋，在离开罗马尼亚之前，我从布加勒斯特乘了八个小时的火车前往苏恰瓦，进入布克维纳的心脏所在，进行我最后的告别。我一走进车厢，就毫不费劲地认出了我的旅伴，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矮壮男人，膝上放着公文包，全神贯注地看着一张党报。毫无疑问，他就是那个将陪伴我前往目的地的“影子”，还可能一直与我如影随形，直到我安全回来。那是在11月，一个寒冷、灰暗的日子。那几年，罗马尼亚正陷入一种世界末日的气氛之中，很显然，在这种气氛中，我青年时代曾经热闹繁华的小镇也变得步履维艰。人们显得无精打采，沉默寡言。你可以从他们干枯的、皱巴巴的脸上，从他们紧张的问候中，甚至从最普通的交流中，读到悲伤、痛苦和郁积的愤怒。我的“影子”或他可能的替代者潜伏在何处，戴着怎样的面具，这一点儿也不重要。被监视者和监视者显然都同样被判在他们毫无指望的世界中慢性中毒。我并不期待令人愉悦的惊喜，全国各地的情形都如出一辙。然而，苏恰瓦似乎渗透着一种葬礼的悲哀，这只能加重我游移未定的离去的负担。我千方百计地希望能够减轻那种负担。我试图将注意力集中在有趣的方面，将日常事务的阴沉细节变成玩笑成分，但这毫无用处。所有的谈话都会回到老路上，不是回到无处不在的悲惨、恐怖的状态中，而是回到我来访的理由上。我无法让正神情沮丧、面带怀疑地听我说话的我的老迈双亲相信，我的离去只是一次暂时的分离。
在重返布加勒斯特的前一天，我施以安慰的天真努力遭到了反驳。那天早晨，我还躺在床上，我母亲便被领进了我的房间。在过去的一年中，她的状况每况愈下。她双目失明，只能在别人的搀扶下才能行走。
我父母住在一个社会主义风格的街区的小公寓，有一室一厅两个房间。我母亲睡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负责照料房子的女人睡在旁边的帆布床上。我父亲占据了卧室，在我来探亲的短暂时间内，我与他都睡在这间屋子里的同一张床上。早晨，我们都在客厅里吃布克维纳式的早餐，Kaffeemit Milch[3]，其他所有的日常活动也都在客厅进行，包括吃饭、串门、闲谈。
她没有像往常一样等到吃早饭时再与我说话，而是想趁我父亲去了市场或犹太会堂之时早点儿见我。她想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与我单独谈谈。她敲了敲门，然后在帮她的人的搀扶下犹豫不决地走了进来。她的心脏状况显然已耗干了她弱不禁风的身体的能量。她在睡衣外面套着件浴袍，脚上穿着我从贝尔格莱德买来作为礼物送给她的拖鞋。那厚厚的浴袍令人惊讶。她终其一生都在抱怨觉得热。现在，她似乎总感到冷，一心想着保暖问题。
在看护者的搀扶下，她来到我的床边。我向那女人做了个手势，让她帮母亲坐在床边。那女人刚一退出，母亲便开始滔滔不绝说起话来。
“我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我要你来参加我的葬礼。”
我不想进行这样的谈话，但时间如此有限，我可不能挑起争论。
“我觉得你的这次离开与以往不同。你不会回来了。你会把我孤零零地留在这儿。”
1982年，她曾与我一起住在布加勒斯特，当时，一份发行量很大的官方报纸宣布我是个“治外法权者”。她知道那不是赞美。她也知道，“党的敌人”和“世界主义者”这些词也不是称赞之辞。当一个朋友打电话来问我家的窗户是否被打碎时，她正与我在一起。对于这样的征兆，她通常比我看得更明白。沉默中，我们知道，那些警告激活了我们心底的何种记忆。
我打断她，再次向她说起我前几天一再对她说过的话。她专心地听着，但没有丝毫的好奇。这些话已是老生常谈。
“我希望你答应我，万一我死时你不在这儿，你会回来参加葬礼。”
“你不会死的，说这话毫无意义。”
“对我来说有意义。”
“你不会死的，我们别说这个了。”
“我们必须得说。我想要你参加葬礼。答应我。”
我只能给她相同的回答：“我对回来的事一无所知，我还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假如我获准去柏林，那么我会在那里待上半年一年的，这要视获准时间而定。我还没有德国方面的消息。谁知道呢，信也许正躺在某个检查员的抽屉里。不过我听到我已获批的谣传。什么都没有确定，只不过是些谣传而已。”
她重复着她唯一的请求。最后，我心虚地坚决告诉她：“我不能答应。”
她似乎突然间委顿了下去。“这就是说，你不会来了？”
“这说明不了任何东西。它说明你不会死，说这话毫无意义。”
“谁都不知道何时会死，以及怎样死去。”
“完全正确。”
“这正是我们谈论它的原因。”
“谁都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不知道我可能会遇到什么。”
“我只是想让你答应。求你了，答应我，我想让你来这里参加我的葬礼。”
“我不能答应。我就是不能。”我随后想也没想地又加了一句：“再说这并不重要。”
“对我来说很重要。”
话说到了尽头，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我竭力想继续下去：“即使我真的没来参加葬礼，我也仍旧在这儿，无论我在哪里。你务必要明白这一点。请记住这一点。”
我无法开始猜想那个回答是否让她满意，而且我将永远也无从知晓这一点。1986年11月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她死于1988年7月，当时我已经到了美国。她死后一个月，父亲才通知我——不是因为他想减轻我参加葬礼的职责，而是因为他知道，假如我回来，我将永远不被允许再离开。他还想让我免去不遵守传统的七日丧期的规定的罪名，他怀疑，不管他的儿子多么痛苦，还是无法遵守这些规定。
1989年夏，父亲在81岁高龄时离开罗马尼亚迁居以色列之前，在一封信里向我描述了母亲生命中最后几个月中的情况。因为只要我还留在德国，她似乎就能坚持活下去，唯一的原因是她也许会收到我的消息。无论是信件和频频打来的电话，还是寄来的含有食物和药品的包裹，都不能让她获得平静。实际上，它们仅仅证实了如她所见的那不可避免的分离。我前往美国的消息最终粉碎了她的幻想：我也许还会回来。再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事能让她继续挣扎下去，再没有什么希望了。不久后，她的头脑开始糊涂起来。搀扶她变得很难，哪怕是去浴室的几步路。一天，她摔倒了，你得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她那虚弱僵硬的身子抬起来。那个曾经快言快语的她变得又聋又哑，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当她开口说话时，则是处于一种恍惚迷离的状态中，说的都是她的父亲和我，时常将我俩混为一谈。她相信我们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担心我们回家迟了，或者我们没有告诉她去了哪里。有时她会说自己被杀了——凶手的名字是马尔库和玛丽亚，不知怎的，这似乎并不奇怪。她会产生抵抗的短暂痉挛，但不久就累了，重新陷入睡眠所带来的微薄的安宁中，只有同一种担忧会打破这种安宁：我的儿子在哪里，父亲阿夫拉姆在哪里？这种梦境状态总是以同一种模式出现，并且来得毫无征兆，而接下来的事情也如出一辙：温和地滑入有治疗之功的非现实的宁静之中，现在，那将是她真正的家。“他们回来了吗？那孩子回来了吗？父亲在哪里？还在镇上，还在镇上吗？天黑了……”她不会放这两个幻影走，即使是在她似乎已经放弃了大多数其他的人和事的时候。
她死后，她开始在萦绕不去的怪梦中来探访我。我有时也能感觉到她的存在，在那些我在流浪生活中寻找栖息的无名居所中。气氛会突然发生改变，我感到一种奇特而温柔的拥抱，昔日的温柔的精灵扇动着翅膀掠过我疲惫的眼睑和前额，以一个温柔的拥抱落在我的肩头。
在我重返罗马尼亚之前的那一周里，我又见到了她。我们一起在布加勒斯特的街道上散步。她同我谈及享誉全国的诗人米哈伊·埃米内斯库[4]，并说如果能够与我重逢，她该多么开心。她很活跃，全神贯注于那些似乎会给她带来愉悦的事，但那主要是为了取悦我。突然，她跌进了人行道边的一个壕沟中，就是工人们维修下水管道的那种通风井。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我来不及抓住她。但她抓住了我的胳膊，她苍老、沉重的身躯悬挂在深坑之上，而我则趴在人行道上，左手抓着她，好使她不至跌入深渊。我的右手抠着人行道边缘，左手抓着她瘦骨嶙峋的手指。我可以感到自己在滑动，我无法支撑她身体的重量，她的身子正绝望地在空中左右摇摆，她苍白纤细的双腿在空中无助地踢蹬。
洞底有人在工作。我可以看见他们白色的头盔，但他们看不见我，听不到我徒劳的呼救声。我在竭力尖叫，但发不出一点儿声音。我在窒息，我可以感到自己的力量正在一点一滴地消失。那只苍老的枯手抓着我，正在将我拽进下方黑暗的虚空。我滑向人行道的边缘，准备要么摆脱那个负担，要么让自己被拽进无底的深渊，我的母亲正在那深渊上方挣扎翻腾。我刚刚才重新找到她，我在与她交谈，我无法忍受再次失去她。
不，我不能向那熟悉的触摸缴械投降。那个念头划过我的脑际，让我感到刺痛，但并没有给我所需的力量。恰恰相反，我几乎晕厥，我最后一点儿力气正在耗尽。不过，我还没有失败，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仍在挣扎，尽管我知道这么做徒劳无益。
我紧紧地抓着那只抓着我的手，但我可以感到，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那只手正一点儿一点儿地松开。我们一起，滑入了深渊。可是不，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不能放弃……我发出呜咽，我精疲力竭，我不断下滑，一寸一寸，越滑越深。我的左手指已经麻木无力，而我几乎毫无用处的右手也几乎无法握紧。事情结束了，我正在松手，无助地，内疚地。事情结束了，结束了。算了吧，结束了，我再也无法坚持，我投降。随着我们的坠落，我感到心脏一阵刺痛，仿佛一把尖锥在不断地刺向我。
我在我位于上西区的熟悉的床上醒来，大汗淋漓，筋疲力尽，垂头丧气。我躺在床上，旁边是被晨光照亮的窗户。这一天是1997年4月16日，星期三，距我预计重返祖国的时间还有四天。
[1]拉比（rabbi），指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的人员或犹太教众领袖。
[2]尼散月（Nisan），即犹太教历1月。
[3]德语，牛奶咖啡。
[4]米哈伊·埃米内斯库（Mihai Eminescu，1850—1889），罗马尼亚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被称为罗马尼亚诗歌的“金星”和罗马尼亚文化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