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有读者想要查阅任意几十本重要学术著作的索引，她/他极有可能找不到“运气”这个词条。学界人士虔诚地致力于这样的概念，比如“社会力量”“体制结构”“意识形态”“传统”“人口趋势”等等。他们同样虔诚地致力于各种“因”，以及源自它们的各种“果”。在这样的一种智识框架内，几乎没有侥幸的空间。
偶尔，我会逗我的学生，问他们的朋友或者亲属中是否有人曾卷入车祸。在得到肯定答案的时候，我接着会问：“你真的认为那是事故吗？”他们的回答通常会类似于这样：“是的！如果奶奶留在店里多聊五分钟，她就不会被骑摩托车的人撞倒了。”或者：“如果骑摩托车的人早五分钟离开他女朋友家，奶奶现在就依然会在店里聊天。”然后我会问他们：“那么你们如何解释当局可以非常准确地预言多少美国人会在圣诞节假期间死于车祸这一事实？比如说实际数量结果证明是5000人。当局将查看以往圣诞节期间的统计趋势，预言比如4500人或者5500人，而不是32人或者15000人。是什么‘因’让这些关于‘意外’的预言如此准确呢？”偶尔会有聪明的学生回答说，答案是或然律理论，或者“统计或然律”。但在什么意义上“或然律”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因”？一个多世纪之前，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面临同样的问题，当时他研究了一切人类行为中最孤独的一种——自杀。
关键是我们在日常思考中并没有设法消除偶然性与事故，更不用说运气。我们确实尽力解释坏运气。因为这个或者那个原因，因为这个或者那个人，我遭遇了这个或者那个坏运气。但我们无法解释好运气如何干预我们的学术研究或者我们的日常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在前文介绍我作为学者和知识分子的一生的时候，我如此强调我总体上好运连连：我出生的时间和地点、我的父母和祖先、我的语言、我的教育、我移居美国，以及我在东南亚的经历。它让我觉得像是留下来和店主多聊了五分钟的老爷爷。
同时，倘若我们除了在商店里耐心等待之外什么也不做，运气是不会来敲我们的大门的。运气经常是以意想不到的机会的形式来到我们身边的，当这样的机会一闪而过的时候，你必须非常勇敢或者莽撞地抓住它。对真正具有生产力的学术生命而言，这样的冒险精神在我看来是至关重要的。在印度尼西亚，当有人问你要去哪里而你要么不想告诉他们要么尚未决定的时候，你回答说“lagi tjaji angin”，意思是“我在等风”，好像你是一艘帆船，正在驶出港口冲向浩瀚的大海。这里的冒险不是充斥在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常常喜欢读的书籍中的那种。学者们倘若对自己在一门学科、一个系或者一所大学中的地位感到舒服自在，就会设法既不驶出港口，也不等风。但值得珍视的是等风的准备，以及当风朝你的方向吹来的时候去追风的勇气。借用维克多·特纳关于朝圣的隐喻，身体和心理之旅都很重要。吉姆·西格尔曾经告诉我：“本，你是我的朋友和熟人中唯一一个阅读与自己研究领域无关的书籍的人。”我认为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赞美。
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需要尽可能多地了解不断变化的学术环境，这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优势，但同时往往限制他们或者让他们陷于困境。在G8（八国集团）国家中，大多数教授报酬优渥，有足够的自由时间和机会去旅行，经常通过报纸和电视接触普通大众。他们通常缺乏的东西是与他们国家的治理者的密切关系。诚然，在美国有一些备受瞩目的政治教授——比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萨默斯和赖斯——但偌大的美国共有1400多所大学，而且首都并没有一流的模范。在贫穷或者中等收入的国家，教授们经常收入要差一些，但他们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容易接近媒体，尤其是如果他们是在首都的大学工作，就能够与他们统治者的圈子建立起密切联系。在这两种环境下，即使原因有所不同，他们对自身的未来有高度的安全感。基于捍卫“学术自由”和确保专家地位，他们的高薪和高安全感是有正当理由的。第一个要求是一个很好的、经典的理由，只要教授们自己实践它——但他们并不总是这样做。第二个要求更为晚近、更加模棱两可，因为它取决于资深教授们定下的资格，要求长期的学科训练，其标志是智识外行越来越难把握的行话。另外，教授们的自我保护性众所周知，这种观点可能鼓励保守主义、因循守旧和无所事事。
专家地位也越来越多地伴有高等教育准则和实践的变化。积极的国家干预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在显而易见地增加，因为政策制定者试图让师生的招收数量、加工和生产与“劳务市场”的“人力需求”相符，并小心翼翼地对人口趋势做出反应。越来越多的国家努力将研究经费与自己的政策议程捆绑在一起。（比如，在今天的美国，大量资金正在被源源不断地投入“恐怖主义研究”和“伊斯兰研究”之中，其中的许多资金都将被浪费在平庸或者缺乏独创性的工作上。）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善意的或者恶意的企业介入已经处于上升势头一段时间了，甚至是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中。专业化也在影响本科教育，年龄在18—21岁之间的年轻人应该在本科阶段获得广泛的、通识性的智识文化教育这一老观念正在式微，学生们被鼓励把他们的大学生活主要视作为进入就业市场做的准备。极有可能的是，这些过程将难以逆转或者减速，这使得大学及其成员全面认识其情势并对之采取批评立场越来越重要。我认为我很幸运成长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当时旧准则尽管是保守的、相对而言不切实际的，但依然令人信服。《想象的共同体》根植于这一准则，但它那种类型的著作在当下大学出现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在1950年代的美国，有与冷战国家的偏见和意识形态相符的巨大体制压力，最勇敢、最有趣、最智慧的连环漫画是沃尔特·凯利（Walt Kelly）的《波戈》(Pogo)。该漫画以佛罗里达的湿地为背景，其动物演员的阵容包括了危险的政客、机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关心政治的无辜者、心肠虽好但非常好笑的普通美国公民。其英雄，无害的小波戈，是唯一真正有思想的人物，凯利给了它一句有趣、生动的大师级台词：“我们遇见了敌人，它就是我们自己。”在我看来，这种怀疑的、自我批评的立场，正是学者们今天最需要培养的。鄙视政治家、官僚、公司经理、记者和大众媒体名人是很容易的，但要在思想上远离我们根植于其间、视为当然的学术结构却远没有这么容易。
年轻的学者们必须认真地思考相互影响的民族主义与全球化过程的后果，民族主义和全球化都有限制视野和简化问题的习惯。接下来，让我以一些关于涉及欧洲特性的民族主义的看法作结吧。
在其鼎盛时期，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有两大独特的、难以估计的智识优势。第一个是它对古希腊罗马的具有自我意识的继承。罗马帝国是唯一一个曾长期统治过今日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政权——尽管这个时代是在非常久远的过去。但它并不是一个“欧洲”国家，因为它控制了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今天的埃及和苏丹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它并没有统治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或东北欧的大部分地区。另外，久而久之，它的皇帝来自地中海世界的很多地区。任何欧洲国家或者民族都不可能宣称独自继承这个非同寻常的政体，基督教的多个教派无不如此。罗马帝国是无法被民族主义占有的，即使意大利也不可以。这里存在一个与中国和日本的巨大反差，或许还有印度，在这些国家，古代很容易被民族化。虽然日本列岛的古代史离不开它们和中国大陆、朝鲜半岛的关系，但它是可以被民族化为“日本史”的。
更幸运的是，古希腊罗马非凡的哲学和文学硕果大部分都幸存到了近代早期，这不但是托西方修士抄写员的福，而且多亏了拜占庭统治时期说希腊语的阿拉伯基督徒抄写员。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们的阿拉伯语译本让马格里布和伊比利亚的穆斯林思想家得以吸收亚里士多德思想，把它传递到“欧洲”。这种继承为“欧洲”提供了通向世界（希腊和罗马）的智识入口，而这个世界实质上是与基督教欧洲格格不入的：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奴隶制度、怀疑主义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相悖的性道德、以法制基础塑造人格的理念等等。直接进入这些世界取决于对两门语言的把握，这两门语言出于不同的原因既困难又不相容。古希腊语不但有它自己的拼写系统，而且大量借用了当时被用于现在的中东和埃及的语言。（虽然有一种希腊语幸存到了现代，但它被拜占庭基督教、被数世纪的土耳其——奥斯曼统治深刻地改变了。）最高级的古拉丁语在语法和句法方面远比今天的任何一种主要欧洲语言困难和复杂。更妙的是，它渐渐变得“不通用”了。换言之，无论是古希腊语还是古拉丁语，都不属于任何欧洲国家。
因为这些（以及我没有提及的其他原因），古希腊罗马的遗产给欧洲的智识和文学生活带来的差异性与陌生感，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叶。就像在田野工作中那样，这种差异与陌生意识培养了智识好奇心，使自我相对化成为了可能。古希腊有城邦和民主政治。罗马帝国比欧洲历史上的任何其他国家大得多；因为它的废墟散布在几乎欧洲各地，无论一个人身在何处，他都能够意识到它的巨大。很显然，古希腊罗马的文学、医学、建筑、数学和地理等学科要比中世纪欧洲的那些相应学科更发达。它们全都是前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先于“弥赛亚时间”（messianic time）出现的产物。当中国和日本设法用“闭关政策”来阻止差异与陌生的时候，欧洲格外尊重古典时代，具有自我意识地把它选作了自身的智识遗产。
学生们今天可以阅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索福克勒斯和荷马、西塞罗和塔西佗，这是很有好处的，但他们通常是阅读它们的译本——用他们想当然的日常民族语言。因此，差异与陌生已然被大大减少。埃及学生不能阅读象形文字，阿拉伯学生未必能借助他们的基督徒祖先完成的早期译本来阅读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多少日本人或者中国人能够阅读巴利文佛教文本。
欧洲的另一大智识优势是它面积不大，地理上和概念上的界线缺乏或者松弛，有一系列紧密相邻的中小型政治体之间军事、经济和文化竞争的历史。尤其是自近代早期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宗教改革以来，欧洲进一步被方言和宗教分割。外加武器生产的技术进步，对抗与冲突加深，这反过来为各领域竞争的加剧提供了动力。战争、旅行、贸易和阅读让面积大小不等的政治体处于频繁的，经常是怀有敌意的接触之中（最重要的是，和平时期的贸易因河流和港口而得以充分发展）。代表这种情势的是英国人与荷兰人的关系。大多数英国人今天都不知道成百上千的英语单词来自巨大的《牛津英语词典》所归类的“古荷兰语”（Old Dutch），但他们铭记着带有敌意的表达，比如“Dutch courage”（酒后之勇）、“Dutch treat”（邀请女士共进晚餐并坚持平摊费用）和“Dutch wives”（保证睡眠舒适的实心硬垫枕）等等。另一方面，不再通用的拉丁语让欧洲知识分子彼此保持联系长达若干世纪，尤其是印刷资本主义开始发展后。在15世纪中期近代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的大约两个世纪里，更多的书籍是用拉丁语印刷的，而不是用任何本地语言，当时欧洲知识分子基本都熟悉拉丁语。霍布斯和牛顿是用拉丁语写作和公开发表的，因此他们的影响能够遍及欧洲大部分地区。
差异与陌生被置入了由对抗和冲突造成的这种政治动乱之中。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的重新发现最终结束了教会对拉丁语的垄断。这一新情势向不受教会教条约束的非神职知识分子打开了古典的大门。这些发展后来将导致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以期提升它们对古典及更早期的了解。17世纪末，一些法国知识分子开始宣称他们的文明优势。在那之前，欧洲国家都不否认古代文明优于它们自己的文明，它们竞相去了解更多以使自己文明得体。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和平时期，没有国家可以夸口说它是文明的中心——这可以说是一种欧洲版本的“中国中心主义”（sinocentrism），回过头来宣布它是最好的。在文化（包括对古代的了解）、政治、全球地理、经济、技术、战略战术等领域，创新、发明、模仿和借用在不同国家之间不断发生。
像这样的事情在东亚是不存在的，甚至在南亚也是不存在的。在东亚，中国和日本设定了它们的地理和文化边界，经常试图用严厉的闭关政策把“蛮夷”排斥在世界之外，几乎感觉不到与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等方面竞争的必要性。或许东南亚与欧洲最相似。就文化、语言、族裔和宗教而言，它是多种多样的。其多样性因历史上区域性帝国的缺失（它与频繁的政治混乱有关），和后来若干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而进一步加剧。在通过贸易向外部世界开放方面，它也与欧洲相似。
因为欧洲在罗马帝国之后从未经历过单一稳定的统治，它始终是很多中小国家之间冲突、合作、商贸和智识交流的竞技场，成为了语言/族群民族主义诞生的逻辑原点，典型表现为自下而上地反对专制的王朝政权。尽管欧洲民族主义接受了美洲克里奥尔民族主义的关键思想，但它深受其克里奥尔前辈感到陌生的19世纪初浪漫主义的影响。它对杰出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作曲家和画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对于把人民从专制王朝解放出来的其他流行的民族主义同类运动，它也了若指掌，并且与它们团结一致（当然也并不总是如此）——后来发展为国际联盟、联合国和很多其他形式的制度实体。
然而，在20世纪的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年轻的民族主义不出所料地与老牌国家联姻了。今天，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国家和隶属于它的机构——军队、媒体、各级学校、宗教机构等等——的一个强大工具。我之所以强调工具，是因为国家存在的基本逻辑仍然是“国家利益”（raison d’état）——确保自身的存在与权力，尤其是对它自己的国民。[15]因此，当代民族主义很容易被压制性和保守力量利用，它们与之前反王朝的民族主义不一样，对跨民族的团结几乎没有兴趣。其结果在很多国家是显而易见的。就亚洲而言，人们只需想一想这些国家关于民族历史的“国有”神话：缅甸、朝鲜和韩国、暹罗、日本、巴基斯坦、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孟加拉国、越南或者斯里兰卡。预期效果是一种未经审视的、高度敏感的偏狭和目光短浅。其标志通常是禁忌的存在（不能写这！不能谈那！），以及强制实行的审查制度。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列宁主义的、新左派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框架，进步的、解放主义的民族主义可以在其间茁壮成长。自从“共产主义”式微以来，已经出现了一个全球性的真空状态，女性主义、环保主义、新无政府主义和各种其他“主义”填充了部分空间，它们以不同但并不总是合作的方式反对新自由主义荒芜和虚伪的“人权”干涉。但填满这个真空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大量工作。探究能做什么并执行其发现是年轻学者可以为之做出的重要贡献。
霸权国家往往把“人权”设定为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调用的一种普世的、抽象的和全球性的价值。相比之下，为国家公民争取平等权利的民权运动很难被国家轻易否定，它们实际上已经成功拓展政治和社会经济权利，一如见诸美国的黑人和妇女问题那样，尽管经过很多年才有了真正解放性的变化。就此而言，“民族”和“民族主义”依然拥有很多可能性。
从这个角度人们也可以看到“区域研究”的价值，只要它们不被国家（叛逆的印度尼西亚人喜欢称国家为“siluman”，即可怕的幽灵）太过急迫地引导。国家在面对政治或者经济困难的时候，倾向于在其国民中煽动民族主义和危机感。年轻的日本人在学习缅甸语，年轻的泰国人在学习越南语，年轻的菲律宾人在学习韩语，这一事实是一个吉兆。他们在学习跳出椰壳碗，开始留意自己头上的巨大天空。这其中就存在着抛弃自我中心或者自恋的可能性。重要的是要记住学习一门语言并不仅仅是学习语言交流方式。它也是学习一个说和写与我们不同语言的民族的思维和感觉方式。它也是学习构成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以此学习与他们感同身受。
1958年我来到康奈尔的时候，必须很快学会如何用四个指头在一台手动打字机上打出我的研讨会报告。为了分发给其他同学，我们打在一种绿色的明胶纸上，可以用白色颜料抹掉小错误，然后在一台普通的油印机上印出改正过的定稿。改变任何东西都是一件缓慢和痛苦的事情，为此我们必须在打字之前仔细思考。很多时候，我们利用普通手写的草稿来工作。现在，我们在计算机上工作，可以在几秒钟之内修改任何东西、移动任何东西。绝对痛苦的减少是幸事，但值得记住的是，珍珠产自痛苦之中的牡蛎，而不是有笔记本电脑的快乐牡蛎。我不确定今天的研讨会报告比起四十年前的作品是否有任何文体上的进步。
在那个时候，图书馆依然是神圣的地方。人们走近一列列书架，抹去他们需要阅读的旧书上的灰尘，珍视它们的封面，嗅一嗅它们的装订线，因为它们偶尔奇怪、过时的拼写而会心一笑。然后就是最重要的部分，出于纯粹的好奇随意地取出同一书架上的书籍，发现最意想不到的东西。关于如何看待资料，如何评价它们，比较它们，剔除它们，享有它们，我们的训练并不正式。运气成为了学习过程的一部分。惊奇也是。
今天，图书馆在偏执地设法把一切数字化，或许是期望书籍最终被淘汰。一切都可以“在线上”（online）找到。随意性与运气一道，或许正在消失。谷歌自称为是一个非凡的“搜索引擎”。它是在不带讽刺意味的情况下使用“引擎”（engine）这个词的，而“引擎”在古英语里的意思是“欺骗”（正如其反映在动词“to engineer”—狡诈地处理——中那样），甚或是“刑具”（an engine of tortue）。无论是谷歌还是信任它的学生都没有意识到，19世纪末期的书籍拿在手里有这样的感觉，而20世纪初的书籍有那样的感觉。日本书籍是用一种方式装订的，而缅甸书籍是用另一种方法。在线上，一切都将成为一个民主的平等主义“词条”。没有惊奇，没有偏好，没有怀疑。学生们对谷歌的信任几乎是虔诚的。你有对谷歌的批评性评价吗？我们尚未教过这一点。很多学生完全不知道即使谷歌“让一切现成可用”，它也是按程序行事的。
“轻易获得一切”的后果之一，是我在谷歌诞生很久之前就已经注意到的一个趋势的加速：没有必要记住任何东西，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检索到“任何东西”。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常常喜欢用诗歌摘引来美化我的研讨会报告，这些诗歌要么是我被教导要背诵的，要么是我随机遇见并爱上的。我背诵我喜欢的诗歌，没有想太多，并且经常在浴室里、公共汽车上、飞机上或者任何我无法入睡的时候默诵它们。以这种方式背诵，诗歌深深地驻扎在我的意识之中，与其说是意义，毋宁说是声音、抑扬顿挫、韵律。我的同学既惊讶又同情。“有什么意义呀？你完全可以查嘛！”他们是对的，但即便是谷歌也无法给你纯粹的“感受”，比如兰波（Rimbaud）《醉舟》（“Le Bateau ivre”）的目眩神迷。
2007年前后，为了帮助一个为多所俄罗斯地方大学的年轻老师举办的民族主义高级班，我去了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的俄语口语几乎张不开口了，只会说“早上好”、“非常感谢”和“我爱你”。但是为了表示团结，我开始朗诵在斯大林政权早期自杀的一位激进分子——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的一首优美诗歌的最后一节。让我震惊的是，所有学生旋即和我一道朗诵了起来：
Svetit vsegda永远照耀，
Vestit vezde到处照耀，
Do dnei poslednikh dontsa直到那日月的尽头，
Svetit—照耀——
I nikakih gvozdei！不顾一切阻挠！
Vot lozung moi—这就是我和太阳的
I solntsa！口号！[16]
到结尾时我已泪眼朦胧。学生中有一些也是。他们依然是谷歌正在帮忙终结的口传文化的一部分。但至少有一个“蓄水池”是未被染指的——保存在家中阁楼上的或者汽车行李箱里的不为人知的手书信件，它们有时候会秘密地存在数十甚至数百年。
谷歌也许无辜，但它代表了某种更加可怕的不祥：退化的（美式）英语对全球的支配。今天，在美国本土，读到以美式英语为文献基础、出版于美国的理论著作是司空见惯的。倘若有外国著作被引用，参考书目经常是原作以日语、葡萄牙语、韩语或者阿拉伯语出版大约二十年后面世的美国译本。这就好像直到在美国面世，它们才有了价值。这并不全是美国的发明，因为它根植于英国在大约1820—1920年间对世界的支配。但英国依然属于欧洲，参考以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出版的书依然是完全正常的。但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觉得它们必须用美式英语出版。就其本身而言这可能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自然的，只要它不影响我们的认知。但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不同国家的学者觉得，除非他们是用美式英语写作，否则他们就不会获得国际认可。与此同时，除了那些为田野工作而不得不掌握的外语之外，美国学者在学习任何外语方面变得越来越懒。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不再通用的拉丁语与生气勃勃的美式英语之间的巨大差异。流亡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可能是对的：“权力意味着不必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