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之前，大学既不多也不重要。直到1848年动乱，学生才在欧洲政治中扮演起重要角色。那一年不但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出版为标志，而且有一波起义浪潮，它们是由激进分子、自由主义者，尤其是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发起的，旨在反抗控制着中欧和东欧、居于统治地位的、保守的哈布斯堡王朝、霍亨索伦王朝、罗曼洛夫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一般说来，思想生活的轮廓是被阶级结构形塑的，而阶级结构则由神职人员以及影响略逊于它的贵族阶层主导。神职人员，尤其是贵族，通常很富有，无需为生计去劳作。如果他们对思想研究感兴趣，神职人员可以在修道院进行，而贵族则可以利用他们自己的钱财为之。基础设施成本不是太高。大的修道院都有藏书丰富的图书室，贵族盖一座私人图书馆花不了很多钱，报纸相当便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倘若没有足够的私人收入，就要仰仗贵族的资助。18世纪，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编纂的著名的英语词典是手写的，而且全是由约翰逊本人手写的——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大学经常是死气沉沉的地方。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和19世纪西欧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的崛起，大变化才真正发生。基于持续的科学技术创新，工业化快速发展，要求对自然科学进行远为系统和细化的研究，因此导致了为了交流信息和思想而创办的专业化期刊。因为物理、化学、生物等的需要，越来越多的词汇必须被生成出来。这些“语言”很快就变得非常晦涩了，以致普通知识分子无法跟上和理解。人们可以说这全是工业社会的普遍的、越来越快的劳动分工的结果。然而，它并不那么适合于我们今天一厢情愿地所谓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情况。进入20世纪很久之后，受过教育的人依然可以毫不困难地阅读关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政治学甚至哲学的重要书籍。
随着工业化而来的是政府实行现代化和合理化改革的职能膨胀：卫生、教育、农业、劳动、科学、文化、信息等部门，以及针对贸易、移民、都市规划等的无数专业委员会。贵族数量太少，无法为这些激增的官僚机构提供人员，即使他们曾希望如此。因此，必需的官僚输入不得不来自资产阶级或者中产阶级，他们需要获得更好、更现代化的教育。教育因此具有了新的重要性，需要重大改革，为此国家有史以来第一次承担了主要责任。在此过程中，德意志走在最前沿，成为了欧洲大部分地区并最终成为了美国的榜样。这种变化在美国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形式，因为这个国家从未有过真正的贵族。
不过，“合理有序的”学科布局并没有轻易地或者迅速地出现，尤其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比如在英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古典学的声望一直很高。作为合乎体统的文明教育的一部分，“绅士”理应熟悉他们的古典文化。但古典学内容庞杂，包括历史、考古、文学研究、哲学、语言和艺术史。东方学声望稍次但依然重要，内容同样庞杂。文学被不科学地分成了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俄语文学。人类学——诞生于殖民和民俗研究，最终以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为支柱——出现得很晚，基本上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直到1945年之后，社会学才被英国大学完全接受，虽然它在德国和法国更强一些。在很多地方，人类学和社会学被视为一门学科的不同面向。因为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的声望，政治学和经济学也是相互交织的。历史是按时代和国家来划分的，范畴没有任何科学可言，而哲学是数学、语言学、思想史和政治学一样一点的混合体。
非常重要的是，在英国直到相当晚近的时候，博士学位根本不被视为获取大学教职或者做一流研究之必需。1950年代中期我在剑桥大学的时候，频频听到年龄稍长的老师嘲笑美国人对博士学位的“狂热”仅仅是对德意志实践的无知模仿。在德意志邦国于19世纪下半叶统一之前，它们各自都有培养未来贵族和教师的大学。那些希望在这些大学教书的人需要获得博士学位，因此，在德国有很多博士。另一方面，英国大学通常是建立在“讲席制”（chair system）之上的，一个系只有一名正教授。一旦有新教授被任命，这个系的其他成员就没有太多必要撰写博士论文了。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学者往往瞧不起德国学者，尤其是美国学者的原因之一，因为德国学者和美国学者把博士学位视为一种职业要求和社会流动手段。另一个原因是，并没有很多学者真正认为这些学科可以在严格的意义上说是千真万确“科学的”，即便是经济学或者社会学；它们被认为更像实践领域，与比如东方研究差别并不大。或许是出于怀旧，一些人宣称过去的学问基本上都是跨学科的。但这种观点可以说是时序错乱的：要让研究跨学科，首先就得有学科。直到它们根植于大学的机构和社会结构，学科才变得对学问至关重要。在此过程中，三个重要发展可以被视为起了关键作用。
一个是专业协会和期刊的创办，它们借助自己的名字宣称学科在国内的充分覆盖。比如，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1884）办有《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895)，美国经济学会（American EconomicAssociation，1885）办有《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11)，美国人类学学会（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1902）办有《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1888，最初由华盛顿人类学学会[Anthropological Society of Washington]出版)，美国政治学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1903）办有《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06)。（有趣的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加藤刚告诉我，这一发展及其时间在日本和美国几乎是一致的。）不可避免的是，因为控制这些刊物编委会的知名学者有他们自己的偏向，形成了他们自己的派系，被排斥或者被边缘化的那些学者很快便创办了自己的专业期刊，同在一学科内但有不同的见解和追随者。因为在决定年轻老师是否获得终身教职和提升的过程中，在相关期刊上发表论文是非常重要的，期刊数量大幅增加，大多有学科要求。我的一位资深同事和好朋友曾经开玩笑地计算过，专业期刊上一篇文章的平均读者人数是两个到三个。
第二个重要发展是大学内权力的调整。关于这一点，最显而易见的标志是财务系统，它为以学科为基础的各系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多的预算拨款。聘用和任期的决定权几乎全部掌握在各系手里。事实证明，这个权力在很多情况下会产生相当保守，有时候非常好笑的后果。在各系内部，权力通常是掌握在上了年纪的教授手中，他们往往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时期，而当他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又不相信具备新技能、拥有新爱好的年轻学者的工作。
第三，院系是以如下乐观的理念为基础的：各门学科是在广阔的学术知识内部科学地划分的，标示每一部分的是一种基本的共同话语。事实上，这种理念是一种虚构，因为学术知识一直在朝着多个方向发生变化。比如，当人类学系开始在美国建立的时候，它们包含了考古学和进化生物学。当考古学进入高度技术化领域，即当化学变成其间的一个重要元素的时候，或当“人的直立行走”引领学者们朝着“类人动物”（hominid）一步步地回溯，要求深刻理解生物学的时候，人类学便中断了与那些其他学科的联系。
在进化生物学方面，文化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会研究相同的问题，进化生物学家对高级亲属关系研究和比较宗教体系同样关注。他们通常不看彼此的文章，本来它们就在迥然不同的刊物上发表的。实际上，这样的院系主要是作为管理和预算空壳而幸存的。
我自己在康奈尔大学所经历的一件趣事于此可能是有启发性的。有一天，艺术和科学学院的院长召唤了我，以及一位我不认识的很和蔼的数学家，指派我们去调查心理学系的一个严重问题。直接原因是心理学系拒绝为一位受学生欢迎、学术生产力强的年轻老师提供终身教职，他对该决定提出了申诉。这位院长还告知我们，已经十年了，心理学系从未给任何人提供过终身教职。当我们两人调查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享有终身教职的教员平均地分为三派，三派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除了彼此不喜且缺乏理解。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研究小老鼠和大老鼠，与生物科学关系密切。另一派坚定地迷恋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理论，迷恋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遗产。第三派自称社会心理学家，他们研究为什么目击同一汽车事故的人会讲出如此不同的故事之类的东西。
十年来没有人获得终身教职的原因，很快便水落石出了：任何候选人都会被两个团队否决，他们不感兴趣或者看不起剩下的那个他们认为候选人所属的团体。甚至在我自己的那个系里，那些利用复杂的数学模型与等式工作的人，与那些研究柏拉图或者尼采的人，简直不理解彼此所写的东西，而且大多无心尝试，这种趋势日渐明显。
我不记得这位院长的决定是什么。但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他会承诺如果审查中的这位年轻的社会心理学家被授予终身教职，他就为系里提供两个新的职位（不妨说，一个给老鼠，一个给拉康）。同时，这位院长明白，院系拆分或把部分教员移至其他学科都将面临巨大阻力。体制惰性、担心预算减少、短期和长期“职位”丧失的预期，全都在内部斗争中发挥作用。
这些问题因围绕大学的两次大规模社会变革而加重，一次与数量有关，一次与质量有关。1900年在美国被授予学士学位的不到3万人，占美国适龄大学毕业生的2%以下。到2005年，被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数量已经跃升到了接近150万，年轻的美国人中36%都拥有这样的学位。但这种升高并不是均衡地、一代一代地发生的。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大学教育依然主要面向富家子弟、名门之后。然而，在随后的繁荣的二十年里，出现了大学数量和入学人数的大幅增长（现在，全国有1400多所四年制的学院和大学），以及对大学学位益处的渴望的普遍蔓延。这一变化背后的社会力量是战争期间被动员起来的数量庞大的美国人，其中首次包括了之前遭受歧视的大量妇女和黑人。退伍军人组建了一个强大的政治游说组织，要求通过为他们的大学教育提供巨额资金来承认他们为这个国家所做的牺牲。游说导致了《退伍军人权利法案》( The 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的通过，通常也被称为“the G.I.Bill”。
学生入学人数上升的直接后果是教职数的快速增加。之前已经介绍过，我1958年到康奈尔的时候，康奈尔大学政治系有多小——只有8位老师，全是男性。随后的十五年里，它的规模差不多翻了两番，而且不再全部是男性。[13]但对于一所顶尖大学而言，它依旧是一个小系。哈佛和伯克利等地的兄弟系有70位老师，也许更多。因此，全系大会是很难控制的，教师之间的密切联系也更难建立和维持。
在质量方面，对这些数量变化的一大反应是“职业化”的新意识形态，它开始替代源自欧洲的旧学术传统。在一个层面上，该变化的标志是对研究生要求的巨大转变。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和我的同学必须通过法语和德语（又一传统的学术世界语言）阅读能力考试才能拿到我们的博士学位。到1970年代初，有了一种可资利用的替代选项：要么选择法语或者德语，要么选择一门为期一年的统计学。最后，外语方面的要求没有了，那些打算到海外做田野的学生除外。
1961年前往印度尼西亚之前，我必须在连续五天的时间内通过由各位教授确定的五门考试（比较政治学、政治理论、美国政治、美国政治社会学和亚洲政治）。十五年后，学生们仅仅参加两门由教授委员会确定的标准化的政治学考试，而且两门考试可以相隔数月。这些青年学生和我们当年一样用功，但他们是在被“职业地”训练，即提供与其他好大学非常接近的标准化课程，使用大致相同的阅读书目，非常重视“当前的理论”（它们很快就会被其他理论替代）。我之所以说“职业地”，是因为他们是在被训练，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被教育，目的是让他们在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在开始被称作“学术工作市场”的地方具有竞争力。通过这样的考试并获得博士学位渐渐被视为具有职业资格，与有抱负的医生和律师必须通过职业考试才能获得行医的执照和律师资格一模一样。
在另一层面上，职业化和院系的急剧膨胀导致了院系文化的重大改变。正像前面所介绍的那样，在我早年的学生时代，我和我的同学每学期都要当助教，因此，我们与本科生、与我们为数不多的老师都关系密切。我们基于他们的兴趣与专长挑选我们的首席导师。十年后，在慷慨的奖学金的资助下，研究生的数量大幅增加，他们也很少进行本科生教学了。这不是懒惰或者自私的问题——他们是在密切留意他们的老师，并在朝着职业化方向加速前进。
随着院系扩张，顶级教授往往把本科生大课的教学留给青年教员，集中精力于研究生的研讨课。这个过程反而引发了首席导师选择惊人的不对称，因为选择通常局限于五六个最知名的（上了年纪的）教授。研究生们以为这些“知名人士”将会在找工作的时候帮上大忙。最后，学生并没有强烈的动机去选修其他学科的课程，因为那些课程基本无助于提升年轻人在就业市场的机会，甚至可能让他/她看起来“业余”。
尽管一切如此，还是有重要的抗衡力量在起作用。长期以来，这股力量区域研究方面最为显著，正如上文所提及的，国家政府和与教育相关的私人基金会都在资金等方面支持区域研究。比如，早在1950年代，康奈尔就有针对中日、东南亚、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专业，后来又成立了针对西欧、东欧和中东等的专业。从战前开始，康奈尔就有一个亚洲研究的小系，主要容纳对前现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文学和宗教体系感兴趣的学生和老师。文学和历史过去常常公然意味着欧洲的文学和历史，相应地，把它们的亚洲变体包含在文学系或者历史系是不可能的。在英国，它们被包括在东方学里，但在美国，它们是被一起归并在亚洲研究系的。
前文提及的所有区域研究专业都在不同程度上是跨学科的，很多都有自己的出版物、课程和每周的午餐讨论会。我这里说“跨学科的”（cross-disciplinary）指的是这一情形：一个专业的教学人员包括不同学科背景的老师，允许研究生们打破这些学科界限选择三个成员组成其论文评审委员会。它与“多学科的”（multidisciplinary）不同，“多学科的”往往是指某一特定学科背景的学者把其他概念和学科纳入他/她的分析。
在国家层面上，还有学会（和它们自己的期刊），像亚洲研究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每次举办大型年会，都有几十个小组，收到上百篇文章。不过年会的氛围与标准的学术会议的氛围不同，关键方面还是找工作——学生们总是期望他们的首席导师把他们介绍给其他大学有影响力的资深同事，赞扬他们，以及指望作为空缺职位的候选人被面试。几乎没有学生去参加亚洲研究学会年会会指望被面试或者结识“重要联系人”，因为区域研究专业罕有他们自己能决定的工作机会。因此，年会的氛围不那么紧张，小组更加多样，玩笑更加生动活泼。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年假。
为了得到他们所希望的，各区域研究专业严重依赖来自大学之外的和来自聪明的大学管理者的支持。在区域研究专业之间，也存在随时间而变化的巨大权势差别。美国在印度支那溃败之前，东南亚专业是相当有影响力的，也赢得了坚定的本科追随者。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美国因日本非凡的经济成功而短暂恐慌的时候，日本研究也表现良好。中国刚一对美国学者开放，中国研究这一传统强项就变得非常有影响了。南亚研究要弱得多，部分原因是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个地区不知为什么“仍属英国”，但主要是因为华盛顿不太为它担心。除去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短命的军管政权时期，印度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因此是当时所谓“红色中国”的特殊制衡。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印度和老巴基斯坦（Old Pakistan）对外国学者的限制都逐渐加强，尤其是美国人。签证更难拿了，越来越多的主题被判定为太敏感而不得考察。
我认为各门学科与区域研究之间的张力并不完全是坏事。通常都有妥协与调和的空间，因为大约直到1990年代还是有很多钱，大学依旧在扩张。有大量学者在两种环境下都顺风顺水。但区域研究的声望最终取决于它们制造知名人士的能力。中日研究有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埃德温·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东南亚研究有克利福德·格尔茨和乔治·卡欣，南亚研究有苏珊娜·鲁道夫（Suzanne Rudolph）和她丈夫。
不过，区域研究专业（尤其是那些与亚洲有关的专业）有一个事关重大的锦囊妙计——“留学生”。在人们随意命名的“全球化”时期，他们成倍增长。这些学生不包括西欧人，西欧人被一厢情愿地视为“就像我们一样”。当然，在我的记忆中，当越来越多泰国人、拉丁美洲人、印度尼西亚人、日本人、菲律宾人、韩国人、印度人、斯里兰卡人，后来还有伊朗人、非洲人和阿拉伯人过来留学的时候，刚开始是有温和的本土主义反应的。我过去常常听到我的一些同事抱怨，“这是一所为美国人办的美国大学”，“这些亚洲人不会说英语，听不懂课，不能担任助教，还不能理论化地思考”。但最后他们习惯了留学生（留学生中有一些人表现极其优秀），甚至开始喜欢他们了。到1980年代末，我所在的院系甚至聘请了亚洲人当老师。
日本大学花了更长的时间才看到招收留学生的好处，尤其是对日本学生自身的好处。就各门学科与区域研究之间的关系而言，战后日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对照。似乎从很早的时候开始，各门学科和区域研究在日本的体制化就采取了一种不同于它在美国所采取的形式。人们可以把它描述为一个隔离的过程，而不是不平等综合。在最好的日本大学，学科的体制权力甚至比在美国还强大，这或许是因为于明治时期启动的现代日本教育深受德国影响，虽然在诸多方面都是极好的，但与它在太平洋对岸的同档次大学相比，层级结构更明显。因此，要建立跨学科的区域研究专业绝非易事。面对这种状况，认识到区域研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潜力，教育部的政策制定者决定同时在现有大学内外建立一批独立学院或者专门学院，在那里从事区域研究的人可以汇聚一堂（即使他们的声望低于主流大学的教授）。
另外，在战后日本，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存在可与洛克菲勒、福特和梅隆等基金会相提并论的基金会，它们财力雄厚、势力强大，提供了让区域研究得以在美国重点大学被体制化的资金和政治支持。然而，日本体制有其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区域研究学者实实在在的自主权。弊端是因为这些专门学院仅仅从教育部获取资金和权力，有时候它们难以抗拒教育部的压力去追随政策时尚。这也意味着学科与学院的思想文化并不总能有效地彼此交流丰富。
最后，美国大学在“激进的六十年代”中的混乱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今天所谓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崛起。先驱是富于战斗性的黑人学生，他们要求大学当局设立黑人研究专业，聘用更多的黑人老师，以及招收更多的黑人学生。富于战斗性的女权主义者和男女同性恋者紧随其后，这些人颇具说服力地指出，标准的课程要么忽视要么边缘化他们的历史作用，以及他们已然遭受的长期歧视。
1970年代，很多少数族裔加入了这一潮流，包括美洲土著，和来自中美洲、南美洲以及许多东亚、东南亚与南亚国家的第一代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为了响应后者的要求，并考虑到他们相比较而言人数不多，各大学开始设立亚裔美国人研究专业，聘用能够讲授适应其学生身份利益的课程的年轻老师。这些“混合”专业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是非常成功的。举例来说，菲裔美国籍学生与萨摩亚裔美国籍、华裔美国籍或者泰裔美国籍学生鲜有共同的兴趣。他们首先想上关于其来源国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