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
在胡适之先生的生命中，一件国人认为“难能可贵”的，也是一般人所津津乐道的小事，便是他有一位“小脚太太”！
“胡适”这两个字，在近六十年来的中国，可说是一切“新”的、“洋”的事物的同义字了。大家一提到胡适之，心目中的直觉形象，总是一位西装革履、金边眼镜、满口洋文、风度翩翩的摩登学者了。论“摩登”则天下之摩登莫摩登于“我的朋友胡适之”者矣！
可是最能代表“胡适”这个形象的反面的事物——落后、腐朽、肮脏……则莫过于王大娘裹脚布里面的那双“小脚”了。在清末民初，最惹革新人士愤恨的——也是最能象征“落后东方”的具体东西，也莫过于“小脚”和“辫子”了。可是“辫子”问题不大，一剪剪去，烦恼尽除。“小脚”可就麻烦了，因为它既小之后，就欲大不能！所以把“胡适”和“小脚”放在一起，真是太不调和，也太够讽刺了；因此“胡适之的小脚太太”这一概念似乎也就变成民国史上的“七大奇事”（Seven Wonders）之一！
笔者在孩提，便听到家中父执辈闲谈及之而啧啧称奇。嗣后由小学、中学、大学以至留学，所听到的有关这件“奇事”的讨论，也未尝稍息。胡适大名垂宇宙，夫人小脚亦随之！因而这位胡太太在我的心目中，便一直是位白雪公主式的神秘夫人！所以当胡先生第一次为托我向图书馆还书，因而约我他到公寓里去“坐坐”之时，我心头立刻泛起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想我到胡先生公寓里去，不就是要看到他的“小脚太太”了吗？！那一定是一位久藏岩穴、不见阳光的白毛女！
当胡先生介绍我向他夫人会见之时，我鞠个躬，叫了声“胡伯母”，然后定睛一看，真又有种说不出的失望的意味——二十多年的神秘感，一刹那间，全盘消失！站在我面前的不是白毛女，而是一位圆圆胖胖的十分祥和的中国老太太。这样的老太太我实在看得太多了。
笔者是在一个农村大家庭里长大的；外婆家、姑母家、姨母家也都是大家庭。所以我的家族圈圈内，自继祖母、祖姑母、祖姨母……而下，有母亲一辈的伯母、婶母、姑母、姨母、表姑母、表姨母、表表姑母、表表姨母——乃至乳母、保姆等等；天老爷！小脚、中脚、大脚，可以排出一两连老太太兵来！真是阅人多矣！
现在站在我面前的“胡适之的小脚太太”，在我家庭老太太的队伍里，至少可以找几打和她老人家一模一样的，小脚、中脚乃至大脚的老太太来，稀奇什么呢？
我自胡家回去之后，同住的中国同学们，居然围拢来问我：胡适之的小脚太太是什么个样子？一时我实在无法回答；因为对我说来，这位胡老太太简直“普通”到使我无法形容的程度。
胡先生在他的日记里说，他是在妇女之间长大的。笔者亦何尝不然。那些慈祥的老太太们，自从替我洗三朝开始，便是我生命里的一部分。对一些农村大家庭中长大的男孩子来说，这批重男轻女的老太太们，实在太可爱了。她们那些“小脚”在我看来并不十分“丑陋”或“落伍”。相反的，那是孩子心目中温和慈祥的象征。
我再也不会忘记，一次我偷偷地与一些放牛哥下河“洗澡”。归来，东窗事发，被父亲捉到了。他倒持毛帚，吹胡子、瞪眼睛，非把我打个皮开肉绽不可。我那向不发脾气的母亲，这时也毫无笑容，默默地站在一边，见死不救。可是那一旁团团转的几只小脚，可忙坏了。她们拦住了父亲的毛帚，替我“讲情”，要我“认错”，并且告诉我河里的“水鬼”如何可怕，下次再也不去河里“洗澡”了……最后还是她们替我“认了错”，才免得我在父亲的毛帚之下，壮烈牺牲！
如今只身漂流海外，祖国地覆天翻……午夜梦回，这几只“小脚”太令我怀念了。它们的无形消逝，我想起来，如何悲痛——我怀念她们！
现在在我面前出现的，不是“胡适之的小脚太太”，她是我生命中一去不返的几只“小脚”的重现。我不感到奇怪，我感到的是“旧梦重温”——它替我找回了一段失去的童年岁月和温暖的家园。
二十多年来，我心目中“胡适之的小脚太太”的幻觉是如何构成的呢？我真是迷惘之极！
六七
胡伯母是一位相当爽朗的老太太。和她相比，她那位白面书生的丈夫，反而显得拘谨。胡老太太向来未叫过我什么“密斯特”或“先生”。第一次见面，她对我就“直呼其名”。几次访问之后，我在她的厨房内烧咖啡、找饼干……就自由行动起来。她只是传统中国社会里的一位普通老太太。我既是在这些老太太丛中长大的，我对她们也可相处如鱼得水。自幼她们就不嫌我吵，及长我也不嫌她们烦。她们絮絮不休而来，我也絮絮不休而对。她们鸣冤诉苦，我也可以既劝且慰，而不躲避她们。所以胡老太太后来自台北写信给我，总说我是“适之的好后学”，又是什么“最好的好后学”等等。我这位农村牧牛儿，真是承老太太过奖了！
俗语说，“一个床上睡不倒两样人！”胡太太受胡先生影响，说话也欢喜提“我们安徽”如何如何。其实更正确的表达，应该是“我们徽州”如何如何才对。她烧的一手好吃的徽州菜，很多样我都从未吃过。但是她老人家偏说是“安徽菜”，一定合我的口味。
一次她老人家打电话叫我去吃“豆渣”，说是美国吃不到的“安徽菜”，要我“赶快来”！我在赴“豆渣宴”的匆忙旅途上，千想万想，“什么是豆渣呢？”等到我吃后才想起，那原是做豆腐时剩下的渣滓，加五香杂料炒出，十分可口，是安徽农民最普通的“下饭菜”。笔者少小离家，竟然把它忘怀了！
适之先生以前便常常告诉我说徽州“很穷”。男人外出经商当“朝奉”，家事全靠女子操作，所以妇女十分勤劳，终日忙得团团转，所谓“不出门，三十里”是也。胡老太太也精力过人。她在那个小公寓内，也是不出门三十里，忙个不停。她家里麻将之客常满，斗室之内，烟雾弥漫。胡家的麻将客也告诉我，胡太太在麻将桌上赢的钱，也是胡家的经常收入之一种。她每打必赢，不知何故！
不打麻将了，胡老太太就烧饭，烧饭也是为着下次打麻将。侨居纽约，大家都没有用人，所以必须先把饭烧好才能上牌桌。等到麻将八圈已过，人饥手倦之时，大家就辍牌、热饭，然后据牌桌而食之。食毕，丢碗再战。其效率之高，真未可与港台间夫人女士道也。
老太太找不到“搭子”了，就读武侠小说。金庸巨著，胡老太太如数家珍。金君有幸，在胡家的书架上，竟亦施施然与戴东原、崔东壁诸公揖让进退焉！
这一对老夫妇在纽约相依为命，我实在看不出他们伉俪之间有丝毫不调和或不寻常之处。我记得胡先生放在客厅里的那个大书桌，就像一只中国旧式的八仙桌。桌上堆满线装书。周策纵夫子有自嘲诗，曰：“妻娇女嫩成顽敌，室小书多似乱山！”胡老师没有周先生那样的“娇妻嫩女”，但是“室小书多”，倒是和周家一样的。在那些乱书之中，放着个小砚台，看来就像万山丛中的什么“雁荡”和“天池”一样，这也是胡家之一景。胡先生流传海外的那些墨宝，也就是这些乱山丛中的产品。
胡家这只大书桌对我也太熟习了。我祖父当年的书桌就是这样的，只是老祖父那只砚台比胡老师的那只大出十倍罢了。他们看线装书，都带着深度眼镜，查《辞源》还得用放大镜。祖父穿长袍，胡老师穿衬衫和背心，也没有什么不同。那位在我祖父背后走来走去的、圆圆胖胖的继祖母，和胡老师身后忙个不停的胡师母，也差不多一样。和和平平四十年，大家一样好姻缘，我实在看不出这些白首相偕的老夫妇们有什么不同。当然他们的家庭里，偶尔也有点什么“代沟”和“勃谿”等小问题，大家也都是一样的，这也是20世纪传统中国家庭里的正常现象吧！
胡适之的“小脚太太”有什么值得我们大惊小怪的哩？！
六八
胡伯母毕竟和我的继祖母不同，因为她是位大学者的夫人。她也感染到一些书香气息。她老人家那时便告诉我，她也在写自传！可是我一直无缘拜读。等到胡先生逝世后，她老人家再度访美时，向我哭诉一些人世间的不平之事后，忽然交给我一大卷铅笔写的稿子，要我替她“看看”。其中有一部分据说还是寄居曼谷时期写的。
我取回在灯下展读，觉得那份稿子太可爱了。胡老太太不善述文，稿子里也别字连篇，但是那是一篇最纯真、最可爱的朴素文学，也是一篇最值得宝贵的原始的社会史料。尤其是她叙述民国六年，她未婚夫自美返国到她家中去看她，而这位待嫁女郎“不好意思”，想见他又不敢见他，因而躲在床上哭泣、装病。我读来，真如见其人。
后来婚期已近，她如何预备妆奁；大喜之日又如何“上轿”和坐在“花轿”内的心情，我细细咀嚼，真是沾唇润舌，余味无穷。它的好，就好在别字连篇，好在她“不善述文”，好在她无“咏絮”之才！
这种纯真的人情、人性，要以最纯真、最朴素的笔头，才能写得出来。一经用“才华”来加以粉饰，失其原形，就反而不美了。笔者以前做打油诗，咏“公园里的雪莱石像”，就认为那块“受了伤的石头”，远没有那深山大泽内“真得可爱、笨得可笑”的“顽石”更有诗意。《三字经》上说，“玉不琢，不成器”。其实玉要琢，就失真义。真爱玉者，或亦以故宫博物院内的“玉器”为“病玉”也。
笔者固亦尝拜读杨步伟、蒋碧微、沈亦云诸位老太太的自述。不揣浅薄，亦尝以六个月的时光，把《亦云回忆》的原稿，承作者委托，译成英文，共二十六章，凡八百余页。我对黄老太太的大作，可谓细读了。
“有何高见？有何高见？”黄沈亦云夫人，在我拜读之后，好奇地不耻下问。
“黄伯母，”我说，“我略嫌作者才气‘太’高，文笔‘太’好！”
亦云女士是我国第一所高等女校第一班的七十人中最少年、最美丽、最聪明的一位。以后黄郛将军一见之下，不能自持，才引起他二人才子佳人的一段佳话的。
像黄夫人那样在革命阵营中参与密勿的人物，她可留给后人的东西太多了。笔者受托为其校订过的数百件“绝密”电稿真迹，便是不世之珍。这些真金璞玉如为小文采所掩蔽，那就浮云蔽月了。所以我劝作者，归真返璞，让原始资料以真面目与读者见面。在她老人家的授权之下，我就“伸缩”而译之。可惜时限过短，未竟全功，至今犹认为可惜。
笔者细读蒋、杨二夫人的大著，也深觉这与胡老太太同辈的三位才女的大作，足垂不朽。她们都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代“新妇女”。她们的自述，皆为最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也。
可是读书如看山。平时我们看惯了泰山之伟、黄山之秀、华山之奇……殊不知一些不知名的小山，亦自有丘壑。其中奇绝之处，往往为名山所不及。我拜读胡老太太的手稿，心中即有此种感觉。我想真识山水者，或亦不以鄙言为河汉也。
当胡老太太把她的原稿给我之时，她或有意要我把它在哥大保存起来。我那时事忙，未想到这点。同时也认为那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所以我劝她老人家继续写下去，乃把原稿还给她了。
1970年冬笔者访台去拜看她，也把这事忘了。后来老太太派人来旅邸约我去“吃饺子”以纪念适之先生“八十冥诞”，我亦以行色匆匆未能应召，孰知竟成永诀。其后我一直想告诉她“思杜在河北省当农民”的消息，也始终未能如愿。老太太仙游时，笔者侨居海外，不常看中文报，竟不知消息，电唁无由。今日思之犹觉耿耿！
胡老太太那份手稿，不知今在何方？云天在望，希望它没有自人间遗失就好了。
六九
江冬秀夫人与胡适之先生同年，生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辛卯。夫妇二人是一对小兔子，夫人长先生数月。他二人是光绪三十年（1904），甲辰，订婚的。似乎是胡先生的外公做的媒。冬秀夫人的父亲江老员外对这门亲事似乎很认真。他对胡洪骍这个孩子认真地观察了好几天，才答应“以女妻之”的。
胡先生年轻的寡母对这门亲事，似乎也很满意。胡氏留美期间，这位未婚媳妇就经常至夫家陪伴婆婆，并一起照相以寄远人。在她的未婚夫感召之下，这位江小姐也把“小脚”放大，变成了中脚。家人并为她延师课读。日久能文，也就和数万里外的未婚夫婿，时通鱼雁。行行之笺虽短，脉脉之情弥深；半叶存问，也颇能惹起海外游子的相思。怀袖馨香，也给予他足够的烟士披里纯，而大写其acceptable的情诗——这便是这对未尝谋面的小两口儿，婚前远隔重洋的一点灵犀！
在胡适之那一辈——更具体地说，那些清华公费留美，第一、二、三届，胡适的留美同学们——试问有几位没有胡氏那样的婚姻背景呢？他们都是“世家子”。光绪年间的十八九岁的世家子，未“订过亲”，甚或“娶过亲”的，实在是少而又少了。
胡适之讨了个“小脚婆子”。试问胡适之的同学们、朋友们的“小脚婆子”，哪里去了呢？那批“世家小姐”就没有江冬秀女士那样幸运了。她们是我国数千年来，血淋淋地被压迫的女性，最后一代的牺牲者——她们有的深闺独处，试把花卜归期，可是过尽千帆皆不是，月月年年，坐伤老大；最后落得个守活寡，以终其生。幸运点的，最多也只能当个女阿Q，自称为失去丈夫的“乡间大太太”！抵不住社会歧视和空床孤寂的，则难免寻觅吞金、悬梁的解脱！六十年回头一看，比他们后一辈的世家子，试问哪个不能说出一两位当年欲死不能的准烈女啊？
在目前这个自由恋爱的20世纪大时代里，谁又曾注意到这个大时代的开端，那千万个，哭干眼泪、斜倚熏笼坐到明，为小脚难放，而终身守活寡的孤孀？！胡适之的“小脚太太”，只是那千万个苦难少女中，一个最幸运、最不寻常的例外啊！
纽约市以前有位漂亮的华裔旅美女青年，嫁了位洋丈夫。她蜜月归来，我问她：“我们应该叫你‘什么’太太了？”
“您叫我‘碰太太’好了！”她笑着回答。
据她说，她姊妹幼时，父亲便告诉她们说：“你们以后都姓‘碰’啊！碰到谁，就是谁！”所以今日她就嫁了个洋人——“碰先生！”
其实“碰”也者，岂止这位女士之姊妹哉？在这个父母不能命、媒妁不忍言的时代里，哪个“婚姻”不是“碰”而成之呢？女的去碰，男的就不碰了吗？事实上，男女双方，皆各碰其碰！碰得好，就交头接耳；碰不好，就焦头烂额；好与不好，就各凭天命了。自作自受，怨得谁呢？
所以今日吾人试猜，假如胡适之当年亦走多数路线，反对“旧式婚姻”，来个家庭革命，其结果又何如呢？照胡先生——乃至他的伙伴们——那时的条件，他搞家庭革命不外有两种方式：“先革后碰”或“先碰后革”。
胡老师是位很软弱纯良的人。先革后碰，我相信他做不到。因为要革，他首先就要“革”掉两个可怜的女人的“命”。第一个牺牲者便是他的寡母。胡氏母子情深，他对他母亲的遭遇太同情了；革母亲的命，他做不到！第二个牺牲者便是那个可怜的村姑江冬秀。冬秀何辜，受此毫无反抗之力的平白牺牲，胡适之先生是个软心肠的人，他也无此狠心！
至于“先碰后革”呢？那就很难说了。正因为他生性纯厚，在青春期才容易坠入情网。泥沼渐深，不能自拔，做了爱情俘虏之后，两善不可得兼，到那时逼上梁山，是否不闹家庭革命，那就很难说了。古语说，“不谨细行，终累大德！”所以凡事总要“防微杜渐”。但是青年人受了环境的引诱，误入情场，有几个人真能防微杜渐呢？胡适之便是位极具普通人性的正常人，在这种场合，他也就不能“防微杜渐”了。
胡氏留美七年——从十九岁到二十七岁——正是他的青春期。在他大学本科的四年中，也是美国青年男女社交最活跃的四年，他却心如止水。这大概是一个小土包子的关系吧。等到他进了研究院，那也是一般美国青年“野期”（wild period）已过，该坐下来好好读书的时候了，他却反其道而行，“红鸾星”大动，而大“碰”特“碰”起来。
在这个时期，他第一个“碰”到的，便是众所周知的他的洋女友燕嫡兹·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女士；回国前半年，他又“碰”了近代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莎菲陈衡哲女士。适之对她二位皆一往情深。命运之神如不作梗，他们都有双飞的可能！这也是江冬秀女士的“八字”好吧，他在两处情场都“碰壁”了，夫复何言！
七○
燕嫡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要了解她，先得了解美国大学里的社交生活。
康奈尔大学是当时美国最有名的七大“常春藤盟校”之一。能注册入校的都是顶呱呱的世家子女。韦女士便是该校地质学教授韦君的次女，是在校园内长大的明珠。韦家当然更是纽英伦的世家。这所大学也是当时他们“上等人家”里的哥儿、姊儿们自由择配之所。这种作用和风气，在半个世纪后，仍相延未衰！
在50年代的初期，哥大的巴纳特女子学院（Barnard College）里的女同学便曾向我们描述过，她们贵院里的社交状况，其情形大致是这样的：
周末一到，全院同学皆涂脂抹粉，穿戴整齐，在宿舍房间内，坐候新旧男友的电话。走廊内公用电话铃声一响，大家就蜂拥去接。真是只一人得奖，却个个争先。结果一人含笑下楼去者。大家再等下次铃声。如是铃声不绝，妆楼也渐空。等到天也黑了，人也倦了，铃声也不响了。最后只剩下几位“孤魂野鬼”。在绝望之际，有的难免自伤命薄，倒于牙床之上，便号啕大哭起来（美国女孩子是极其坦白天真的）。可是几次一哭，也就惯了；因而性情日益乖僻，那就更问津无人了。
我国大学里的情形当然完全不同。笔者大学时代，男同学中春情发动的酸葡萄便曾在女生宿舍的外墙上，大做葡萄诗曰：“一年级俏；二年级傲；三年级放警报；四年级没人要。”这位阿Q诗人，所吟咏的当然全非事实。我们粥少僧多，哪有“没人要”之理？殊不料，这在美国大学里的择配过程，倒是实情。
我国科举时代有句解释落第士子文章的话，叫作“文章不发终有弊”。美国大学里的文章不发、警报长鸣的女士们，“弊”在何处呢？她们的“弊”有先后天之分。先天的那一定是形体不好，生理上有缺陷，不易引起男士们的爱慕。后天的，则难免是边幅不修，情性乖戾，使男孩子望而却步。
我们胡先生的女友韦小姐，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且看她男友笔下的描述。
一一韦莲司女士之狂狷
女士为大学地质系教授韦莲司（H.S.Williams）之次女，在纽约习美术，其人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虽生富家而不事服饰；一日自剪其发，仅留二三寸，其母与姊腹非之而无可如何也，其狂如此。（见《藏晖室札记》，1914年10月20日）
这是六十年前的美国啊！那时此邦社会风气之严肃，有甚于今日之中国。对这样一位“狂狷”的女子，天老爷！哪个大胆青年敢擅亲芳泽？大家愈不敢接近她，她也就益发“狂狷”了！
再看她东方男友七个月后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