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胡适之先生既然基本上是一位恂恂儒雅、有为有守的白面书生，他是不能搞政治的，因为他缺乏搞中国政治主观和客观的一切条件。
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做政论家的眼光！
做个大政治家，在主观条件上像胡先生所具有的那种“信道不移”的精神，只是最起码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还要有铁一般的肩膀，如此他才能顶住政治上的惊涛骇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地负荷起天降大任，然后任劳任怨，为国为民，死而后已。但是在胡先生的个性上是没有这种担当和魄力的。
有一次我问李宗仁先生对胡先生的看法，李说：“适之先生，爱惜羽毛。”吾人如不以人废言，则这四个字倒是对胡先生很恰当的评语。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爱惜羽毛”的。爱惜羽毛就必然畏首畏尾；畏首畏尾的白面书生，则生也不能五鼎食，死也不够资格受五鼎烹，那还能做什么大政治家呢？
胡先生也没有做官僚的脸皮。民国以后有清望的学者们下海从政是需要相当脸皮的，因为这些名学者出山之前，一个个都是以帝王之师自命的，认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这样才应征辟，乘安车，入朝为官的。但是官场亦另有官场的一套啊！一旦做了官，这批高人隐士，对上就不得不搞逢迎，对中层就不得不结党羽，对下也难免不作威作福。本来，官场中这些恶习和陋规，也不算什么天大的坏事，因为那本是我国两千年来，自上而下的单线官僚体系中的必然现象，同时也是讲求传统政治效能不可或缺的朝仪和官箴。我国古代的政治家有见及此，乃因势利导，干脆把它们制度化起来，以礼节之，使其发而中节。
民国肇建，这些原也是煞费苦心的制度，被目为封建残余，通盘废除，但是制造这些陋规和恶习的单线官僚体系，反因科举之废除而变本加厉地单线化，因而那些原先尚有些制度性的东西，至此反变成无原则和规章可循的官僚主义，俗语所谓上拍下压。
30年代的初中期，适之先生的朋友们，一个个脱青衫、换红袍，都当起官僚来了。初入官场做学徒，有时还有点脸红，出师之后，就乐此不疲了。“乍回迹以心染，或先贞而后黩！”试问“独立评论社”这个山洞出身的“干员”和“能吏”，有几个是例外的？
胡适之先生本人，倒的确是个例外。他老人家虽然也曾下海，却仍能保持了他的清誉，而没有沦为官僚。“看他风里尽低昂，这样腰肢我没有！”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缺少那种“终始参差，苍黄反复”的脸皮！所以胡先生纵想做官，也只能做个“泛舟于赤壁之下”、吟风弄月的闲太守，做个太平盛世的点缀罢了。
不特此也。胡氏纵有心为国为民，真想当一员“循吏”，他也办不到。他不特对自己的私交好友，抹不下脸皮，他甚至不是个搞行政管理的干才。像胡先生那样温情主义极重的人，他怎能搞“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怨”呢？以他的盛名卵翼了一点小小“庚款”的管理权，已经被梅贻琦先生等所包围，而弄到“跳进黄河洗不清”的程度，遑论其他？当胡先生的令名为“庚款问题”的流言所累之时，笔者在一个偶然场合之下，问了问顾维钧先生的意见。顾先生说：“胡先生一定不知道其中复杂的问题。”其实胡先生何尝不知？他只是门户之见在作祟，拉不下脸皮去约束那些捧他的老朋友罢了。
再者，一位学者如变成了“政客”，他就必然有“政敌”。如果政敌一旦背信弃义，那么兵来将挡，大家耍起政治手腕来，他自己的道德也就顾不得许多了。胡适之先生是位老实人，一般政客的手腕他不屑于耍。事实上，以胡氏的禀赋，他纵想耍，也无此天才；勉强一试，他也耍不到令人拍案叫绝的程度。这儿笔者不是说，胡适之是怎样的一个天大好人。坦白地说，胡先生也并不就那样老实，不过他始终没有不老实到做政客的程度罢了。“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以胡适来遍比时贤，则“山高水长”，先生的风范，也就是百年难一遇的了！
七
胡先生不但不会耍那些他所不应该耍的政治手腕，纵使是那些正当的——有时也是应该的——政治手腕，如外交使节，为着母国利益而在驻在国的政潮中，投机取巧地活动，亦非胡氏之所长。他做大使时每向友好倾吐他那一番“行万里路，讲百次演”的苦差事。胡先生后来亦常向笔者提到。其实那种“苦差事”，如行之者为“胡适教授”，政府对这种成绩斐然的国民外交，自然要传令嘉奖。但如行之者为“胡适大使”，那政府就应把他撤职才对。胡先生故乡的农民就有一句土话说：“捞鱼摸虾，耽误庄稼！”胡氏身为中国抗战期中的驻美大使，好多外交上重要的“庄稼”他丢下不做，而拼命去“捞鱼摸虾”，岂不该撤职？
幸好胡先生是个福人，在他做大使期中，正是美国孤立派最嚣张之时。胡氏在华盛顿的“庄稼”也不会太多。所以他和当年十四条失败后的威尔逊总统一样，在华府“道不得行”，乃直接诉诸美国人民，因而他的捞鱼摸虾的外交，也就功不可没了。
可是一旦珍珠港事件爆发，中美成为正式盟友，并肩作战。为着扭转盟邦外交上的“重欧轻亚”的策略，为着与英苏等国争抢“租借法案”里的美援物资，为着促进美国国会通过更多的亲华立法，那样，华府内的庄稼就忙不胜忙了。你不耍外交手腕——甚至迹近下流的外交手腕，那你的母国，立刻就要吃眼前亏，因而这位不习于耍手腕的学者大使就丢官了。
有一次我告诉胡先生一件趣事：那便是一位反战的史学家也是前哥大名教授的查理·毕尔在他的名著《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竟把胡适说成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毕尔大意是说美日之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罗氏为着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的。[1]胡先生听了这故事大为高兴。他连忙要我把这本书借来，并在对他“不虞之誉”的那一段下面，画了一道道的红线。但是当我问他当年究竟是耍了些什么圈套终于使罗斯福总统上钩的，他想来想去也无法对我的问题作圆满的交代。其实毕尔先生的那一顶帽子，实在是对我们胡老师的“求全之毁”。我们这位“言忠信，行笃敬”的学者大使，哪里会玩什么了不起的外交圈套呢？罗斯福何等滑头！我们胡先生哪有这样的本领来请他入瓮啊！
总之胡先生天生是个“教书料”。大学的讲堂和图书馆才是他最感到乐趣和最该去的地方，官僚衙门里本是没有他的份的。事实上早年的胡适之也是反对搞政治的。他认为他和陈独秀的基本区别也在此。陈独秀和当年的“新文化运动”，在胡适看来，都是“政治”的牺牲品。胡先生是反对五四运动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便是五四运动把它政治化了的结果。胡氏显然不了解，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本来就是一个铜元的两面，二者是分不开的。
事实上胡适之这位大文化人之与政治，情形也是相同的。在他的四十年不衰的盛名之下，政治终于变成胡适的儿子，弄成个“不要儿子，儿子来了”的局面。晚年的胡适之真是“爱其少子，甚于妇人”！他对搞政治的兴趣，确是老而弥笃的。
国府行宪之初，胡先生真有可能要做总统了。但他终于做不成。主观的条件之外，他还缺少搞政治最起码的客观条件——与执政党实力派的历史渊源。胡氏做了一辈子政治票友。他对执政党的诤言固多，闲话也不少。如今无功受禄，以票友登台来领导科班，揆诸情理，岂可谓平？“你们国民党反对我！”难道还有什么不应该的吗？胡先生是聪明的。他自知可以做总统而不能做行政院院长。读历史的人，读到胡适婉却做阁揆这一段，真也要松口气，胡适之如做了行政院院长，岂不天下大乱？！
八
或者有人要说，胡适做个政论家，应该是没话说的吧！的确，“谈”政治原是胡先生的最大嗜好。笔者在纽约出入绛帐的时间也不算太短。平时就很少听到胡先生和他同辈的朋友或访客们谈过多少学问。他们所谈所论的几乎全是政治，而且多半是鸡毛蒜皮的政治。学问似乎只是他老人家教导后辈的东西。
其实胡先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甚至是一些没有经过“小心求证”的“大胆假设”！所以从方法学上说，他那种“有疑处不疑”的政论，正是他“无征不信”的治学方法的反面。所以胡适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其说是他的学术“理论”和政治“行为”，倒不如说是他笃信自由主义的“身教”和崇尚民主政治的“形象”！国人一提到“民主、自由”，立刻就会联想到“胡适”。胡适那一脸天真的笑容，似乎也就是民主法治、四大自由——尤其是“无恐怖自由”——的象征。而崇尚独裁专政的人们，一闻胡适之名，也就忸怩却步；一碰到他的“反动言论”和“毒素思想”，也恍如接触原子辐射尘，逃避唯恐不及，封锁唯恐不周！死诸葛吓走生仲达，他羽扇一摇，真是“词组能倾百万师”！好不壮哉！
胡适之就真有这么大的魔力吗？非也。他只是个近代中国的“时势”和勤劳伟大的老百姓所制造出来的、文化交递时代里学术思想上的“英雄”。适之先生常常勉励后辈说：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只要耕耘，必有收获。他强调“社会对一个人的报酬，实远大于这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司马迁那个刑余之人，就不相信这句话，说：“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但是胡适之这个乐观主义者，对“天道”的公正，倒是笃信不移的。
社会对胡适的报酬既然远大于胡适对于社会的贡献，则社会对胡适的需要，将不因胡氏之死而结束。他的真正的影响力，现在可能还没有完全发挥。等到全中国人民“衣食足，礼义兴”，从而憧憬“人权”的时候，胡适的幽灵，恐怕又要大叫“还我头来”，而开始在云端“显圣”了。
所以从主观条件上看，就事论事，胡氏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那种自由神像式的崇高地位，他本身是不足以当之的。但是四周环顾，学术思想界芸芸众生之中，胡适而外，又谁能当之？就凭这一点，适之！适之！也就足垂不朽了！
九
胡适之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既然是广泛的、深远的、间接的和无形的，他自己在政治上，赤膊上阵，拼起老命来，就一无是处了。大的政治运动他既鼓吹不起，小的政治改革他也策动不来。以他老人家一言九鼎的身份，不合时势、不洽身份地一吹一策，就可能把天下搞得更乱，而使民主退潮。因为讨论大政治——像国体一类的问题——则论者必须有像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高深的学问”。可是胡先生在这方面的“学问”，却不太“高深”（这儿笔者所着重的当然是胡适之那一阶层的“学问”，自郐以下，那自然又当别论）。
讨论小政治——如张季鸾、王芸生一伙人在《大公报》上所谈的“小骂大帮忙”的政治，则论者必定要对政情民隐有极深刻的体验和观察，然后下笔才能入木三分。胡氏成名太早，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便已名满全国，飞向枝头做凤凰了，他是不了解真正民间疾苦和里巷舆情的。像抗战期间《大公报》上，那种“看重庆、念中原”，感人肺腑、一字一泪的社论，胡适之是一辈子也未写过的。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无此体验！
胡适之——不成问题的——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学者。但是伟大的学者们也有很多是一通百不通的。把物理研究到登峰造极的学者，对人理不一定也就同样精通。相反的，伟大的“通儒”们，有的也是百通一不通的，他们可能倒背“十通”，但是对应有的一通之学，有时反而一窍不通。
在这方面胡适倒的确是个例外。他真是个百通一通的大才。不过一个人的精力究竟有限。在胡氏无所不通的学问里，有许多方面在专业人士看来，只不过是各该专业范围内相当高度的常识罢了。而胡先生亲手“拿绣花针”的专业——如他中年所搞的“禅宗”，晚年所搞的《水经注》——则又与政治科学无关。因而胡先生谈起大的政治问题来，事实上是以常识论政。“国体”和“组党”一类的问题，又岂是常识可以应付得了的？
早年的胡适之和李大钊诸先生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其关键亦在此。他们辩者双方事实上都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要不是那时是个“启蒙时代”，这批大教授的夸夸之谈，实在是贻笑方家的！
胡先生那时“少谈些主义”的论调一出，对方抓住这个小辫子，很快就给他戴上一顶帽子，说他是个“实验主义者”。加以那时杜威大师的法驾初临中国，黄面皮的弟子们执礼甚恭，师徒相映，站在大师背后的胡适就真的成为杜学东传的一世祖了。
后来那对“实验主义”一无所知的鲁迅和瞿秋白，被实验师徒吓得手足无措，而内心又醋意盎然，因此说出些“此理今凭实验传”一类完全不通的酸话。而他们居然也能以这种不通之论，咒骂胡适，领导文化反对派而扬名天下，这也可想见我国当年知识界，对现代知识之贫乏！
最可惜的当然还是胡先生自己。这位风度翩翩、“中西之学俱粹”的少年学者，被扣上这顶洋帽子，不但不以为忤，有时且面有喜色，并且一戴就戴了一辈子，也是同样不可思议的。试问“实验”这个“主义者”所戴的白帽子，哪里就比“马克思”那个“主义者”所戴的红帽子更漂亮呢？市井少年偶一戴之，再配上黑眼镜、力士鞋、牛仔裤，招摇过市，或不失为风流潇洒。如果我们的“文艺复兴之父”在一袭八卦道袍之上，也加上这顶网球帽，那就有点不伦不类了。
按说，杜威东来之时，我们的胡先生应该把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众儿郎唤齐，两班侍立，自己升帐设座，“口吟六艺之文，手披百家之编”，人分宾主，学辨东西，和杜威来个分庭抗礼，才是正轨。而胡氏不此之图，在杜行者一苇渡江之后，竟然率众弟子，夹道匍匐，顶礼膜拜，使杜和尚飘飘然，认为孺子可教，吾道东矣。何其懦哉！
胡先生既然甘心自囿于一家之学，如此非杨即墨，难免也就助长了他情感里本已十分浓厚的门户之见。杜家的子弟们，认为只有杜氏之学才是科学化的哲学，所以他们是三句不离科学的。据胡先生告诉我，中央研究院在筹办之初，筹备人等第一个想到的便是该院那个拉丁文名字Academia Sinica。这个洋名字的正确译文应该是“中央科学研究院”。它“研究”的方向和对学术衡量的标准，亦以“科学”为依归，而“科学”一词的界说，当然也就凭服膺科学的欧美留学生的举手为断。所以后来胡氏在纽约请客，那些“服膺科学”的客人，便相率“敬陪”，那不“服膺科学”的国故大师，也就怫然“敬谢”了。
胡先生由于牢固的科学观而示人以不广，他在中国新文化启蒙运动史中，就难免退处于蔡元培先生之下了。在“兼容并包”的启蒙学风里，孑民先生是置身于“兼容”之上的，而适之先生则局处于“并包”之下了。
一○
“实验主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这样有才学的胡适，也被它“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而不能脱缰而驰呢？
其实“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西洋哲学史上的地位是没有太大的轩轾的。杜威和马克思这两位开山大师，年龄虽然相差四十岁，他二人的思想却是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他二人都生在那个玄学将死未死、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方兴未兴的时代里。这个时代的思想家，一面舍不得放弃他们所精通的玄学——如马克思就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方面又要掌握那方兴未艾的社会科学——如马克思就极力推崇美国人类学家摩根对印第安人社会结构的研究。此书马氏以年老不能卒读为憾。[2]所以他们那个时代所搞的哲学，事实上是一种非科非玄的学问。也是一种小脚放大、两代咸宜而新旧两无是处的半老徐娘过渡时期的学问。
马克思是欧洲人。他目击西欧在工业革命时期社会上所起的变化，因而他把两千年来欧洲白种人所创造的社会变迁史，作了一个有十分功利的总结，然后从其总结里抽出一个他认为合乎宇宙“实在”演变的半玄学的法则。千虑一得之后，他就根据西方白种人的历史经验主义，来替全人类算命了。
天下哲学家没有哪一个是能脱离他的文化传统而从事思考的。马氏也有他特殊的传统。他是个日耳曼，日耳曼是西欧脱离封建社会最晚的一个民族。终马克思之世，日耳曼的社会仍是阶级森严的，同时其传统的民性虽然极其笃实却也是刚愎自用的。因而那反映日耳曼民族生活方式的日耳曼意识形态，也是人世间最武断的东西。它说一就不许你说二。在传统德意志的学派里，不用说黑格尔和马克思了，就连那个搞性心理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和今日在美国以半途脱党的共产党员转而为反马克思权威的魏复古，那种学术上独断专横的作风，和他们的日耳曼前辈们都是一脉相承的。
胡适之也是反对马克思的。他反对马学思想倒似乎是次要的。他不能容忍马克思学派的专断。所以大陆上《胡适思想批判》百余万字的长文，胡先生是一篇篇看过的。有时他还在那些文章上写了些有趣的眉批。但他看过，也就认为“不值一驳”丢在一边。
有一次我指着那七八本巨著，戏问胡先生：“这几十万字的巨著里，难道就没有一点学问和真理？！”
“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胡氏一语带过。
“那至少也可搞点自然科学。”我说。
“自然科学也搞不好！”胡先生说这句话时的态度，简直有点横蛮，同时也可看出他对自由主义信道之笃！
胡先生后来又在他那个乱书堆中找出罗尔纲所写的小册子《师门辱教记》[3]给我看说：“你看尔纲会那样地批判我？”
“说不定罗尔纲的思想真正搞通了呢！”
“胡说！胡说！”胡先生直是摇头，“不可能！不可能！”
胡适之是真的相信“为着自由故，一切皆可抛”。他与那些把“自由、民主”喊得震天价响的所谓“民主人士”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胡适相信比他大三十四岁的杜威。杜威能容忍，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是我们这位胡老师的老师，又是怎么回事呢？
杜威比马克思小四十岁。他和马克思一样，把北美洲两百年来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和变迁的史实，作了个总结（虽然他没有写出一部《资本论》），然后再根据他在玄学和粗浅的科学上双重的训练，从这总结里抽出个法则，再以这半科学的法则，来推断北美洲白人社会今后社会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原则。
杜威是不承认人类社会生活的演变是依照什么“客观实在”而发展的。所谓“实在”也者——引用他大弟子胡适的一句话——“只是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哲学家要把她如何打扮，她就如何打扮。如果这个女孩子就是“道”，则“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唯物主义者把“实在”看成一成不变的天道，而认为社会改革家的任务便是“替天行道”的说法是机械论，是不合乎科学的。
人类社会进化既然没有个“客观实在”来做其主宰，则人类进化程序中所发生的只是一系列无从逆料的“问题”，以历史的“经验”和“实验”的“方法”来解决不断发生的“问题”——再引用胡适的一句话“从事一点一滴的改革”——才是人类社会进化，最正当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