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期的家难
我的父亲胡传（1841——1895）［字铁花，号钝夫，原名守珊，故一字守三］生于安徽省绩溪县北部的上庄[1]。兄弟五人，我父最长。我家历代都是以经营茶叶贸易为生的，也就是自故乡山区贩茶往上海一带自设的茶叶店中出售。上海那时已是个大商业中心。我的高祖原已在上海黄浦江对岸的川沙设有小店，祖父又在上海设一支店。父亲幼年即甚壮健。当先祖每年春季返乡收茶时，店中商务便由父亲独力管理。
父亲十六岁时便随先祖去川沙，并由先祖延聘塾师，教授诗文。父亲因为十分聪颖，早为其有志为学的伯父［星五公］所赏识。他认为有这样资质的青年子侄，实在不应该在一个小茶叶店里埋没了。所以父亲被家中长辈特地选出，让他专心读书，以便参加科举。
可是这时正值洪杨起事之后，内战的烽火已日益迫近。当洪杨于1850年在金田村发难之时，父亲才九岁。1853年太平军进占南京，建立“太平天国”，并以南京为“天京”。数年之内，太平军数度侵入皖南徽州山区，焚掠迨遍。1860年我绩溪县亦为太平军所焚掠，一连三载，父亲和邻居亲友均率领家属到高山里去避难，并据险自卫。1862年情势更为险恶，乃又迁往休宁县暂避[2]。
但是休宁亦非乐土。太平军仍不时进犯，家人也四处躲藏。1862年年底，局势稍稍好转，全家乃转返绩溪；不意翌年春初和夏季，太平军又两度进犯。就在太平军第二度入侵时，父亲在1860年（清咸丰十年）结婚的原配妻子［冯夫人］，便不幸死难了。她是那时我家二十余口——多半是妇孺——中唯一的死难者。当时父亲是我家中唯一年轻力壮的成员，帮助那比他大过二十多岁而颇有名望的乡绅伯父，度此大难。
在1860年至1864年（清咸丰十年至同治三年）四年之间，皖南真糜烂不堪。对这四年的焚掠、屠杀、饥荒等灾情，父亲在他遗留下来的自述里都有极详尽的记载。事实上他这段记述，远较当时其他任何［类似］的记述更为翔实[3]。
在父亲的回忆录里，他曾做一概括的统计：我上庄村内的胡氏宗祠原完工于1840年（道光二十年），亦即洪杨起事前十年，也是太平军犯境前二十年。宗祠毁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太平乱前数百年我乡皆太平无事。地方殷实，人丁兴旺。我族那时曾做过一次丁口总计，以便按口派捐，建造祠堂。当时全族男女老幼约六千人。太平军覆灭后的第二年（1865），我族再做第二次的人口调查，拟再按口派捐，重建宗祠。调查所得，乱后剩余丁口不过一千二百人左右，人口减少了百分之八十[4]。
父亲所做的统计还有其他方面的记录，颇饶历史趣味。在这群大难不死的劫后余生中，竟有二百人染有烟癖！鸦片鬼的堕落，实有甚于一般游手好闲的懒汉。他们终年耕耘所获，还不足以偿付烟债。父亲那时便自问，这种人在生活上何能自给呢？！他的结论则是这整个胡氏一族都仰赖于四百几十个经商在外的父兄子侄的接济。他们的汇款也救活了家人，并助其重建家园于大难之后[5]。
考试和书院教育
太平战后，父亲于同治四年（1865）进学为秀才，时年二十四岁。当年一个人读书上进先要在他祖籍所在通过“县试”，再参加省方所主持的“府试”；府试及格，便进学为“秀才”。既为秀才，则每三年都得应考一次，叫作“岁考”。如果一个秀才希望参加举人考试，他还要通过省级主办的甄别试验，叫作“科考”。科考及格才可参加“省试”（亦称“乡试”）。乡试是朝廷特派的“主考”所主持的［乡试及格，便“中举”成为“举人”了］[6]。
父亲进学之后，参加了几次“省试”都未能如愿。他深深了解他的学业为战火所耽误了，所以他决定到上海去进那些战后重开的“书院”，继续进修。经过慎重考虑之后，乃于1868年春初进了新近复校的“龙门书院”。该院山长（院长）刘熙载先生是当时扬州有名的经师。父亲被录取之后，便在该院读了三年——从1868年到1871年[7]。
在父亲的回忆录里，他记载了当时书院里的生活，特别是一些同学之间的交往与学习的经验。他的同学之中后来有许多都在政治上和学术上有相当成就的[8]。父亲对这位了不起的刘山长的教学方式也有所记载。他说所有在书院中受课的学生，每人每日都得写一份“日程”和一份“日记”。前者记载为学的进度；后者是记学者的心得和疑虑。为这种“日程”和“日记”的记述，该院都有特别印好的格式，按规格来加以记录。这些“日记”和“日程”父亲均保留下来。其中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这印刷品的卷端都印有红字的宋儒朱熹和张载等人的语录。其中一份张载的语录便是：“为学要不疑处有疑，才是进步！”这是个完全中国文明传统之内的书院精神[9]。
我所敬重的老朋友吴稚晖先生，生于1865年，比父亲小二十四岁。吴先生也曾经告诉过我一件有关另一“书院”的惊人而有趣的故事。吴先生曾就读于江苏“南菁书院”。当吴氏第一次拜谒该院山长名儒黄以周先生时，他看到黄先生书斋上挂着一大幅使他难忘的格言：“实事求是，莫作调人！”这句格言如译成英语或白话，那就是：“寻找真理，绝不含糊！”这些也都说明了我国19世纪一些高等学府里的治学精神[10]。
父亲的自述里几乎以四分之一的篇幅，记述其重建上庄胡氏宗祠的经过。这项重建历时凡十一年，共费制钱一千三百三十万（约合银元一万三千三百元）。自1865年动工，直至1876年（光绪二年），父亲三十六岁那年才正式完工的。在这项伟大的工程中，他不但是该项工程粗工细活主要的规划者和执行人，他有时还要说服和克制族中守旧分子的反对。他所遗留的记录不幸有一部毁于火灾，但是这份记录却替后世留下了当年聚族而居的农村里的生活状况、社会组织和社会公益活动的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1]。
在此期间父亲曾对中国地理——尤其边疆地理发生了研究的兴趣，这兴趣是他在上海龙门书院当学生时便养成的。他继续对地理学进修的原因，也是受当时国际和远东重要变动的影响[12]。据父亲的纪录，他对当时政府和士大夫对世界地理和中国边疆——尤其是东三省——的地理之无知，感到震惊！所以他便下定决心终生致力于中国边疆地理的研究。
吴大澂的知遇
当父亲于数年之内把家事稍事安顿之后，他便决定撇开家族乡党的小天地而远游北京，另图发展。在1881年（光绪七年）他年已四十，乃向一位经商致富的族伯［胡嘉言］借了一百银元，搭船自上海去天津转往北京[13]。在北京他仅凭两封推荐书，旅行了四十二天，到了吴大澂钦差的驻地宁古塔[14]。吴氏为一自修而成名的大学者、考古家和政治家。父亲告诉吴公他不是来求职的，他只盼吴氏能给予护照和通行证，好让他遍游东北，并考察边疆地理。吴氏对父亲大为赏识，其后吴氏巡行阅边，总是偕父亲同行；尤其是1882年（光绪八年）中俄勘定疆界时，他们曾同晤俄方勘界专员[15]。
就在这一年吴氏正式聘任父亲为其幕僚。稍后吴氏并在父亲毫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专折向朝廷特别保荐，说父亲胡传“有体有用，实足为国家干济之才，不仅备一方牧令之选”[16]。父亲惊喜之余，当然也深感吴公的知遇。其后多年便一直在吴公幕府，参与机要。
父亲在东北一段时期往各地旅行考察，备历艰险。在1883年（光绪九年）一次［兼查十三道，戞牙河地势］途中，一行人员在森林中大雪迷路，三日不得出[17]。干粮已尽，计无可施。此时父亲忽有所悟，他叫随行人员去寻觅一条山涧，然后循山涧而下。因为山涧总归会流出山区的，循山涧找出路，应该是不会错的。于是他们找到了一条山涧，循涧而下，终于脱险。为此，父亲曾做了一首诗，以为纪念。四十年后，当我在1919年发表一系列有关实验主义的讲演之时，我还举出这个例子，来诠释约翰·杜威在他《思维术》里所阐明的理论[18]。
自1881年以后，父亲便一直致力于公务。自1881年至1886年，他在东北服务六年。1886年先祖母逝世，父亲返里奔丧。翌年又转广州依广东巡抚吴大澂。吴派他去海南岛视察，并报告全岛土著状况，做可能开发的筹划。父亲于此行所保留的详细日记，后来曾发表于专研地理学的《禹贡半月刊》[19]。
1888年（光绪十四年），黄河在郑州一带决口。吴大澂自粤奉调任河道总督；设督署于郑州，监督堤工。父亲乃随吴去郑州。在此期间父亲亦记有详尽日记，记录构料、修堤等工作。当年的河工不但极其腐化，且有各种迷信掺杂其间。迷信之一便是崇奉水蛇、虾蟆为“河神”。
父亲在治河时期日记里便做了十首《郑工合龙纪事诗》，其中的一首便坦白地批判这迷信之无稽。下面便是这首诗的原文：
纷纷歌舞赛蛇虫，
酒醴牲牢告洁丰。
果有神灵来护佑，
天寒何故不临工？
我引这首诗来说明我父亲生命里富于学术的一面。他是笃信宋儒的，尤其崇奉程颢、程颐和朱熹，是所谓“理学”。由于业师刘熙载先生的教诲，我父亲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也很大，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对大清帝国内当时所流行的宗教，予以严肃的怀疑与批判[20]。
由于襄赞治河的劳绩，吴大澂乃保举父亲以直隶州候补知州分发各省候缺任用。1889年（光绪十五年）父亲自郑州请假返籍探亲。便在这一次短暂的探亲假期，我父母就在原籍结婚了。婚后父亲乃携眷返郑州继续治河。翌年，父亲乃离开河南任所往北京等候签派新职。当年合格官吏的选派，多凭抽签决定。父亲抽得往江苏省候补的签，这在当时实在是最好的机会了。所以在1890年到1891年两年之间，我父母均住在江苏省会所在地的苏州；后来又被派往上海，担任“松沪厘卡总巡”。我便是1891年12月在上海出世的。就在这一段时期里，父亲已有“能吏”之名，所以其他各省当局，对他也就竞相延揽了[21]。
在台湾任知州和统领
1892年，不但是我父亲原任所在的江苏省署，就是广东省署和新设的台湾省署，都纷纷奏请朝廷想调请父亲前往各该省任职。但是北京中央则循新任台湾巡抚邵友濂之请，调父亲去台湾任职，盖当时台湾省治新设，需要人才甚急，所以北京吏部乃遴选干员胡传，前往台湾，襄赞省政。奉命之后，父亲不得已只好暂留眷属于上海，于1892年只身赴台。其后在台湾一直任职达四年之久。
在台任职期间，父亲曾巡视全岛各地，并代邵巡抚亲往澎湖列岛视察军务。他的巡台日记，以及对邵巡抚的禀启，均曾由今日的“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付印出版[22]。
父亲因为深谙地理之学，根据所学加以判断，他认为当时全台各地的防御工事，例如各地的炮台，对台湾的实际防御均无补于事。在［1885年］中法战后，我国南洋海军全毁，台湾门户洞开，全岛实际上无防御之可言。所以他在向省署的禀启中，坦白指陈当时散置全岛各地各种零星防御工事，以及落伍逾龄的各种武器，和那些装备训练均感不足的武装部队，全属浪费。父亲乃禀请省署将这些无用的设施，全部废弃。另行训练一支小型海军，以为全岛防务之用[23]。
父亲在全岛旅行视察之后，由于当时防疫设备不足，乃染上疟疾，卧病甚久。和他同行的仆役亦同染疫疠，甚至无一人生还！
1892年，父亲又受委管理全岛盐政，半年之内便有很多的兴革。最近一位盐务专家便曾根据父亲有关盐政的报告，撰文研讨父亲当年对台湾盐政的贡献[24]。
1893年（光绪十九年）父亲又受［台湾藩台唐景崧］牌委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台东当时是台湾唯一的一个直隶州。他接任只有一天，台东的后山驻军统领——可能因为心脏病猝发——突告病故。邵友濂巡抚乃委派父亲兼领台东后山军务。所以当我在1952年访问台东时，台东父老仍然记得我的父亲是位武官——胡统领，而非文官——胡知州[25]。
在父亲统军期间，他发现全军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官兵吸食鸦片。因为那时台湾疟疾流行，军中官兵误信鸦片可以防疟，所以几乎全军吸毒。父亲最恨吸毒，故极力使全军戒毒。这些事，在他的巡台日记里都有详细的记载[26]。
就在父亲在台湾担任统领这段时间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我军战败。强大的北洋海军全部为敌所毁。当北洋海军于1894年全军覆灭时，我父深知台湾已无法防守。如众所知，1895年中日马关和会时，我国把台湾割让于日本作为赔偿。所有清廷派来台湾的官吏，均奉召返回大陆。
可是台湾居民却强烈反对，尤其是当地士绅，他们群起吁请巡抚唐景崧制止割让，并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选唐景崧为“伯理玺天德”（总统）。这个“民主国”事实上只存在不过数周——甚或只有几天——就完结了，但是台湾的抗日运动却延续至数月之久。
父亲迟至1895年6月25日始离职返国。此时大陆与台湾电讯已断。土著与土匪又纷起滋事。所幸父亲在台时颇有政声，所以尚能沿途通行无阻，返回台湾临时省会所在地［台南］。这时他已染了严重的脚气病，两腿浮肿，不能行动。但正如上节所提，父亲行政才能曾历经上峰嘉许，所以此时的新军事领袖刘永福将军，仍坚留我父在台继续服务。刘氏是前任巡抚和“伯理玺天德”离台后，全岛唯一的军事领袖，那时尚统治南部半个岛。父亲在台直病到不能行动的情况之下，刘氏始允许他离台内渡。父亲于1895年8月18日离台，8月22日病故于厦门——他成为“台湾民主国”的殉难者之一[27]。
下面是父亲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6月20日所立的遗嘱。虽然那时和他共患难的家人，都已离台赴沪，我二哥嗣秬尚随侍在侧。遗嘱的全文如下：
予生不辰，自弱冠以后，备历艰险，几死者数矣。咸同之间，粤寇蹂躏吾乡，流离播越，五年之久，刀兵、疠疫、饥饿三者交迫，屡濒于危而不死。在婺源覆舟于鹅掌滩下，亦幸不死。光绪癸未正月，在宁古塔奉檄由瑚布图河历老松岭赴珲春与俄罗斯廓米萨尔会勘边界，中途遇大雪，失道误入窝棘中，绝粮三日不死（窝棘者译言老林也）。乙酉，署五常抚民同知，八月廿三日，马贼猝来攻城，城人逃散，予以十三人御之，幸胜而不死。丁亥，在粤东奉檄渡海至琼州察看黎峒地势，自琼而南，直穿黎心以达崖州，染瘴病困于陵水，亦不死。壬辰之春，奉旨调台湾差委，至则派查全省营伍，台湾瘴疠与琼州等，予自三月奉檄，遍历台南北、前后山，兼至澎湖，驰驱于炎蒸瘴毒之中凡六阅月，从人死尽，而予独不死。今朝廷已弃台湾，诏臣民内渡，予守后山，地僻而远，闻命独迟，不得早自拔，台民变，后山饷源断，路梗文报不通，又陷于绝地，将死矣！嗟呼，往昔之所历，自以为必死而卒得免于死，今者之所遇，义可以无死，而或不能免于死，要之皆命也。汝从予于此，将来能免与否，亦命也。书此付汝知之，勿为无益之忧惧也。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0日）书台东镇海后军中营示秬儿。
铁花
注释
[1]原英文稿内只用“胡传”本名，未及字号。本稿内所列举的字和号是根据《胡铁花先生家传》所增补。《家传》被收录在《台湾纪录两种》（1951年台北文献委员会印行）中作为《代序》。《家传》是一篇简明确实的胡传的传记。胡氏自著《钝夫年谱》不全，亦未正式印行。又胡家及其乡人惯书其祖籍县名为“绩谿”，本篇及以后各章均用较通俗的“溪”字以代替“谿”字。
[2]太平军入侵皖南时，已在太平诸王内讧之后，洪杨革命已成尾声。军纪既已废弛，焚掠亦所难免。唯铁花先生遗稿内，亦有逃避“官军”的记载。笔者当年阅读原件时，便曾向适之先生指出，焚掠之事，清军亦有份，胡先生说：“你也看出这一点啦！”
[3]胡传所记皖南徽州一带遭劫的情形，可能是有关该地区灾情最详细的一部记录。关于其他地区还有很多种不同的记录都较胡氏遗稿更为翔实，只是适之先生那时并未看到。
[4]胡氏这段记述，可能不正确。参阅上章注释。铁花先生对当时徽州一带受劫的情形记述甚详。如果他们胡氏一族的人口在四年之乱中便死掉百分之八十，他的记录中一定有更多骇人听闻的故事。但是全稿中似乎只提到他原配冯氏死难一事，未见有其他死难的记述。所以一族人口损失八成的情形，似乎不大可能。洪杨乱前他们胡氏全族人口为“千六”被误为“六千”，倒比较可信。
[5]洪杨乱后，胡氏全族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人，其中留在故乡、抽鸦片的成年男人（那时妇女染烟癖是极少的）就有二百人之多；另外还有四百位成年和青年的男人在外地经商，这个比率也不太可信。笔者当年本想于全稿完工时，再把这些问题向胡先生提出，一一加以澄清，不意胡氏突然逝世，这些问题就都变成悬案了。
[6]清袭明制，科举制度是很复杂的，三百年间变动也很大。大致说来科举考试是分三级的：“秀才”、“举人”和“进士”。一个士子要当秀才，他第一步要参加他祖籍所在的本县的“县考”；及格了，再升一级参加“府考”；又及格了，则由本府主管官的“知府”提名参加朝廷特派之“学政”所举行以“府”为单位的“院考”；院考又及格了，则由政府正式承认为“生员”，通称“秀才”。像胡传这样的读书人，他先要参加绩溪县的县考，再参加徽州府的府考和院考。他在同治四年（1865）通过了院考，“进学”成为“生员”，他就是胡秀才了。
做了秀才可麻烦了。为了避免“秀才三年成白丁”，朝廷每三年还要考他一次，是为“岁考”；秀才如想考“举人”，他还要参加府级的甄别试验，是为“科考”。科考不及格，他就不能参加省级考试举人的“乡试”。岁考不及格，那可能连个秀才的招牌都保不住了。岁、科考试及格的生员（秀才）又按成绩分为“附生”、“增生”、“廪生”（官家给点口粮故名）和“贡生”（贡献给朝廷的人才）。贡生又按考试成绩分为数等，最好的“拔贡”、“优贡”就有向朝廷申请做小官的资格了，优贡一等可以做“知县”（县长）候选人，三等也具有县教育局局长（训导）的资格。胡传便是“科考优等”而“乡试不售”，做了一辈子老秀才。他不甘失败，乡试落第之后，乃正式进大学——“龙门书院”，好好地读了三年书，预备卷土重来，再参加“江南乡试”。但是他是否又参加过乡试，那连他自己的儿子也不知道了。
胡传似乎是一位“优贡三等”，所以有人称他“训导”。他所参加的“乡试”是在南京举行的。清制江苏、安徽两省合称“江南省”。在“江南乡试”里名列前茅的，当然就是“江南才子”了。所以我国俗语上所谓“江南才子”并不限于长江以南所出生的“才子”，苏北、皖北的庄稼汉，乡试考得好的也有份。
胡适之先生对他父亲的“功名”的叙述，可以说是语焉不详，因为他是预备说给洋人听的，所以笔者作注时把它稍为补充一点。
关于清代科举制度的参考书，除一般官书之外，可考阅《清史稿·选举志》。通俗读物则以沈兼士编《中国考试制度史》（台北考试院考试技术改进委员会印行，1960年版）第九章最为简明扼要。
[7]据《清史稿·儒林传》：刘熙载（1813——1881）字融斋，兴化人，为清末大儒，晚年长“龙门书院”。尝戒学者曰：“真博必约，真约必博。”这也就是胡适所谓“为学当如金字塔”之意。胡氏治学对我国传统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