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真[1]
一 前言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受农业文化影响，向来重视所谓的“关系”，并成为建构社会人际网络的重要媒介。[2]在传统的人际网络中，除了血缘及亲缘关系外，最主要的还有地缘、学缘及业缘关系，这也就是“同乡、同窗、同僚”的“三同”关系。而不论是哪一重关系，推究到最后其实皆与地缘密不可分。因此，若欲深化对蒋介石的研究，其地缘关系的探讨势不可免。蒋介石系浙江奉化人，早年留学日本，其后发迹于上海，崛起于广东。1928年国民政府（以下简称“国府”）统一全国后，长期主政南京；其间因对日抗战之故，一度退守重庆，依托西南大后方。1949年因国共战争失利，大陆政权易手，渡海来台，以迄辞世。故论及蒋介石的地缘关系，似可从一个中心——江浙，以及三个外扩区——广东、西南（川滇黔湘桂）、台湾入手。
二 一个中心：江浙
蒋介石自早年留学日本及混迹上海以来，其最重要的人际网络及地缘关系即是以江浙为核心。俗谚说：“人不亲土亲。”同乡关系是蒋介石初期人际网络极为重要的媒合点。此时期蒋介石结识的浙江同乡陈其美、周骏彦、黄郛、张静江、戴传贤（原籍浙江吴兴，寄籍四川广汉）等人，有些对蒋有提携扶持之功（如陈其美、张静江等），有些则成为其日后重要的事业伙伴（如戴传贤、周骏彦等）。其后，随着蒋介石攀升权力高峰，国府浙籍人士也水涨船高：党政方面有邵元冲、陈果夫、陈立夫、朱家骅、陈布雷、张其昀等；军政方面有蒋鼎文、陈仪、陈诚、汤恩伯、胡宗南等；特务方面有徐恩曾、陈立夫、戴笠、毛人凤等，这些系统对蒋介石得以掌握国府军政大权甚有裨益。此外，另有虞洽卿、卢作孚、张嘉璈、陈光甫等江浙财阀在财政上对蒋的支持。蒋介石能够攀升权力高峰，长期统治中国，当然不是只靠其浙江同乡，但此地缘关系对于蒋介石的崛起仍居功厥伟。
尤为特殊的是，蒋介石的近卫系统（卫士大队、警卫总队等）几乎皆由浙江子弟充任，构成一支绝对效忠于蒋的重要武力。最初蒋介石在黄埔练兵及东征时期，多由黄埔学生担任警卫工作；及至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乃逐步扩充警卫部队，并逐渐由浙江子弟充任。1936年12月西安事变时，担任内卫的卫士大队为保卫蒋介石，牺牲颇大，更增蒋对浙江子弟的信心。抗战期间，保护蒋介石官邸的是一个警卫旅，其主要骨干均为浙江人。1945年抗战胜利后，警卫旅编制虽调整为警卫总队，但其下仍辖3个大队（包括1个配备火炮及各式重兵器的重武器大队），1个外勤队，以及工兵、骑兵、通信等配属部队，其编制不下于当时的1个师。据曾任蒋介石卫士的翁元回忆，他是在1946年从浙江老家（寿昌县）甄选入警卫总队的，而这也是大陆时期蒋介石最后一批从浙江征召的子弟兵。[3]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警卫总队虽大幅缩编，但仍随蒋返抵浙江奉化，最后更船运台湾，继续负起保卫蒋介石的责任。此外，担任蒋介石侍从秘书中属于机要秘书者，亦多由奉化子弟甚至其亲族担任，如毛庆祥、汪日章、俞国华、周宏涛等。
至于苏籍人士，除杜月笙等上海帮会人物外，主要以蒋介石留日同窗好友王柏龄为首，包括王懋功、钱大钧、顾祝同等人。其后，钱大钧历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并于战后出任上海市长；而顾祝同则历任兰州、重庆等行营主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江苏省主席，并于战后出任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是蒋介石军事体系中极为重要的人物，在军中形成次级系统。
三 三个外扩区
（一）广东
自晚清以来，广东由于是革命的策源地，其革命正统观念及地方意识较他省尤为浓烈。蒋介石自南下追随孙中山护法，加入陈炯明粤军，即与广东渊源甚深；日后主持黄埔军校，创建党军，统军北伐，亦可谓发迹于广东。唯粤籍党政人物如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等，其辈分、资望皆在蒋介石之上，蒋始终无法调和与粤籍人士的关系。加上两广地方势力与中央的恩恩怨怨，蒋介石在党内主要的政治对手多来自此。
譬如1931年2月28日，时任立法院院长的胡汉民因反对制定《训政时期约法》，与蒋介石政见不同，被蒋软禁于南京汤山，激起广东人士不分派系一致反蒋。同年4月30日，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4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身份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违法叛党，此4人除林森为闽籍外，皆为粤人。5月3日，有“南天王”之称的广东省主席陈济棠（粤人）以第八路总指挥名义，率所部陆海空各军将领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引退。5月11日，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率张发奎等全体将领通电，声援陈济棠等，两广反蒋声势浩荡。5月25日，唐绍仪、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精卫、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陈友仁等联署通电，要求蒋介石于48小时内下野；其中除林森（闽人）、李宗仁（桂人）外，其余均为粤人。5月27日，汪精卫、孙科、邹鲁（均粤人）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决意成立“国民政府”，史称“宁粤分裂”。此际粤人大团结，来势汹汹。而蒋介石也调兵遣将，向湘粤边境进兵，内战一触即发。
及至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进占东北。在强敌压境下，为共赴国难，宁、粤双方同意开启谈判，形势乃急转直下。此际，蒋介石虽释放胡汉民以表达善意，但粤方仍坚持蒋必须下台负责。蒋介石对此甚为不怿，在10月23日日记中写道：
（粤方）以为中央已无办法，故提此苛刻无理之要求。倭寇藉粤方捣乱之机以逼迫中国，粤寇藉倭奴之力以倒中国，而且其推出代表全为粤人，是广东毅然成一粤国，与倭国攻守同盟以攻中央。形势至此，殊为我中华民族羞。对此叛逆，不可再以理喻，惟有负责坚持，以报党国，岂有退步之余地乎！[4]
蒋介石称“代表全为粤人”，“广东成一粤国”，显见其对粤人意气之深。不仅如此，当各地学生因不满国府处理东北局势态度软弱，纷纷入京请愿北上抗敌，甚至捣毁国民党中央党部、殴伤外交部长王正廷时，蒋介石在11月25日日记中，认为背后有广东方面的煽惑：
下午，各方学生为反动派所鼓惑，来京请愿北上，故意捣乱，破坏政府，勾结日本、广东，人格丧失殆尽，而余处境之悲惨，亦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胡逆汉民之肉，不足食矣！[5]
次日，蒋在日记中也说：“国民程度至此，殊为国家危也。共产与粤派必欲毁灭国府，败坏国家，灭亡民族而后快，可叹亦可恨也。”[6]11月27日日记更直指胡汉民、陈友仁（时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须负其责：“对日固难，而对内更难。倭事乃由国内卖国者所发动也，胡展堂（胡汉民）、陈友仁之肉，不足食矣！”[7]11月30日日记则全面检讨粤系责任：
可惜而最可痛者，乃一般盲从幼稚之青年，令之安心求学以尽救国之道则不听，煽以浮躁旷荒则乐从。国无纪律，人无道义，此国事之所以纷乱，胡、汪、孙肉，不足食矣！[8]
所谓“胡、汪、孙”，系指胡汉民、汪精卫、孙科，粤系三大领袖全部在列，足见蒋对粤系成见之深。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各职，这也是蒋的第二次下野。蒋介石原本同意辞卸国府主席等职位后，出任监察院长，以示共赴国难及与粤系的和解。但不料粤方内部又生风波，汪系人马被迫离开，到上海另树一帜。蒋于12月19日日记写道：“汪派在沪选举十人，与粤方争持，始则粤与中央之争，今则粤又自争，此种争权夺利之政客，毫无革命精神。”[9]因此，蒋决定径返故里，不就监察院长职。12月24日，蒋介石由宁返里后，检讨此次下野，于日记中称：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允纳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左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于内外夹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10]
此处所谓“老者”，系孙中山，而日记中所指胡汉民、孙科、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陈济棠、古应芬等全为粤人，粤系实为蒋心中大患。蒋介石曾谓“粤人重地域而排外，其私心较任何一省为甚也”，[11]足见其对粤系之恶感。国民党联俄时期的苏俄顾问鲍罗廷也认为：“除少数例外，广州人不适合做革命者，其它省的国民党人只好利用广东的基地，把广州本地人排除在外。”[12]鲍罗廷这段话，或许也能说明蒋介石与粤系关系紧张的由来。是故后来蒋介石对粤籍人士多尊而不亲，对粤军将领则多由亦曾在粤军任职的亲信陈诚负责联络。也因为如此，在1936年胡汉民过世及1939年汪精卫出走投日，而孙科逐渐被边缘化后，国府内为蒋所重用的粤人寥寥无几，仅吴铁城、曾养甫、郑彦棻等人而已。
（二）西南（川滇黔湘桂）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初，两湖、两粤及四川的会员数有突出的现象，此五省会员数几乎占全部会员的三分之二。[13]这一方面反映了同盟会主要是由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以两粤人士为主）及黄兴领导的华兴会（以两湖人士为主）组织而成；另一方面也使革命党人在西南地区扎下深厚的根基，因此辛亥革命爆发前后，革命行动亦以西南地区最为激烈。民国肇建后，反对袁世凯乱政的二次革命（1913）及护国运动（1915～1916，亦称“三次革命”），均以西南为主战场，实与此形势密切相关。1917年孙中山因反对段祺瑞毁弃临时约法，乃率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开府广州，冀望固结西南团体以对抗北方，于是形成“一国两府”，南北亦告正式分裂。此后，南方政府虽屡有更迭，但仍具有对抗北京政府的象征意义及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在南北分裂局势下，西南各省政争失败者在离开本省后，多率部往投广州政府，如湖南谭延闿、程潜，四川杨庶堪、熊克武，贵州何应钦、谷正伦，云南杨希闵、朱培德，广西刘震寰、林虎等，而广东的“客军”（外省驻军）问题也最为严重。
1925年7月广州国府成立，将所辖各军统编为国民革命军时，其麾下6个军分属湘（二、六军）、粤（四、五军）、滇（三军）系，仅第一军为党军扩编而成，足见西南地方势力与国府之紧密关系。而蒋介石于同年7月7日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提出《革命六大计划》时，即建议国府首要之务莫过于固结西南团体，发展西南革命势力，以抗拒帝国主义及军阀。至于其进行的步骤有三：（一）三个月内（即1925年10月以前）肃清广东境内之残逆；（二）尽本年（1925）内，将广西军政整理完竣，建设事业亦次第兴办，使两广同为革命政府根据地；（三）尽1927年内，将贵州、云南、湖南、四川等省一律置于国民革命之下，使西南重行团结，与北方国民军得相衔接。[14]足见蒋介石对西南地区革命势力的看重。缘此，北伐后蒋介石乃以张群、戴传贤联系四川，王伯群、何应钦联系贵州，张群、何应钦、朱培德联系云南，谭延闿联系湖南，黄绍竑联系广西，以收团结西南之效。
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府内迁重庆，蒋介石与西南地方关系进入更紧密也更复杂的阶段。其实蒋介石早已将西南、西北视为中国革命的根据地。在前述1925年7月7日的《革命六大计划》中，蒋就表示当日中国革命运动受到帝国主义压迫愈甚，因此沿海、沿江、沿铁路各交通地点的革命怒潮，特别高于内地；但这些地带仅能为革命运动的中心，不能为革命之根据地，因其很容易成为帝国主义攻击的目标。故而，如国民革命欲保持革命永久的根据地，则应预备强固可恃，交通可达，而帝国主义炮舰政策无可用武之地，准备与帝国主义作5年、10年的长期对抗。此种地利，在西北为甘陕察绥，在西南则为桂林、成都。[15]足见蒋介石对于建构西北、西南革命根据地的重视。到了抗战阶段，由于国府内迁重庆，西南成为抗战大后方，其战略地位更为重要。蒋介石于1937年11月19日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演讲时称：
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善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但后来终于定下了抗日战争的根本计划。这个根本计划什么时候才定下来的呢？我今天明白告诉各位，就是决定于二十四年入川剿共之时。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广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安全。所以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共为止，那时候是绝无对日抗战的把握……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16]
抗战之初，全国人心激昂，向来独自为政的川、滇诸省地方军队开拔东下，投入抗战洪流；即连素与中央不和的桂、粤当局也遵奉中央号令，戮力杀敌。诚如云南省主席龙云所说：“抗战开始后，云南出粮出力，于国家可告无愧。云南军队的装备是云南人民用自己的力量办的。但云南的军队首先服从统帅部的远调，而出滇作战，并且已成为国家化。”[17]随着战局的进展，西南地方当局开始真正纳入中央政治结构中，这是前所难见的。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蒋介石对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的崇拜，其对湖南人士特有好感。先是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亡命日本东京，在这一年尽力读书，读完《曾国藩全集》，深受影响。[18]1914年至1915年之间，蒋再三研读曾国藩、胡林翼等人著作，自称颇有心得，并将之用于个人道德修养。[19]蒋介石高度评价曾国藩，也对胡林翼甚为佩服，掌理黄埔军校时除通令军校师生人手一册《曾胡治兵语录》，早期蒋的侍从秘书在奉化子弟之外，亦有湘籍黄埔军校学生如邓文仪、萧赞育等出任。其后侍从秘书中属于文稿秘书者多由湘籍人士出任，如萧乃华、萧自诚、曹圣芬、楚崧秋、唐振楚、秦孝仪等，其中多为中央政治学校出身（国立政治大学前身，自1926年创校以来即由蒋介石任校长）。蒋介石来台后，这些秘书（包含前述浙籍机要秘书）逐渐成为党政方面的核心骨干，在日后台湾政坛扮演重要角色。
（三）台湾
1946年10月21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首次赴台湾巡视并宣慰台民，受到各界盛大的欢迎，其初见台湾的印象颇为深刻。台湾孤悬海外，凭借海疆的屏障，历来常能自外于中国大陆的动乱。蒋在同年10月26日的《本周反省录》中，即指出台湾在未来国共战争中的重要性：
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干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20]
蒋介石的预言，后来果然成真。自1948年11月以来，政府军于国共内战中屡遭败绩；共军则横扫半壁江山，陈兵江北，京沪等地为之震动。同年12月下旬，翁文灏内阁因金圆券币制改革失败总辞，全国杌陧不安。此时“停止内战、国共和谈”的呼声四起，桂系复有“逼宫”之举，在内外交迫下，蒋介石开始慎重思考引退问题，并于1949年1月21日正式下野。[21]蒋对国共和谈从未存有任何幻想，因此在其下野前夕，即对未来局势预作全盘规划；为“另起炉灶，复位革命基础”，[22]尤将重点置于台湾的经营上。
早在1948年12月7日，正在台湾养病的前参谋总长陈诚即曾函呈蒋介石，以大局演变至此，决非枝节所能挽救，必须从战略、政略上作通盘计划；并建议目前战略，“应以广州为中心，以海南、台湾为后方基地，争取时间，积极部署，如在情况许可范围，再及其它次要地区”。[23]对于陈诚的建议，蒋介石颇为重视。蒋既然早已认为台湾是“一片干净土”，可作为反共的新基地；加以国共战事虽然逆转，但因台湾孤悬海上，国民党凭借优势的海空军力量，仍可暂保台湾安全无虞。此际蒋介石行将下野，为预留后路，须由其亲信掌控台湾，而最佳人选即为陈诚。1948年12月28日，蒋介石手谕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24]12月29日，在蒋主导下，孙科主持的行政院第32次政务会议通过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的任命案。次日（3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也通过以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的人事案。[25]此二项人事案标志了蒋介石将以台湾作为日后反共复国的新基地。同时据1948年底蒋日记显示，其1949年预定工作计划之一即为“建设台湾为反共复兴基地”。而1949年初改组台湾省府，任命陈诚主台，即为建设复兴基地之起点。
蒋介石对于陈诚主台格外关切，除于1949年1月7日去电陈诚，表示对其就任深感欣慰外，[26]并于1月11日致电陈诚告以治台方针：
台湾陈主席：今后治台方针：一、多方引用台籍学识较优，资望素孚之人士，参加政府。二、特别培植台湾有为之青年与组训。三、收揽人心，安定地方。四、处事稳重，对下和蔼，切不可躁急，亦不可操切，毋求速功速效，亦不必多订计划，总以脚踏实地，实心实力实地做事，而不多发议论。五、每日特别注意各种制度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与检点用人标准，不可专凭热情与个人主观。六、勤求己过，用人自辅，此为补救吾人过去躁急骄矜，以致今日失败之大过，望共勉之。[27]
此电不仅有指示，有告诫，更有期许，寄望陈诚在台能“补救吾人过去躁急骄矜，以致今日失败之大过”，自是一番深痛的反省。从此，陈诚肩负起确保台湾复兴基地之重责大任。1949年5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请蒋介石“打消遁迹远隐之意”；蒋以此际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乃“决计去台，重振革命大业”，遂由定海飞抵澎湖马公。[28]5月26日，复由澎湖飞抵高雄。6月21日，转往桃园大溪；24日，复移节台北草山，嗣后即长驻此地。7月1日，蒋介石于台北成立总裁办公室，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指导从政、从军党员，并协调、沟通党政关系，开启在台之历史新页。此后蒋介石与台湾地缘关系的发展，宜有专章处理。
四 几点特色
综观蒋介石的地缘关系，可粗略归纳下列几点特色。
（一）蒋介石的地缘关系偏重南方
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各地区之间的差异甚大，其中尤以南北问题最为明显。南北问题最初源于生活形态的不同，正如所谓“南人行船，北人跑马；南人吃米，北人食麦”。及至宋朝于科举应试中，依考生籍贯分南北卷，各有录取名额，始将南北问题定制化，地方意识逐渐强化，这也是宋朝党争激烈的原因之一。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外患多来自于北方，在长年战乱的冲击下，随着北人南渡及南方水利设施兴修，中国经济重心逐渐由西北往东南转移，“湖广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已成为南宋社会经济突出的现象。而文化发展及人才升降，又往往与社会经济紧密相关。据学者研究，若以科举取士为指标，宋以后出身南方的人才已占优势，及至明清更为明显，人才区域失衡的现象已然形成。纵使清末科举废除，改采新教育，也未能改变此一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