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芳上[1]
一
蒋介石个人的奋斗史，反映了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面向。以蒋为中心的当权者，必然存在着各方面、形形色色社会阶层与人物之间的交往与联系。这些人际交往，不单是个人关系，同时深刻反映了蒋个人性格、内心世界、处事方法、治术、谋略、政治需要及文化心理，更构成了波澜起伏、复杂多变的民国史重要内涵。故而蒋的人际世界重要而值得研究，《蒋介石日记》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二
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交往关联的人物层面相当复杂，有当年成长培植他的师长、抛弃的妻妾、三教九流各帮人物、达官显贵、同盟元老；有江浙祖籍亲信幕僚；也有全力提携的黄埔嫡系；还有党内不同派系人士，党外政治对手。蒋对这些人的交往，依政治变动发展历程，层层扩大，从小圈圈到大圈圈，从私领域到公领域，交往目的或许不同，手段也有分殊，方法更是多变。从日记观察，他早期在上海混日子，同情过下层，不免与地方角头人物交往，有恩有怨；后来跟各地军阀合纵连横，有时称兄道弟，有时以金钱贿赂，拉打结合，封官许愿，又不免在战场上刀光剑影，掀起血雨腥风，然后忽敌忽友，暴露政治的现实。蒋两度与中共合作，但终以兵戎相见，最后失了天下。蒋介石应该可以算是“继承性的创造者”，创业属阳刚，辛苦奋斗才能获得；守成是阴柔，必深处“忧患慎重”之中。蒋一生矢志恪守孙中山主义、规模，但孙创建民国，志业并未开展而溘然长逝。蒋既创业又得守成，矛盾纠结，险象环生，艰苦备尝，终其生未能成其建国方案，乃多慨叹“无组织、无干部、无情报”。
三
由于蒋介石是一位继承性的创业者，他冲出头并不容易，他的辈分比较低，多半的成功是靠谋略与机运。1920年代的北伐及其后的急功近利，对各地军阀采取收编、妥协政策，结果形成一个诸多山头的统一，蒋似乎只成常感无奈的“盟主”。同时当他有权力之后又甚为自负，不太接受挑战。一方面是尊严的问题，一方面是权力意识；一方面是支撑他地位的架构，一方面是财政来源的困难；最后可能涉及家族的网络问题。
蒋在1921年5月23日日记中说：“遵中师之规模，争二陈之精神，学胡汪之言行，则可以担当国家责任矣。”以孙中山为师，以陈其美、陈炯明为楷模，向胡汉民、汪精卫看齐，这是孙仍在世时蒋的想法。蒋与孙中山关系的建立，有几个重要的关键点：首先是1912年出于对光复会人陶成章过去逼死徐锡麟、诋毁孙中山，今又与陈英士敌对，掀起党内风潮的不满，抱着“一片公忠之至诚”刺杀陶，蒋认为孙、陈对此事自有点滴在心头。1915年，死命效孙的陈英士返沪遇刺，蒋挺身收尸，毕见人世冷暖，更使他下决心“愿为大哥之化身”，这是他后来始终效命孙中山的重要起点。1922年陈炯明之变前，他经常到广东协助陈。蒋陈的交往，互珍互惜，粤变之后，蒋即以“中师”之敌为敌，未尝改变。1928年3月，第二期北伐前夕，蒋在日记中说：“以年轻资浅之身，而权位反在老成者之上，总理在日尚难应付，无怪陆荣廷、陈炯明不绝也。吾惟行其正道，不与内争，以待时尚之转而已。”
所谓人际网络的建立，很大部分是能否善用人才。可能受到曾国藩的影响，蒋的日记中透露他有“观人之术”，但不必神准；也很想选贤任能，终不能满意。蒋的核心干部有几个特征，早期他权位未稳，需大佬加持，因此多方尊崇革命元老及前辈，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在二三十年代都与蒋过往甚密。对同辈的革命党人和政治人物，例如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叶楚伧、戴季陶、阎锡山、冯玉祥，他自认以谦卑自居。廖早死，叶、戴渐形“老朽”，对汪、胡、阎、冯诸人终因与他有权力上的争执，“武者以兵叛，文者以笔制”，于是有分有合，有些人虽可共事一时，多半后来分道扬镳。后期他掌握的多是军事机构，故绝大多数为军人出身，黄埔军校或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所形成的“黄埔军系”，如朱培德、何应钦、王柏龄、顾祝同、陈诚、熊式辉，以及黄埔毕业生胡宗南、贺衷寒、邓文仪等所谓“天子门生”。这些人来自不同省籍，多少显示30年代蒋用人已经打破了地域观念，国家干部和党的干部不限于浙江人，虽然侍从室仍有部分乡土的影子。
至于文人部分，他早期比较亲近的是陈冷（景寒），后来重用政学系的杨永泰（畅卿），抗战时期与张季鸾过往密切。在亲信之中，邵元冲、陈果夫、陈立夫后来在政治、党务方面有重大影响力。抗战前他重用黄郛，抗战时张群、宋子文、孔祥熙多承担方面任务。这些人有些是结义兄弟，有些是留日同学，也有些是姻亲关系。他在日记中常怨宋、批孔，多半是起因于“金援”不如所愿。他常自叹中国人才不足，因此会向学术文化界“借将”拔擢人才，例如朱家骅、罗家伦、俞大维、翁文灏、钱昌照、何廉、胡适、蒋廷黻、王世杰、陈布雷。有些人出身技术官僚群，例如九一八事变以后，起用北洋外交人才如顾维钧、施肇基、郭泰祺、颜惠庆、王景歧等人。但是也有很大部分的自由派及“左倾”人士不肯为其所用。
北伐之后，蒋自谓深处在“前有猛虎，后有毒蛇”的险恶环境。日、俄外力的挑衅，内部武人、政客、共产党的阻难，使他备尝政治的艰困。因此在蒋的日记中还显现出他一直希望组织一个智囊团，以协助国政的推动。1932年2月黄埔学生贺衷寒、康泽、桂永清、戴笠、邓文仪、滕杰等人所形成的力行社，宗旨上是“抗日锄奸，为党牺牲，实行主义，革命革心，矢勇矢勤，严守秘密，服从命令”的组织（1932年2月21日），这一组织多少受到时局的影响，性质上也不能否认法西斯主义的作用。力行社之外，在日记中还有所谓青白社、四维社的组建，从某个角度看有文武平衡、地域平衡的意涵。蒋的领袖魅力多少是有军人式的味道，注重威严，但也不愿人家称他是武人，他注重威严，有些霸气，对于核心干部的培育当然有权谋的作用在内。
对于同一时代的权力竞逐者，从北伐以后可以看到蒋所采取的策略，是兼采策反与挞伐的政策。过去很长的时期有不少人知道蒋对不同军系的处理方法，有使用金钱笼络，有使用武力平息。1927年蒋冯（玉祥）徐州会议，逼使武汉政权败北，冯是得到好处才与会的。1928年东北易帜，对张学良的交涉、对阎锡山的笼络，1936年两广事件的平息与桂系的服从中央，在日记中都透露了以说客斡旋、以金钱策反的玄机。
四
引录相关的几则日记：
1919年8月24日
人才难得，盖由于自身精明不足，易为人欺，而不易为我用者半。又由于自身学业不足，易为人所轻视，而不愿为我乐助者亦半也。总之，蛮横轻浮者，易为人所弃。恕和宽厚者，必为人所亲，吾自常有骄矜暴戾之色，盛气凌人之势，而又不能藏垢纳污，虚心包容，此其人所以不乐为我用也。以后应应事接物之间，以温厚宽恕四字，三注意也。
1931年12月4日
此次失败之原，在于对老奸严拒，所以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等外交派，不恤卖国倒蒋，此其一。其次对于学者及知识阶级太不接近，各地党部成为各地学生之敌，所以学生运动全为反动派操纵，而党部毫无作用，且有害之，此其二。又政治与党务人才缺乏，根本上干部无一得力之人。季陶虽弱，但能共同奋斗。此外竟无为公为友之人。
1931年12月24日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此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允纳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乃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与卖国，而未预知。陈济棠勾结在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于内外夹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知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军事之干部，后进者有熊、陈、胡等，而党务者实一无其人，外交更无其人矣。
1932年2月21日
晚与贺、康等生谈组织事，必欲组织以秘密奋斗、人尽其才、控制全国之机关，方得完成革命。如仅普通组织，则必腐化消灭也。乃得数语曰，抗日锄奸、为党牺牲、实行主义、革命革心、矢勇矢勤、严守秘密、服从命令，如违誓词，愿受极刑。
1932年5月24日
畅卿说我从前缺点：一、在精神过于集中，致有轻重不均，顾此失彼之弊，此无组织之故。二、在重事而不择人，赏罚不明，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此无干部之故。三、不能独裁遇事轻裁，用人行事均无审查负责机关，此革命之所以不成也。以后必须有干部之组织，且不必事事之躬行，又需门无留客，案无留牍，方得事半功倍也。
1932年6月22日
俞大维君来谈，晚会客。为政在人，余一人未得，何能为政？尝欲将左右之人试量之，多非政治上人。戴季陶、陈景涵、余日章三友可为静友，而不能成为我畏友。其它如朱骝先、蒋雨岩、张岳军、俞樵峰皆较有经验而不能自动者也。其次如朱益之、朱逸民皆消极守成而已，无勇气不能革命也。其它如贺贵岩、陈立夫、葛湛侯皆气小量狭，不足当大事也。兹再将新进者分析之，党务陈立夫、张厉生、张道藩、刘建群、罗志希、段锡朋、方觉慧、齐世英、蒋坚忍、方治、鲁荡平、罗贡华选之，其它如内政、外交、经济、法律、教育诸部从长考选，不意多得也。
1932年9月1日
时以不得襄助之人为念，世道日非，人欲横流，欲得一贤能之士为助，如何求之？旧党人皆腐败无能，新党员多恶劣浮嚣，而非党员则接近不易，考察更难。再之，山林之贤，今不可复见。而租界反动之流，多流氓之亚者，其在留学生中、大学教授中、职业团体中、旧日官僚而未在本党任仕而有风格者中、外交界中，其在此中求之乎？
[1] 吕芳上，东海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