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2月19日，在巴伐利亚科学院全体会议上，爱因斯坦被选为数学—科学组的通讯院士，由索末菲和另外7名正式院士联合提名。提名信中这样写道：“他不仅是亥姆霍兹以来自然哲学领域里最著名的、最深刻的思想家，而且在过去的10年里，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利于维护德国科学界的声誉。”在总共42名正式院士投票中，有10票反对，勉强达到了三分之二的多数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与爱因斯坦的政治立场有关，也与当时德国社会中的反犹主义有关。
从普鲁士科学院辞职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爱因斯坦请求老朋友劳厄帮助他，将他的名字从这些学术机构中除去。为此，巴伐利亚科学院当时的院长利奥波德·温格（Leopold Wenger，1874—1953）给爱因斯坦写信，亲自询问他的态度。
特别有趣的是，在“二战”结束后，索末菲又与已在普林斯顿定居的爱因斯坦联系，希望重新推荐他为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为此，爱因斯坦回答说，他“不想再与德国人有任何关系，哪怕是那些相对无害的科学院”。
巴伐利亚科学院来信
慕尼黑，1933年4月12日
尊敬的阁下：
在您给普鲁士科学院的信中，您提到目前德国的现状是您辞职的原因。早在几年前就选举您为通讯院士的巴伐利亚科学院，也是一所德国科学院，它与普鲁士科学院以及德国的其他科学院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您从普鲁士科学院辞职，对您保持同我们科学院的关系不无影响。
因此，我们必须向您请教：在经历了与普鲁士科学院发生的事情之后，您如何看待与我们的关系？
巴伐利亚科学院主席团
爱因斯坦的回复
（比利时）勒科克海滨，1933年4月21日
有关我从普鲁士科学院辞职一事，我曾给出过我的理由：在当前环境中，我既不愿意做一个德国公民，也不愿意保留任何依赖于普鲁士教育部的职位。
这些理由本身与我要同巴伐利亚科学院断绝关系并无直接联系。如果我仍希望将我的名字从你们的院士名单中去除，则还有另外一个理由：科学院的首要职责是促进和保护一个国家的科学生活。然而，当相当多的一部分德国学者、学生以及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被剥夺了一切就业和谋生机会的时候，德国的学术团体——据我了解——却只是保持沉默。即便它是屈服于外界压力才这样做的，我也不愿意从属于任何一个采取这种态度的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