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围绕着是否进一步研制“超级弹”（氢弹），美国政界、军界和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极力主张，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应该加速发展氢弹。1949年8月29日，苏联进行了原子弹首次试爆，从此拉开了“二战”后的军备竞赛的序幕。1950年1月3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1884—1972）宣布美国将全力以赴制造氢弹。这一决定遭到多数正直科学家的强烈反对。罗斯福夫人特意为此组织了一系列电视讲话，出席者除了爱因斯坦，还包括刚从“曼哈顿计划”主管位置上辞职的J. R.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戴维·利连撒尔（David Lilienthal，1899—1981）等人。爱因斯坦的演讲是直播前两天在他位于普林斯顿的家中事先录制的，1950年2月13日播出，讲稿刊载于当日的《纽约邮报》（The New York Post）和《纽约时报》。爱因斯坦档案编号：[28—870 ]。
科学家的警告没有起到多少作用，1953年1月7日，杜鲁门总统向外界宣布，美国已经成功试爆了氢弹。半年多后，8月12日，苏联也宣布氢弹爆炸成功。从此，美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核军备竞赛。
罗斯福夫人，我要感谢您给我这个机会，就这一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表达我的信念：
在目前的军事技术水平下，认为能够通过国家的军备得到安全保障，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幻想。尤其是美国，由于成功制造出第一颗原子弹，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幻想。人们似乎相信自己最终能够取得决定性的军事优势，这样就可以吓住任何潜在的敌人，并给我们以及全世界人民带来大家都急切需要的安全保障。最近的五年里我们奉行的准则，简而言之就是：不计任何代价，凭借军事力量的优势获得安全。
这种机械的、军事技术上的心理倾向已经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后果。外交政策上的每一个行动完全被这样一种考虑支配着：我们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才能在战争发生时获得压倒性优势？答案是：在地球上一切可能的战略要地建立军事基地，同时军备以及经济上加强我们潜在的盟友。在美国国内，巨大的财政权力集中在军队手中，年轻人接受军事训练，日益增长的警察势力严密监督公民尤其是公务员的忠诚度。有独立政治思想的人遭受恐吓。通过广播、媒体和学校巧妙地对公众进行洗脑。在军事保密的压力下，公开信息的范围不断地受到更多限制。
进一步的后果是，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军备竞赛原本是作为防御手段，现在却呈现出了歇斯底里的特征。双方在各自的秘密围墙后面带着狂热而又轻率的态度完善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如今氢弹作为一个很可能实现的目标进入了公众的视野。总统已经庄严宣告要加快氢弹的研发。如果获得成功，大气受到放射性物质的污染，并由此造成地球上全部生命的灭绝，都将在技术上成为可能。这种发展的恐怖之处在于它显然已是必然趋势。每一步都好像是上一步的必然结果。最后，越来越清楚的便是全人类的毁灭。
有什么方法可以摆脱人类自己制造的这种僵局吗？我们所有人，特别是美国和苏联的决策者，必须意识到，尽管我们可能已经战胜了一个外部敌人，但还不能将自身从战争情绪中解放出来。只要我们采取每一步行动都考虑到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那么永远都不会获得真正的和平。因此，所有政治行动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在当前形势下，我们做些什么才能实现所有国家的和平共处乃至真诚合作？首要的目标就是必须消除彼此的恐惧和怀疑。庄重承诺放弃暴力（不仅仅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无疑是必要的。然而，只有同时建立起超国家的仲裁和执行机构并授权它解决国家安全的直接问题，这样的声明才能生效。即便是多个国家签署一份共同声明，表示愿意精诚合作以实现这样一个“有限权力的世界政府”，也将大大降低迫在眉睫的战争危险。
归根结底，人类的和平共处首先是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之上，其次才是像法院和警察局这类组织机构。这对国家和个人都是适用的。而信任的基础是一种真诚的“付出和回报”。
那么，国际管控的手段怎么样？也许可以作为警戒措施的次要手段，但最好不要高估它的重要性。想想“禁酒令”的后果，令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