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爱因斯坦应朋友奥托·那坦的邀请，为后者的朋友、美国社会主义期刊《每月评论》创刊号的编辑休伯曼（Leo Huberman，1903—1968）写了这篇被认为是其最重要和最著名的政治著作之一的文章。在爱因斯坦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即使具有民主运行机制，也无法控制；更重要的是，这种体制未能释放人类创造力的全部潜能。他最后得出结论，只有通过有计划的非官僚经济，寡头政治才能得到有效控制，人类的潜能才能得到真正释放。
文章的最后一节未被收录于1954年英文版《观念与见解》。
一个不是研究经济与社会问题的专家，却要对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发表意见，这样做合适吗？我有诸多理由相信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让我们从科学知识的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看起来，天文学与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基本方法论方面的差别：两个领域的科学家都试图针对特定范围内的现象发现可以被普遍接受的规律，以求尽量清晰地理解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然而实际上确实存在方法论上的差别。由于看到的经济现象经常受许多难以分开进行评估的因素影响，发现经济学领域的一般规律变得很困难。而且，众所周知，从人类历史上所谓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积累的经验，受到的主要影响与限制，从性质上讲绝不是经济因素。例如，历史上大多数主要国家都是通过征服得以存在。征服民族使自己在法律上和经济上成为被征服国家的特权阶级。他们垄断了土地所有权，并从他们自己的阶级中任命教职人员。这些控制教育大权的教职人员使社会的阶级分化成为永恒的制度，而且创造出一套价值体系。从那时起，人们的社会活动一直受到这套价值体系的引导，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自觉的。
然而，历史传统可以说是昨天的陈迹，各处的人类都从未真正超越索尔斯坦·凡勃伦所谓的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可以观察到的经济事实就属于这一阶段的产物，甚至我们从中可以得出的规律也不能适用于其他阶段。既然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恰恰在于克服并超越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那么现阶段的经济科学几乎无法说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社会主义追求一种社会——伦理目的。但科学本身并不能创造目的，更无法将它们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提供达到特定目的的手段。而目的自身则是由那些具有高尚的道德理想的人物构想出来的，并且——只要这些目的没有胎死腹中，而是充满活力——就会被那些自觉不自觉地决定着缓慢的社会进程的人所接受并进一步发展。
基于这些原因，在涉及人的问题时，我们应该保持谨慎态度，不能高估科学与科学方法的作用，也不应该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在影响社会组织问题上发表见解。
一段时间以来，不知道多少人声称：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危机，它的稳定性已经受到严重的动摇。这种状况的特征在于，个人对他们所属的或大或小的团体采取了一种可有可无甚至是敌视的态度。为了阐明我的观点，请允许我写下一段个人经历。最近我与一位聪明并且脾气很好的人讨论一场新战争的威胁问题。在我看来，这场战争将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我提到，只有建立一个超国家组织，才能使人类免受这一危险。听了我的话，我的客人以一种非常沉着冷静的口气对我说：“你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反对人类的毁灭？”
我确信，即使在近一个世纪前，也不会有人如此轻率地做出这样的声明。这是一个努力使自己内心保持平衡却徒劳无获，而且或多或少丧失了成功希望的人做出的声明。它表示了当今这个时代许多人都在经受着的一种痛苦的孤寂。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能否摆脱它？
提出这样的问题很容易，而给出具有任何把握的答案却很困难。尽管如此，我仍然必须尽全力，虽然我很清楚，我们的感情与追求经常互相矛盾、模糊不清而且无法用简单明了的形式加以表述。
人在同一个时刻既是一个单独的人，又是一种社会的人。作为一个单独的人，他试图确保自己以及与他最亲近的人的生存，满足他的个人欲望，发展他的天赋才能；作为一种社会的人，他试图获得其他人的认可与好感，分享他们的快乐，在他们悲伤时给予安慰并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正是因为存在这些多种多样、频繁冲突的追求，才决定了人类的特殊性质，而它们在每个人身上的具体结合决定了一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内心的平衡并为社会福利做出贡献。这两种驱动力的相对强弱很可能主要由遗传因素决定。但人格的最终形成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成长环境、他所处的社会结构、传统以及该社会对特定类型的行为做出的评价。对人来说，作为抽象概念的“社会”意味着他与同时代人以及所有前代人发生的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总和。虽然个人凭借自身就可以进行思考、感觉、追求与工作，但他在肉体、精神与情感生活方面如此严重地依赖社会，以至于无法想象或者理解一个人能够生活于社会的框架之外。是“社会”为人类提供了食、衣、住、劳动工具、语言、思维方式以及大部分思想内容；只有依靠隐藏在“社会”这一小小的名词背后的无数过去与现在人们的劳动和取得的成就，个人的生活才有可能。
因此，显而易见，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是一种无法被剥夺的天性——正如蚂蚁与蜜蜂的情况一样。然而，与蚂蚁及蜜蜂的整个生命过程完全取决于固化的遗传本能不同，人类的社会形态以及相互联系是非常富于变化的。记忆力、重新组合的能力以及口头交谈的天赋使不受生物必然性左右的人类发展成为可能。这种发展表现在传统、制度和组织上，表现在文学、科学与工程方面的成就上，表现在艺术作品上。这就解释了人类如何能够在某种意义上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自己的生活，以及在这一过程中，自觉的思考与愿望又是如何发挥一定作用的。
人类在出生时就通过遗传获得了一种我们必须认为是固定且不可变更的生物学上的成分，包括组成人类这一物种特征的自然冲动。此外，在一生中，人通过交往以及受到许多其他形式的影响又从社会获得了一种文化成分。这种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发生变化的文化成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人类学通过对所谓原始文化的比较研究已经向我们表明：受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模式与组织类型的决定，人的社会行为具有重大差别。那些试图改善人类命运的人就是将希望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人类不会因他们的生物特性就注定要相互残杀，或者只能任由残酷且咎由自取的命运摆布。
如果我们自问，为了使人类的生活尽可能称心如意，应该如何改变社会结构及人类的文化态度，那么我们应该始终记住有些状况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正如上面提到的，人类的生物本性实际上是不能改变的。而且，近几个世纪以来的技术与人口的发展所创造出的我们目前的生存环境，也不会改变。在相对密集的定居人口中，为了确保他们持续生存所必需的物品，高度的劳动分工与高度集中的生产组织是绝对必要的。那种个人或相对较小的群体可以完全自给自足的时代——回想起来，真如世外桃源一般——已经永远一去不复返了。可以不太夸张地说，当今人类甚至组成了一个遍布全球的生产和消费的共同体。
至此为止，我可以简要地表述一下在我看来构成我们这个时代危机实质的东西。它涉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对社会的依赖性。但他并没有体验到，这种依赖性不是一种确定的财富、一种有机的联系或一种保护性力量，反而把它看成是对他的自然权利甚至经济生存的一种威胁。不仅如此，他在社会中的境况是：本性中的利己主义倾向不断被突出，而生性虚弱的社会性倾向却日渐衰退。所有人都在经历这一衰退过程，不论他们处于何种社会地位。在不知不觉中，他们成了自身利己主义的囚徒，并感到不安全、孤独，觉得被剥夺了天真单纯而质朴的生活情趣。人类只有将自己投身于社会中，才能在短暂而危险的一生中找到生命的意义。
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当前存在的经济无政府主义是罪恶的真正渊薮。在我们面前，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生产者团体，其成员为了互相剥夺其他人应有的集体劳动的果实而不停地争斗着——不是依靠强力，而是大体严格地遵照合法规则。在这方面，应该认识到以下事实：生产资料——就是说，为生产消费品以及附加的资本商品所必需的全部生产能力——可以合法地而且大部分情况下已经成为私有财产。
为了简洁起见，在下面的讨论中，我把那些不共同享有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人都称为“工人”——虽然这不太符合这一名词通常的用法。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购买工人劳动力。通过使用生产资料，工人生产的新产品成为资本家的财产。这一过程的关键之处在于，以实际价值衡量的工人生产的产品与他获得的报酬的关系。就劳务合同是“自由的”这一点而言，决定工人报酬的，不是由他生产的商品的实际价值，而是他的最低需要，以及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同就业竞争的工人数量的关系。即使从理论上讲，工人的报酬也不是由他生产的产品的价值决定的，理解这一点很重要。
私人资本很容易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部分是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部分是由于技术进步与日益增长的劳动分工，有利于形成更大的生产单位，牺牲小的生产单位。这些发展的后果是出现了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巨大的权力即使在通过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政治社会中也无法受到有效的制约。这种情况是真实存在着的，因为立法机构的成员是由一些政党选举产生的，而这些政党又主要由那些实际上将选民与立法机构隔离开的私人资本家提供资金或者受他们影响。这样做的后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并没有充分保护人口中弱势者的利益。而且，在现存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控制着信息的主要来源（新闻、广播、教育）。这样，公民个人想得出客观的结论以及明智地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是极端困难的，而且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的。
对于一个以资本的私人所有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可以用两条原则来描述它的基本情况：第一，生产资料（资本）由私人所有，由可以按照自己认为适合的方式支配；第二，劳务合同是自由的。当然，纯粹的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存在的。特别应该注意，工人经过长期严酷的斗争，已经成功地为某些部门的工人赢得了形式上多少有点儿改善的“自由劳务合同”。然而，从整体上看，当今的经济制度与“纯粹的”资本主义并无多少区别。
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为了赢利。不能保证所有有能力且愿意工作的人总能找到工作。“失业大军”几乎一直存在着。工人无时不在担心失去工作。因为失业工人以及低薪工人不能提供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消费品的生产就会受到限制并导致严重的生活困难。技术进步往往导致更多的失业，而不是为所有人减轻工作负担。赢利动机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结合起来，共同导致资本积累与使用的不稳定，从而引发越来越严重的经济萧条。无限制的竞争导致劳动力的巨大浪费，并摧残了个人的社会意识，这些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在我看来，这种对个人的摧残是资本主义最严重的罪恶。我们的整个教育体制都深受其害。人们把过分夸张的竞争意识灌输给学生，并培养他们对富有掠夺性的成功顶礼膜拜，作为未来事业的准备。
我确信，要消除这些危害严重的罪恶只有一条可行之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并配之以社会目标导向的教育体制。在这一经济制度下，生产资料由社会本身所有，并采用计划的形式加以利用。使生产适应社会需要的计划经济，将在那些有劳动能力的人当中分配工作，并确保所有男人、女人、孩子的生存需要。对个人的教育，除了要增进他天赋的能力外，还要试图培养起他对其他人的责任感，以取代我们当今社会中对权力与成功的赞美。
然而，有必要记住，计划经济还不是社会主义。这种计划经济也可能同时带来对个人彻底的奴役。社会主义的实现，需要解决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考虑到广泛的政治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化，如何能够防止官僚的权力无限膨胀而凌驾于人民之上，如何保护个人的权利以及如何确保民主力量与官僚的权力相抗衡？
在我们这个转型的时代，厘清社会主义的目标和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当前的情况下，对这些问题自由无阻的讨论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禁忌，所以我认为这份杂志的成立对公众十分重要且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