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1947年巴黎出版的《思想》（La Pensee）杂志，2—3月号。
保罗·朗之万（Paul Langevin，1872—1946），法国著名物理学家，以对次级X射线、气体中离子的性质、气体动理论、磁性理论以及相对论等方面的工作而著称。他在法国学术界传播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提出了“双生子悖论”。
朗之万是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警戒委员会（Comité de vigilance des intellectuels antifascistes）的创始人之一，这是在1934年2月6日发生极右派骚乱之后创立的一个反法西斯组织。1931年，朗之万受国际联盟的指派，到中国考察教育事业，并直接促成了1932年中国物理学会的成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在国际社会声援过中国的抗日战争。1944—1946年，朗之万任法国人权联盟[Ligue des droits de l’ homme（et du citoyen），LDH]主席。在此之前，他刚刚加入法国共产党。他因直言不讳地反对纳粹而被捕。他在维希政权的大部分时间里遭到软禁。
朗之万是皮埃尔·居里的博士生。居里因车祸去世后，朗之万与居里夫人传出绯闻，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后来，两人被迫分开。多年后，朗之万的孙子米歇尔（Michel Langevin）与居里夫人的外孙女埃莱娜（Hélène Langevin-Joliot）结为连理。
朗之万死后享有哀荣，被葬在先贤祠。
在爱因斯坦所有的法国同事中，他与朗之万最为亲近，政治理想非常契合。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爱因斯坦和朗之万为增进法德关系共同做出的努力，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友谊。和爱因斯坦一样，朗之万也直觉地认识到，欧洲和平的关键在于法国与德国的和谐关系。在和平最终恢复后不久，朗之万就离世了，这给爱因斯坦带来了悲痛的回忆。爱因斯坦在自1939年创办之时起就一直由朗之万担任编辑的杂志上，与法国民众分享了他对朗之万的悼念之情。
相对于发生在这些不幸且充满失望的岁月中的大多数事件而言，保罗·朗之万逝世的消息对我的打击更沉重。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他长寿的、充满丰硕的创造性成果的一生不是很和谐地体现在他身上吗？难道他不是因为对知识问题敏锐的洞察力而受到广泛尊敬，因献身于一切正义事业并对一切生灵表现出宽容、仁慈而获得普遍的爱戴吗？自然界为生命确定了界限，以使它在结束时仿佛一件艺术品一样被表现出来，这一事实难道还不能使我们感到一定的满足吗？
保罗·朗之万的逝世带来的悲痛之所以如此刻骨铭心，是因为它使我体验到一种被抛弃后极端孤独凄凉的感觉。任何一个时代，都极少有人不仅对事物性质有清晰的洞察力，而且对真正人性面临的挑战具有强烈的感觉，并有采取斗争行动的能力。这样的人物离开人世，他所留下的空隙是仍然活着的人无法承受的。
朗之万具有极为清晰的科学思维，同时又不固守成规，并且对关键点有准确无误的直觉性洞察力。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他的讲座对不止一代的法国理论物理学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朗之万关于实验技术的知识同样非常丰富。他提出的批评以及具有建设性的建议总能产生实际效果，然而他自己的那些颇富创造性的研究对科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特别是在磁学和离子理论领域。然而，他一贯乐于承担责任的做法限制了他的研究工作。因此，他的劳动成果体现在其他科学家出版物中的要比在他自己出版物中的多得多。
在我看来，似乎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要不是其他人先提出了狭义相对论，朗之万本来是能够完成这项工作的，因为他已经清楚地觉察到了这一理论的本质方面。另一件令人钦佩不已的事则是他充分体会到德布罗意[1]思想的意义——薛定谔后来从这些思想中发展出波动力学的方法——甚至在它们尚未结合成为一个连贯的理论之前。我还能清楚地记得他告诉我这件事时的那种兴奋与热情——我也记得我是带着犹豫与怀疑接受他这些话的。
朗之万在一生中始终对我们社会与经济制度的缺陷与不平等有清醒的认识，并为此感到痛苦。然而，他坚定地相信理性与知识的力量。他的心灵是如此纯洁，他甚至相信，一旦发现了理性与正义之光，所有人都应该愿意做出充分的自我克制。理性就是他的信念——一种不仅要带来光明而且要带来拯救的信念。他想要促使所有人生活得幸福的愿望甚至比他对纯粹理智启蒙的渴望更加强烈，这使得他将大量时间与主要精力投入到政治启蒙活动中。从未有一个求助于他的社会良心的人会从他那里空手而归。正因为如此，他那高尚的道德品质使许多无聊透顶的知识分子对他怀有刻骨的敌视。反过来，他却对他们都表示理解，他那仁慈之心从未对任何人怀有怨恨。
我只能为认识这样一位纯洁并启发人思考的人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1] 德布罗意（Louis de Broglie，1892—1987），巴黎庞加莱研究所理论物理学教授。1929年，因对电子的波动性研究，他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关于他与爱因斯坦之间的私人关系，在卡尔·泽利希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与瑞士》一书中，收有德布罗意教授的文章《1927年在索尔维委员会会见爱因斯坦》（Une rencontre avec Einstein au conseil Solvay en 1927）。——编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