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第一次与爱尔兰剧作家、辩论家、文化批评家、政治活动人士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见面，是在1921年春天他第一次访问英国时。那时，爱因斯坦刚从美国回来不久。他与妻子爱尔莎在美国逗留了8个星期，回到柏林后应财大气粗的英国政治家、律师、无神论者霍尔丹（Richard Burdon Haldane，1856—1928）子爵的邀请，爱因斯坦在伦敦待了一周。霍尔丹讲一口流利的德语，曾在1905—1912年任英国陆军大臣，1912—1915年任大法官，当时因被错误地指控为“同情德国”而被迫辞职。他总是热心于寻求英德两国之间的和解。正当在英国被经常提起的爱因斯坦在“一战”结束后首次与英国学术界和文化界接触时，霍尔丹出版了《相对论的统治》（The Reign of Relativity）一书。这本书表达了霍尔丹对德国文化的无限崇敬之情。霍尔丹钦佩德国人“受过服从的训练”这一事实，对歌德及其作品非常热爱，并与人合作将叔本华和黑格尔的著作译成英文。霍尔丹称自己的客人为“20世纪的牛顿”。
爱因斯坦与萧伯纳的第二次见面是在他1930年10月访问英国时。在欢迎爱因斯坦的晚宴上，萧伯纳做了一个非常严肃而又十分风趣、极具萧式风格的欢迎词。他对一般的科学家充满讽刺之能事，认为历史上只有8位真正伟大的科学家，即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和爱因斯坦。在这8位伟大的科学家中，只有3位提出了自己的宇宙观：托勒密、牛顿和爱因斯坦。托勒密的宇宙观统治了1000多年，牛顿的宇宙观统治了300年，那么爱因斯坦的宇宙观能统治多少年呢？萧伯纳充满幽默的发言让爱因斯坦忍俊不禁。
爱因斯坦的这篇文章是他在这次访英期间写的，首次发表于1934年德文版《我的世界观》。
极少有人能超然物外，看到当代人的弱点和愚蠢，自身又不受其影响。面对人类顽固的天性，这些孤独的人往往会失去改变社会的勇气。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利用他们微妙的幽默和优雅，并以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艺术为媒介，让这一代人看清自己的面目。今天我向艺术大师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他曾给我们带来幸福，并让我们受到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