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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远有李》一切成功学都是伪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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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一个人想从确定性开始,那么,他就会以怀疑告终。

——培根

坚决不当主持人!

我在CCTV对外部的第一个职务,是向《北美卫视》传送新闻的记者。具体工作就是每天晚上23:10,将10分钟前刚刚出炉的新华社通稿以及当天的《新闻联播》内容,选择最有中国特色最富生活气息的,比如“北京居民抢购冬储大白菜”这类,发到美国《北美卫视》。

这儿必须加上一段小插曲。其实那时候,我的名字还叫“李勇”,这是我爹给我起的。他一辈子老实胆小,希望儿子将来能勇往直前。

每一条新闻下面都要打上记者的名字,字号很小,还是繁体。又要说到我的老长官吕斌了,他眼睛不好,看什么都是圆的。

“李勇啊,你这个‘勇’字,能不能换个别的?”一边说,一边在字幕机上敲来敲去。“呗儿”,敲上去一个“詠”,“我看这个言字边的‘詠’就挺好,反正你的工作就是说话。”

我当时挺不情愿,“我爹给我起的名儿,您说改就改啦?”

“那怎么办?你这个‘勇’字,看起来就是一团嘛。”

“什么啊?就您看着是一团。”

为这事,我郁闷了好长时间,怕我爹知道了不高兴。我爹却很大度,“领导让改就改吧。”

后来,《新华字典》修订,取消了“詠”字,以“泳”代之;不久又取消了“泳”,以“咏”代之。我的名字就成了“李咏”。

别说,这名字还真把我的职业给规划了,混到今天全凭一张嘴。

当年的我,颇有新闻范儿。

在《北美卫视》干了一段时间,表现挺好,长官又把我调到《中国报道》栏目专题部,做导演助理。

我的老师们都是大导演:曾获“亚广联”大奖的纪录片大师戴维宇,中国纪录片元老陈汉元、专拍辽金文化纪录片的屠国璧、1949年为《开国大典》拍摄16毫米纪录片的曹兴成……

刚去也挺茫然,不知道将来能干什么。

戴维宇老师正在拍一部大型纪录片,我的任务就是拿着场记本,记录每个镜头的详细情况,便于后期剪辑。

这部纪录片的主持人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那天上午,他站在背景墙前面开始说词。刚说一半,戴老师就打断他,“停,重来!”总导演的权威不可小觑。于是主持人重来。说到一半,又被导演打断:“停,重来!”

我挺奇怪,对着手里的稿子看了看,他没说错什么呀,就是换了个词,意思完全没变。

但是导演愣让他“重来”了十几次,一上午就这么过去了。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虚心请教:“戴导,上午怎么NG那么多回啊?”

“我是总导演,他是主持人,主持人就必须服从总导演!他凭什么改我的词?”

“可是意思一点儿没变啊,他可能那么说更顺吧。”在我看来,这完全可以理解。

戴老师停下来,直视我,语出铿锵,“他无权动我任何一个字!”

我也停下来,仰视他,惊诧莫名。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抽我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这个广播学院播音系毕业的,将来不也得奔着主持人去吗?看见了吧,“著名主持人”尚且如此,我又算得了什么?做别人规定的动作,背别人写好的台词,还一字不许改。

那一刻我打定主意:坚决不当主持人。

“我器重你,因为你型号不一样。”

学播音的不当主持人能干吗?那就当编辑吧,编辑不还能有点儿个性表达吗?

编辑真是个苦活儿,累活儿,劳心劳力。一部纪录片,素材动辄长达几千分钟,最终要剪成一部30分钟左右的作品。一遍一遍地看素材带,从中甄选有价值的画面,配合想要表达的主题进行剪辑编排,片头引发悬念,片尾升华主题,最后还得配音、配乐、配字幕……谈何容易!24小时连轴转简直是家常便饭。

好在那会儿年轻,没负担,熬得起。屠国璧老师一帧一帧地教我选择镜头、组合画面。我开窍也挺快,没多久就领悟了——拍纪录片,投入的不是时间,是生命。

除了当编辑,我也客串记者,客串不好,尽捅娄子。

长官派我采访第二届中国油画展,那年金奖得主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一块儿在中央美术学院学过画。我心情挺激动,再加上时间紧任务重,忙中出了错。一大早兴冲冲赶到现场,设备就绪,人员到位,才突然发现没请摄影师。

哎哟喂!我抱着脑袋蹲地上半天起不来,咋整啊?

苦苦思索了大约5分钟之久,没别的招儿,就自拍吧。

摄像机是头回用。在中国美术馆大门口,我给ENG工作人员指了个位置,让他站那儿。自己则架好机器,打开镜头盖,从寻像器里看了看。然后跟工作人员交换位置,让他从机器里看我。

“差不多吧?”我问。

答:“差不多,人跟中间儿呢。”

“成,开机!”

我一个人对着机器,声情并茂地报道展览盛况。报道完了还得去馆里拍摄参展作品,采访观众。10分钟的专题,我拍了几个小时——哪些镜头能用哪些镜头不能用,心里没谱啊。加之我还挺多创意,比如在一幅画前面把机器滚了个不太稳当的360度,让观众得以全方位欣赏,就是欣赏完了眼晕。

带子拿回去,吕长官眯缝着眼睛看了半天,“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又戴上老花镜,不厌其烦地陪着我,一帧一帧地看,告诉我这个镜头为什么好,那个镜头为什么不好。误打误撞几个月,也学了不少东西。

实践进行到一定阶段,就需要通过理论拔高。我身边有个现成的理论家哈文。她正在北京广播学院读“电视节目制作”的双学位。

每天晚上我下班,她下课,俩人吃完饭往床上并排一躺,就聊上了。

“老婆,你今儿都学什么了?”

“停机再拍。”

“什么叫停机再拍啊?给我讲讲!”

“凭什么我老给你讲?”她斜着眼睛看我。

“就凭我每天辛辛苦苦挣钱供你上学,行吗?”我一脸求知的欲望,“你一人学,咱俩人会,多划算啊。”

“那就讲讲吧。”哈文被我逗乐了,“我告诉你啊,摄影机的方向和方位都是固定的,女孩儿甲在镜头前面跳了段舞,然后关机。换女孩儿乙上来,还在同一个地方跳舞,开机接着拍,一直到拍完这个镜头。这样啊,就可以实现大变活人的效果。”

“哦……”我恍然大悟,“《西游记》里那孙悟空一抹脸就变个道士,一抹脸就变个小鬼,就是这么变出来的吧?”

“聪明!”

我这人聪明倒算不上,胆子是真大,敢玩儿!玩现了,大不了废了这一个镜头,玩好了不就长本事了吗?

两个月后,我去新疆拍一个MTV,就用上了“停机再拍”这一手,确实好使。我身边的老师们常对我另眼相看:别看这小子非科班出身,尽出怪招,但怪得有趣。

这其实得益于我有异于常人的思维,以及一个科班出身的老婆。

有时候我在机房里熬夜编片子,我的组长王友才专门来看我。他是CCTV有口皆碑的最优秀的摄影师。经常在电视上看到的黄河九曲十八弯,就出自他之手。

“王老师,大晚上的,您怎么来了?”

“我不放心。”

“嗨,您有什么不放心的?我也不是刚来一天两天。”我挠挠头皮。

“因为我器重你。”王老师在我脑袋上胡噜了一把。

“器重我?为什么?”

“因为你型号跟别人不一样!”

1993年冬,天安门广场。

今年9月,偶然和过去的同仁聊天,我才惊讶地知道自己十几年前的一部专题片,居然获过类似“亚广联”的一个什么大奖。说起那一天,至今仍历历在目——1993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100周年。

我们要拍一个30分钟的纪录片。时间很紧,上午拍,中午编,晚上就要播出。天安门广场戒严,我站在广场中间,用英文采访BBC首席记者,请他谈一谈对毛泽东的印象,以及对改革开放的看法。他的回答我除了开头能听懂,剩下的只靠猜了,我只好不停地点头说Yes和OK。

寒冬腊月,为了显得庄重,我只穿了一套西服。每说完一段儿,就被他们用棉被裹起来上车暖和一会儿。

我是主持人兼撰稿。在节目里,我谈到的第一个话题是《婚姻法》,这一创意在当时引起了挺大的争议。

我通宵达旦地翻阅《毛泽东选集》。《婚姻法》是新中国立宪之后的第一部基本法,“是有关一切男女利害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之一。”第一次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制”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但是长官认为,既是百年诞辰纪念,就应波澜壮阔、气势恢宏,谈论主席一生丰功伟绩。

我对长官说:“如果非让我泛泛地谈一些假大空的东西,干脆别让我做了,没劲。”

我只顾自己舒服,没想过别人舒不舒服。

我的同事李晓山导演就说,李咏这个人看上去吊儿郎当,马马虎虎,工作起来比谁都认真。要不我跟谁都敢拽呢?我觉得我有资本,我工作起来是真玩儿命。

为了拍《渴望“三通”》,我从厦门坐船220海里到香港,又从香港到日本那霸,再从那霸登陆台湾高雄。一路上苦得都没法儿说,刚到高雄就被当局劝回。记得那年,台海在进行军事演习,于是只好奔了深圳,采访准备进驻香港的三军部队。

我还做过一个报道兰新铁路复线改造的纪录片《龙腾大西北》,邹家华副总理为节目亲笔题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爹亲身见证了兰新铁路的修建。30年后,国家斥巨资对其中1600公里的铁路进行复线改造。为了拍好这个专题片,我到处寻找素材、采访当事人,了解方方面面。我坐的是慢车,路上咣当咣当晃一个礼拜,穿越千里戈壁、天山山脉,经过百里风区、沙害和盐渍土地段。车上没水,洗脸、刷牙、饮用,全是矿泉水。

我是导演,我是撰稿,我是主持,我是编辑,我写分镜头本,还负责最后的全部合成。

累不累?我都快累疯了。但我又觉得过瘾!好玩!

导演,有什么稀罕!

我做过四年编导,我的作品年年都获政府奖。特别是1994~1995年,对外部启动了大型系列节目《中国西部》,涉及9个省及自治区。我主动请缨,要去新疆。

长官同意了,但一开始只让我做主持人。吕长官说:“你一个学播音的,老不主持节目,一天到晚编片子,扛角架。你想好了啊,主持人这职业,方方面面来讲都不差。”

我说:“吕长官,这回我不光编片子了,我要当导演!您要是信得过我,就给我一次机会。”

吕长官看我半天,“我凭什么信得过你?”

我的理由太充分了。司徒兆敦——北京电影学院教授,著名导演——当年在广播学院开设第一期“电影导演培训班”,我是30名学生之一。“拍电视的拍不了电影,可是拍电影的拍起电视来,跟玩儿似的。”这是司徒老师的名言。

我从司徒老师的课上知道了什么叫“蒙太奇”,怎样通过这种有逻辑或无逻辑的剪辑,在90分钟里实现长达百年的跨越。

司徒老师告诉我:“导演,没什么稀奇!别被他们那些理论唬住了。摄像机的状态,不外乎“推拉摇移甩跟”。你看上100部好片子,只要肯琢磨,有洞察力、领悟力,就能成一个好导演。剩下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好故事,你得会听,会选。”

司徒老师的导演课,我做了详细的笔记,反复琢磨过很久。

谁比李咏更了解新疆?谁比李咏更熟悉新疆?谁比李咏更热爱新疆?没有第二人选。

第一年,我的专题片名叫《看新疆》,第二年深入一步,叫《在新疆》。一发而不可收拾。

我当导演,做派很新鲜——先把摄影师发到新疆去打前站,找感觉,拍空镜头。我远程操控,在家撰稿,设计好素材,确定好主题,写分镜头本。11平米的小房间,梳妆台就是书桌,我趴在上面奋笔疾书,哈文没地儿呆,只好躺在床上看书。

一个月以后,对节目架构基本上成竹在胸了,我才和摄制组其他人一同启程。

阔别多年,再回家乡,我突然感到它太美了。除了美丽,还是美丽。蓝天就是蓝天,白云就是白云。我完全想不通自己少年时为何那么厌恶这里,想逃离这里。

有一天,我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绿色的杨树叶上泛着阳光。我突然吟起诗来,不知道是谁的诗。我的制片主任走过来,坐在床边诧异地看着我,“李咏,你没问题吧?”

我也坐起来了,“没问题啊,怎么了?”

“你是在读诗吗?”

我又“咚”地躺倒,恢复刚才的姿势,“是啊,我喜欢这个地方。我今天什么都不想拍,就想躺在这儿读诗。”

新疆,我们来了!这是我的摄制组。

我这人特形式主义。在北京时,我已经成立了自己的独立摄制组。第一件事是自掏腰包,给组里每人买一件摄影背心,出门都必须穿上,这叫精神面貌。

去新疆,我不但带监视器,还要带“回放附加器”,一个跟DVD机差不多大小的玩意儿。因为我拍的是宽银幕纪录片,监视器太小,而且是黑白的,看不出比例和是否偏色。回放附加器这头接摄像机,另一头接电视,问题就解决了。

往监视器前面一坐,动辄“重来”!这是我导演的派头。

我甚至动用了新疆军区的“黑鹰”,玩儿航拍。

2004年夏天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日本女士赴西藏阿里旅游,突发食道大出血,生命垂危,旅行团向中国政府发出求救信息。新疆军区特级飞行员陈殿起受命紧急救援,架“黑鹰”克服恶劣天气,多次迫降又重新果断起飞,最后将日本游客救至喀什。

时间向前倒推10年,1994年,就是这位英雄飞行员陈殿起驾驶“黑鹰”,带着我的摄像师,完成了半径800公里的航拍镜头——翻越天山。

我恐高。在乌鲁木齐的北京南路找了一家烤羊肉串的摊,旁边扯过把椅子来半躺半坐,仰面朝天,架着二郎腿,左手持对讲机,右手拿着一串羊腰子,旁边桌上放着一打啤酒。

“飞低点儿!再低点儿!听见没有?”

“别老在我眼前转悠,拍你该拍的镜头去!”

“看见我没?拿望远镜看!眼神儿差啊!”

我对着对讲机不停地指挥,言辞粗鲁,挺装。我觉得当导演,不厉害点儿不行。

周围老百姓不看飞机,全看我。大家伙心想,这小孩儿也就20岁出头,什么来头?还指挥飞机?

摆谱儿的事儿还不止这一桩呢。第二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40周年,这个会议,那个颁奖,都跑到新疆来办,乱得一塌糊涂。我们要去地州拍片,没有车了。我跟当时的自治区主席阿卜来提·阿卜都热西提关系十分融洽,他慷慨地将自己的牛头越野车借给了我,后面跟着一辆黑色道奇公羊越野车。“公羊”现在不稀奇了,那会儿可是乌鲁木齐唯一一辆。

天高地阔,信马由缰。

天热路远,为了省油,车里不开空调,车窗大开。我光着膀子坐在副驾驶座上,听着黑豹。“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相遇相识相互琢磨……”

途中警察无不惊诧侧目,这小子谁呀?坐着自治区主席的车,竟敢不穿衣服,还听摇滚?

第一次当导演,我挺单纯,也不懂拉赞助,想要什么,就实打实地去跟人家交换。为了让摄制组哥儿几个过得舒服一点儿,我带他们住的是新疆最好的两家酒店之一,四星级,每人都是单间。伙食就比较凑合了,在房间里用电饭煲熬点儿羊排汤,撒上辣椒末,就着烧饼,就是一顿饭。基本上相当于今天吃的泡面吧。

毕竟年轻,苦中作乐,也挺开心。大家都拍我马屁:“跟你算跟对人了!”

他们不知道这福利是我怎么弄来的。我接连熬了好几个晚上,到一个小闭路电视台去给酒店做宣传片。我自己拍摄酒店的各项设施:客房、餐厅、酒廊、健身房、会议室……自己编辑、自己配乐,自己写解说词,自己配音。然后这段片子就在酒店大堂里从早到晚地放。这就是当时我能想到的唯一的交换条件。

我很能吃苦,所以也很自负。后来文艺中心长官张晓海打电话找我,想借用“翻越天山”的航拍镜头。我不认识他,傲慢且爱搭不理地说:“先找我们长官签字,然后再看我有没有工夫,我这儿正用着呢。”

我丝毫不觉得我应该恭维谁,或看谁脸色。我认为一切所得都是应得,都是流血流汗换来的。

在新疆,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找到了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墓。现在知道他的人很少了,通俗地讲,他就相当于维吾尔族的孔子,生活在11世纪,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

他的著作《福乐智慧》,以13290行长诗表达了对社会、法制、伦理、道德、哲学等问题的看法,直到现在仍有各种语言的版本在流传。他将此作献给了当时喀喇王朝的国王布格拉汗。布格拉汗因此赐予他“哈斯·哈吉甫”之称号,意为“特别御侍官”。

在一个距离喀什75公里、名叫阿图什的城市里,我的向导——喀什行署文化处处长——对我说起了这部传世之作,并告诉我圣人的陵墓已不知何所在。我深为所动。

我以CCTV的名义,向喀什行署提出口头请求,请协助我找到这位智者最后的长眠之处。

连续寻访了三个月之久,我终于在喀什市体育路十二小学找到了他的陵园。我又一次借CCTV之名,提交一份报告,请求当地政府对陵园进行整修,供他灵魂安息。

今天若您再去喀什,会看到修葺一新的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陵园。他的名言都铭刻在四周墙壁上。我的镜头360度回转,以电影的拍摄手法拍下了这个场景,维吾尔语念诵的《福乐智慧》作为旁白。

李咏你腿有毛病吗?

那几乎是我记忆中最好的四年,最快乐,最健康,最阳光,嬉笑怒骂,个性飞扬。

但是有些事,你越是想尽办法回避,最后却发现似乎一切努力反倒是为了促成它。可能这就是命,不服不行。这不,导演当得好好的,吕长官又来劝我当主持人了,这回还动用了行政手段。

1992年,对外部创办了《天涯共此时》栏目,作为“海峡两岸亲情交流的桥梁”。老实说,节目挺没意思,但在对台宣传上,它又起到了不可缺失的作用。主持人程前是从国际部临时借调过来的。后来人家国际部要把程前收回去,《天涯共此时》就出现了一个主持人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