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劲的飓风呼啸着，原来是男巫在做法吹气
——爱沙尼亚民歌《金枝》
我的座右铭是“生命在于静止”，高中三年，从不参加学校的运动会。
高一，人家参加运动会，我自己在教室里画画。高二则是在广播室里播报各班来稿：“惊天枪后疾如飞，勇往直前不后退。高一（2）班运动员正像离弦的箭一般冲向终点，加油，加油！”
选我念稿，可能是因为歌咏比赛的时候我唱过“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那会儿都说我嗓子好。
运动会结束了，团委书记王浩找到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个人。我跟王浩很熟，像是哥们儿。
我跟着他走进一间办公室，里面坐着一位女老师，大约30岁。她看到我，挺激动地站了起来。
“他就是你要找的学生，叫李咏。”王浩介绍说。
“你好。”我懵懵地打了个招呼。
经她自我介绍，我才知道她是我们学校的音乐老师，姓刘。高中没有音乐课，所以我几乎没见过她。她曾在上海音乐学院师从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周小燕，学习美声唱法。她从广播里听到我的声音，觉得我是棵唱歌的好苗子。
“你的声音很好，愿意跟我学唱歌吗？”她望着我，满眼热切。
我却到后来才真正理解她的心境。一个唱过《卡门》、《蝴蝶夫人》的年轻女孩儿，师出名门的高材生，毕业后却分配到边疆的一所企业中学里当音乐老师，只能唱《茉莉花》、《纺织姑娘》这类小儿科，何等怀才不遇。
“愿意啊。”我并未多想，只是觉得艺多不压身。
她脸上掠过一丝惊喜，但很快就冷静下来，对我说：“唱歌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学的，需要很多先决条件，比如声带条件。”
“您刚才不是说我声音很好吗？”
“听上去是很好，但我还要带你去医院检查。”
我吓一跳，怎么学唱歌还要先去医院啊？怎么个查法？疼不疼？
带着一连串的问号，我和她一起到了医院，挂了口腔科的号。
还好，过程比我想象的简单，就像小时候嗓子疼去医院检查一样，医生拿起一片压舌板，让我张开嘴，“啊——”打着手电往里看了看。
诊断结论是：“声带闭合很好，宽、厚、长，像瓷砖一样光滑。”
我莫名其妙，头回听说这么形容一个人嗓子眼的。
刘老师对我解释说：“假如声带闭合不好，有缝隙，声音就是嘶哑的。声带的宽窄、薄厚，决定了你声音的粗细、音域的高低，表面的光滑程度决定了声音的质量。懂了吗？”
似懂非懂。我一脸迷茫地望着她。
诊断费是刘老师替我交的。她是真想培养一个自己的学生。
很快，我开始上课了。每周二、四两天，放学后直接去音乐教室找她，每次训练两个小时。
头一回去她那儿，她从屋里抱出一面红色的腰鼓，从上面拆下一条红绸带，扎在我的腰上。确切说，是在“小腹”那个位置。
“这叫丹田。”扎好以后，她用手拍了拍，“唱歌要用这里的气。”
“这里还有气？”我很诧异，下意识地挺了挺肚子。
“来，我教你。”她双手按住我的肩膀，让我呼吸，呼吸的时候肩膀不许动，只能肚子动。
“这就叫‘腹式呼吸’，学美声，这是基本功。我们每个人躺着睡觉的时候，用的就是腹式呼吸，今晚睡觉前，好好体会体会。”
然后是练声。“闭上眼睛，想象有一个点，在你头顶上，唱‘呜——’，用你的声音去触碰那个点，感觉丹田的鼓荡变化……”
我试着“呜”了一声，不对，像假哭。又粗着嗓门儿“呜”了一声，也不对，像狼嚎。
“发声的时候，声音不是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要用脑后音。”她轻拍我的后脑勺，“从丹田出来，经过后脊梁，在这里共鸣，穿过这里顶到头顶！”
我越听越迷糊，后脑勺还能出声？
第一天就在我高一声低一声的“呜呜呜”中过去了。
隔一日又去，刘老师想出了新招数。练习发声的时候，我站在窗口，夕阳从窗外照进来，她正好看到我侧面的剪影。她盯着我的喉结，声调越高，喉结越往下降，就说明我没偷懒，确实在“气运丹田”。
“唱歌啊，特别讲究‘吸着唱’。”她说，“只有在吸气状态时，你的喉结是下降的，喉咙才会打开。”
这也太有悖常理了。以我当时有限的实践，很难理解这一点。
“见过夏天里狗是怎么喘气的吗？”看我一脸困惑的样子，刘老师突然问我。
“见过啊。”
“什么样？给我学一个。”
我心想，您可真会逗闷子，人这口气还没喘利落呢，怎么又学上狗了？
我吐出舌头，呼哧呼哧地喘了几下，还把两只手做狗爪子状抬在胸前。
“手不用学！”她笑着打我一下，“就像这样，用小腹的力量带动呼吸，没事儿就练习，对气息和肌肉都是很好的锻炼。”
我就纳了闷儿了，原来不讲究发声方式倒好，怎么一开始“专业训练”，什么气运丹田，脑后共鸣，狗喘气……特累不说，发出的声音也怪怪的。还有那个“吸着唱”，越唱越觉得倒不过气儿来。
就好比，“齐步走”和“猫步走”是两个学科，骑自行车和蹬三轮是两大体系，表面近似，实则不通，都得从头练。而且在彻底熟练之前，闹不好连以前那点儿本事都丢了。学什么东西，都要经历这么一段“不破不立”的过程。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实践，我的喉咙打开了，每次音域扩展练习都能向上爬半个音阶，自然音域达到了12度。连老师都惊呆了，她发自内心地欣喜啊，蛰伏多年，终于等到一个得意门生。
刘老师排斥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男高音歌唱家里只推祟帕瓦罗蒂和卡雷拉斯，其余门派皆是扰乱视听。我受她影响甚深，以至于直到今天怕去卡拉OK，一唱流行歌曲，必跑调无疑。
一年以后，我已经能够完整地唱完哈萨克族民歌《嘎哦丽泰》，这是音乐学院声乐系一年级的练习曲目。
嘎哦丽泰，
今天实在意外，
为何你不等待？
野火样的心情来找你，
帐篷不在你也不在。
我徘徊在你住过的地方，
只是一片荒凉，
心中情人几时才得见面，
怎不叫我挂心怀。
嘎哦丽泰 嘎哦丽泰，
我的心爱……
唯美深情的咏叹调。我陶醉于自己的歌声，感到了一种“准艺术家”的兴奋。
那时我很刻苦。我家旁边是一片广阔的麦田，我每天早晨6点起床，绕着麦田跑步，跑完步就在树下“啊呜咪呀”地练声，做各种气息练习。
当时我因为“血统问题”，已经放弃考美术学院的想法了，因此我和刘老师有一个约定，也可以说是一个共同的理想——高三毕业，我报考上海音乐学院，她为我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支持。我们为了这个理想太投入了，偏偏忘记了一件事。
我比较晚熟，已经高二了还没经历变声期。正在我孜孜以求梦想着成为中国的帕瓦罗蒂时，一天早晨醒来，我突然发现自己失音了。
那是一段可怕的记忆，仿佛堕人一场噩梦，无论怎么使劲，也发不出一点声音。
我娘急忙把我送到医院，医生的诊断是“声带小结”，原因可能是长期用声不当或用声过度。
接下来很长时间，我都住在医院里，每天输液，雾化吸人治疗，打激素，脸肿成一张大饼。
同学每天都来给我补习功课，刘老师也来看过我，总是带着深深的忧郁、焦虑，还有种说不出的歉疚。时间一天一天地溜走，距离上海音乐学院的专业课考试越来越近了。
每天早上醒来，我都试着对自己说一声：“你好！”发不出声儿。那段时间我从未笑过，反正也笑不出来，只是一阵听上去令人难受的嘶哑的气息。
和家人交流全靠手势和纸笔。当时我并没想到声音对我有多重要，只觉得这样哑剧式的生活实在很麻烦。
直到两个月以后，那天早上，我从床上坐起来，伸了个懒腰，习惯性地却又不抱任何希望地对自己说了声：“你好！”
话一出口，我吓傻了。
居然发出了声音……而且，根本不是我的声音！
这声音听起来是低沉的，嘶哑的，而过去我的声音是高高悬在上方的，响亮的。
我这是怎么了？
几天以后，我又去音乐教室练声。我一次又一次地试唱，高音再也上不去了，只剩下中低音。我的心冰凉冰凉，全完了。一年的努力，因为这场病而付诸东流。
梦碎的不只是我，还有我的老师。她在旁边为我弹琴，一边弹，一边无声地流泪，泪水真的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止也止不住。
“你的声带条件还是很好，咱们唱不了《嘎哦丽泰》，还能唱《乌苏里船歌》。”她停止弹琴，转过身望着我，硬咽着说。
我没有回答她。在那一刻，我的内心已经放弃了。因为我还有乐理、视唱练耳等一系列专业训练没来得及完成，病这一场，老师也不敢再给我施加声乐练习强度了。我不唯心，但我突然相信这就是宿命。
后来，我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考上广院之前我又一次去医院检查了声带。诊断结论和过去一模一样：“宽、厚、长，像瓷砖一样光滑。”老天助我，劫后余生。
听说我考上了广播学院，刘老师曾经到我家里去，哭着劝我，可不可以不要去北京。只要复读一年，明年一定能考上音乐学院。她泪流满面的样子，我到今天还记忆犹新。
或许一个老师向学生提出这样的要求，确切说是“请求”，是有些不合常情的。而我却完全理解她的用心。她的确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我是她的理想的一部分，但她又何尝不是为了我的将来？
所以，我真心地感谢她。但我实在等不起了。
经历过高考的人，都知道最后那一年剥皮抽筋似的难熬。
今天的她也应年近花甲。我一直不敢和她联系，见了面，不知说什么好。
她的名字叫刘淑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