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部长”
陈立夫做了七年的教育部长，他曾引以为豪。
七年，人生能有几个七年啊！他曾无不骄傲地说：“我在教育部任内，做了不少事，订了不少制度……迄今犹均在沿用。”
陈立夫当教育部长是从1938年初至1944年。抗战八年，他干了七年。他曾不无揶揄地自嘲道：“我的（教育）部长任务几乎与抗战相始终”，是个地地道道的“国难部长”。回忆当初之际，调统工作他干得顺手，有声有色，改换门庭，他几乎没有想过。在前，那是九一八事变不久，行政院长汪精卫曾力荐他出任教育部长，他都没同意。事隔五年，蒋介石再次找到了他。那天本已很晚了，他已洗漱完毕，刚要躺下休息，电话铃响了。
“立夫，你来一趟。”
“好的，委员长。”
“这都几点了？”听到话声的太太直埋怨。
再说蒋介石夜间办公是常有的事，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当头，敌人的轰炸没点儿，政府的工作也跟着没点的轰炸跑。一切都打乱了节奏。
教育部长换届人选问题一直困惑着蒋介石，有人举荐了不少人，他一个也没有看中，有一个人他看中了，人家不愿干。这个人就是曾在美国留过学的陈立夫，第一次谈话，不好勉强，这是第二次谈话。
陈立夫屁股还没有坐下，蒋介石就发问了：“你想好了吗？”
“如果委员长没有第二个人选，我就以党国为重吧。”
“看来你还是不情愿啊！”蒋介石说完哈哈笑了：“不情愿也得情愿，战争不等人，明天就下命令，后天就上任。”
“这也太紧张了吧？”
“都是战争逼的。”
说话间，远方还传来隆隆的炮声。
陈立夫伴着日军的炮声走马上任了。在敌人的炮声中开始了他为期七年的教育生涯。
陈立夫上任第二天，就报来了新的消息：有三所小学和一所中学，遭到了日机的轰炸，128名学生和两名教师在这次袭击中死亡。
“会暂且开到这里，先处理丧事。”正在开会的陈立夫中止了会议。
陈立夫驱车来到了位于光华路的一所小学校现场。这是四所遭轰炸最为严重的一所学校，日机总共在这所小学投下了五枚重型炸弹，81人死亡。其中一个班级正在上课，34名学生，还有1名教师全部遇难。
陈立夫来到这座教室的时候，只见教室全部坍塌，把一边的老榆树也砸倒了。
陈立夫看完了现场，又来到了战时救护医院，看望那些受伤的学生。在一个病床前，他停下了脚步，俯下身子问道：“你现在好吗？”
受伤的女学生回答：“现在好多了。刚入院的时候我还昏迷不醒。”
“当时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女学生说：“我和三个女生正在校园里跳皮筋，正用劲的时候，听到了轰鸣声，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架日机就贴着二班的教室到了头顶上，一阵风起，伴着一声炸响，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要记住这笔血债！”
女学生咬咬嘴唇，点了点头。
“等你伤好了，要好生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好的。”
另外，他还告诉陪同的医院院长说：“要好好为他们治疗。”
……
陈立夫的“五湖四海”
炮弹为陈立夫上了第一课，今后还将有更多的炮弹陪伴着他，走过这抗日战争的七年。应该说这仅仅是开始。
形势是制定政策的先导。
面对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文化需要适应，建设需要适应，教育也要转轨。有人讲，学生要停课，教师要扛枪，高年级的学生也要参战，做到全民皆兵。有人提出废弃旧制、实施战时教育的主张，以应对“一切为了抗日，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从这样的主张出发，战时的大学，应该办成“抗战人才的供应所”，“救亡干部的训练所”，“同时也是民族革命青年先锋战士的产生地”；“高中以上的学校除个别与战事有关者外，为配合抗战，均应予以改组和停办”，鼓励大家当兵去；“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的，“亦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还有的希望把沿海的大学撤到后方，等等，不胜枚举。
面对着教育要急速转轨的新形势，陈立夫有很多工作要做。更令陈立夫忧心的，新官刚上任，人们对他还不相信，观望者十有八九。常言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不是CC派，凶多吉少，这碗饭要端多久，心里真没谱！
但是陈立夫最懂党务，最知道班子人选的重要。多年来他为多少单位配备过领导班子，他已记不清了。但是有一条是好的单位一定是有一个好的班子，只有好的班子才能出好的效率。因此，他十分重视班子的重新建设。当他得知人心不稳时，他采取政治家的手腕，做出城头变旗不变阵的口头表示：“我这个人不搞山头，不拉宗派，人事暂时不动。凡是愿意干的，我都留用。”接着陈立夫举例诉说自己的立党为公：“我过去受命为中央党部秘书长时，只带了一个秘书。我自己不分人我，人家的人自然可为我用。”于是，这几句暗示的话，在当时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很多人由原来的担心变成了惊喜。这样一来，确保了行政事务的稳定和继续性，不致减少工作的效率，达到了陈立夫暗示的目的。
且说陈立夫说此话不到两个月，形势一俟稳定，就立刻抛出了张道藩、张廷休的任命令，并把他们推上重要岗位。明眼人都知二位是陈的绝对亲信。手段与陈果夫当年改造中组部的做法如出一辙，名义上也叫“补缺”。
老部长王世杰离任时，带走了两个次长和总务司的两位司长以及秘书。这留下的职位，陈立夫已不再顾虑众目睽睽，毅然祭起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说辞。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叙述了当时的情节，认为“补充人员”的事是“十分瞩目的”，因为这些主要职位，都与将来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系重大，从保全大局考虑，必须用信得过的人，于是“发表了历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交通部和内政部次长的张道藩同志为常务次长，又发表了曾任河南省政府秘书长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张廷休同志为秘书”。对此，陈立夫并不掩饰派系色彩，公开承认“这两位都是与我共事较久的同志”，他们“都曾担任过大学教授，也是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把部内的“日常事务交给他们”，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另外，还能反映出陈立夫主张的“五湖四海”的干部政策，那就是在业务上，他起用了一批学术元老，这不但为他装门面，还能显出他超人的远见。这些老权威的起用，特别是对教材的编制，在历史上留下了值得书写的一笔。为了体现“五湖四海”的宗旨，他选取了三名知名的教授充实司局岗位。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秀教授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复旦大学教育系主任章益教授任高等教育司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吴俊升教授任总务司长。在任职会上，陈立夫侃侃而谈他的五湖四海的干部政策，他说：
“我陈立夫是留洋的人，深知中国教育的差距和不足，也深知如果再不搞五湖四海，就要被人抛出更远。因此这次任用的三名教授都是国内的顶尖人物。这三位和我过去都没有私人关系，顾先生是在中国工程师学会及科学化运动协会相识的，章先生是经复旦大学的友人介绍相识的，吴先生过去只见过一面甚至还没有交谈过。我选任他们，是因为他们过去对于教育的著作言论和成绩，以及在教育界的声望，可以帮助我执行国家的教育政策。同时又因为国内教育以北方的北京、南方的上海为重心，而三位先生恰恰在各区域有代表性，顾先生与北方教育界有渊源；章先生熟悉上海教育界；吴先生出身东南大学而执教北方，与南北两方大学都有关系，所以他们就是五湖四海的象征。”
应该说，陈立夫的五湖四海的意义，一时还显现不出来，容到两年后便放射出夺目的光彩来。
收回“文化租界”，创办中国大学
由于陈立夫的求学经历和学识，他对国内和国外的教育情况都了如指掌，特别是对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更是不满。应该说他是有想法的一任部长。因此他一上任就提出大学改革的想法。
这天，他谢绝宾客，把自己关在屋里，着重研究一份国联调查团的报告。这是一份有理有据的报告。他很需要这样一份报告，没想到国联这么快地做到了。这里面有很多数字是他以前没有掌握的。该调查团利用三个月的时间，考察了中国的高校现状和主要症结，认为主要症结是“受外国教育影响巨大”。
下面的文字吸引了陈立夫的眼球：
总认为外国的月亮是圆的。学科研究大多以外国语为媒介，引用的资料和例证，也多取外国。大学的历史、政治、经济课程，似乎是为研究西洋的中国学生而设。自然科学教育方面，偏重于外国的情形更为严重。这是其一。
其二，学校课程偏重于文、法，而忽视农、商、医各门。据目前统计，在58个公私立之大学中，约70%设有文科，40%设有法科，22%设有农科，27%设有工科，12%设有医科。又有26个专科学院中，有6个专修法科，有4个专修文学、艺术之类，而农、工、医专科学校，合计亦仅10个左右而已。照此则专门以上学校之畸形发展，其结果不外形成文、法人才之过剩，与农、工、医人才之缺乏。因其过剩，故失业者逐渐增加，构成社会上种种不安状态；因其缺乏，故有若干建设事业不能得专门人才为之推进。果以为此种教育上病态之应纠正，固不待于今日，而以今日为尤急。盖一方面训政建设正在规划与推进，他方面又值国家多难之时期，皆有重订教育方针，造就若干适用之人才，以应付此非常环境之必要也。
其三，大学教育应造就领袖人才，与专门技术人员，以图国家建设事业之发展，及政治学术文化之进步。凡大学及大学预科应分布全国，不得以多数同科之大学集于一隅，亦不得于不适宜之地点，任意设立。其学额之多寡，与其分系、分科，国家应依其需要之程度分别规定。其毕业程度，必与外国大学毕业程度相当，由政府派员考试之。如现有大学程度过低，不合标准，应增加其肄业年限，并由政府限制派遣留学生。
……
凡此种种，无非欲革其弊，兴其利，使人能尽其才，以挽救中国之贫弱；崇尚首先以光大民族之精神；更附之以改革学制、改善教育方法及有合理之互助，使教育能尽其功能。依此方法，切实行之，则迎头赶上外国，当非难事也。
陈立夫看完这份调查报告，长期积蓄在内心深处的民族情结，在渐渐地膨胀发作，一个时代的最强音从心底深处发出：“收复‘文化租界’，创办中国式的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召开了“大学生改革座谈会”，他把来自一线的、现已可称为他的干将的三名权威请来谈改革。陈立夫首先开门见山：
“今天是大学改革座谈会。我先发言，抛砖引玉。我认为文化侵略者对于所侵略的国家，首先要毁灭其历史文化，我起先对于这些阴谋，还不大了解，后来才恍然大悟。现在沿江、沿海都被日军占据了，所有大学都往后撤，进行安顿。我发现这些大学都像外国租界。这个完全采用德国学制，那个完全采用法国学制，其他不是采用美国制，就是英国制。但是采用中国学制的又在哪里？课程五花八门，毫无标准，有关中国历史的部门为最缺之。学政治或经济的不谈中国政治或经济制度史，学农的不谈中国农业史，国文更是最不注重的一门功课了。这些都是问题，我的意见是要把中国人应知的中国各部门的历史材料放入必修课，无教材的则奖励写作，使中国的大学真正成为中国的大学。”
接着大家发言，最后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整理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一是规定统一标准——提高一般大学生课程水准，并与国家文化及建设政策相吻合。二是注重基本训练——首先注意广博基础的培养，文理法各科基本科目为共同必修；然后专精一科，由博返约，使学生不因专门研究而偏固。三是突出精要科目——课程设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本学科精要科目能充分学习，融会贯通，删除琐细科目。至于必修课，统一由教育部规定范围，诸多中国人须备的知识要素囊括其中。比如中国历史科目中的中国法治史、中国政治史等等；语言科目中，中国文与外国文同为基本的工具科目，中国文要求须能阅读古文书籍和作通顺文章，外国文须能阅读所习学科外文参考书，不达标者不能毕业。
这样一来，三位权威都有了发挥重要作用的天地。陈立夫最后把这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高教司长章益教授总管。时间限定三年，只争朝夕。
会后，章益司长还成立了大学生教材用书编辑委员会，编制在高教司内，以公开征求、特约撰写、采用成书的方法，在从前的基础上编定大学教材用书163部。同时还编写了各科目教材纲要草案48种。比如钱穆的《国史大纲》、王力的汉语法理论，贺麟、金岳霖、汤用彤在哲学、逻辑方面的研究，闻一多的文学史，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等等。
从此以后，中国人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大学课程体系，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这样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的大学。应该说这是陈立夫突出的政绩。这便是：用了三权威，换来教材书。
倡导公平竞争，实行统考统招
陈立夫在任期间，对教育的又一贡献则是教育制度的改革，而教育制度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倡导公平竞争，实行统考统招。
50年后，陈立夫仍很自负，在一次报告中，他曾引以为自豪的是自己从事教育事业七年的历史。他毫不谦虚地说：“我于教育行政方面，有相当的建树和成就。有些改革的成果，比如大学教材，统考统招等等，至今沿用，我很欣然。这些成就固然与我个人的努力有关，但也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支持与合作。真正出了大力的还是我起用的那三位权威。是他们的建议帮助了我的决策。所以我很感谢他们。”
说到这里，陈立夫站了起来，道：“章益教授来了没有？”
“来了。”
“顾毓秀教授来了没有？”
“来了。”
“吴俊升教授来了没有？”
“来了。”
陈立夫道：“我代表我个人向三位当年曾给我很大支持的好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家一阵热烈激情的掌声。
回忆历史，陈立夫的统考统招制度的改革迈得既坚定又艰难。
统一招生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统一招生机构的设立，变多方自招为一家统招；二是统一考试，亦即时间统一、试卷统一。追溯起来，原是抗战前的打算。陈立夫上台后，国民政府已退缩山城重庆，这是个地处大西南、交通不便、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试想全国又是一个炮火连天的烽火战场，要在全国这么大的范围内搞统一招生考试，难度相当大。一是难在各地时间的统一上，试卷的保密送达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主要牵涉到交通工具。再是监考机构的安排，也是一个难题。主要是换地区人员监考，这也有一个人员组织和交通问题。三是统一阅卷工作量大，时间紧，又在战争中。总之困难重重。
在这困难面前，不少人顾虑多多，还有的人打退堂鼓，或说现在是战争年代，等战争结束再统招统考不迟；或说政府在西南后方，交通不便，不便于指导；或说沦陷区和后方的招生难以协调等等。
开弓没有回头箭。
陈立夫是改革者，他认为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同时他还认为，谋事在人。在陈立夫的办公室里，研究方案落实的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开，他们把方案做得尽量完善，万无一失。把可能遇到的困难想到前面，拿出解决的办法来应付。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一个朝霞似火的早晨，作为教育部长的陈立夫终于拍板施行，结束了一夜的长会。太阳又是新的，他们没有休息，又投入实施的“战场”。这年正是1938年。中国统招统考的实行，伴随着抗日救国的烽火燃烧起来。
陈立夫坚守阵地，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因为理论和实践总有一段距离。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显然比预料中的要大。比如交通方面，各考区分散在后方，试题全靠派员乘飞机专送，万一遇到类似天气、机械故障之类的阻碍，试题就难以在统考那天到达。又如，战时敌机空袭频繁，万一考试的那天，有敌机骚扰，学生闻警离场，统考的筹划就被破坏了。再如试题的保密问题，因为是分区复印，增加了全过程监控的难度。
恰巧在统考那天，重庆山城有一考场被日机轰炸。消息报到陈立夫那里，陈立夫了解情况后，立即指示按预先的准备执行，启用预备考场。结果撤离后的学生很快进入预备考场，时间虽然推后了40分钟，还算没有影响考试的进行。
第一年统考统招工作，虽然暴露了一些问题，但总算顺利。在公开场合里，陈立夫高度评价了准备工作的“周密”，与具体办事人员的“勤谨负责”。第二年，为保险起见，陈立夫总结经验，稍作改动，把十九省市划成几块，改为分区联合招生，看似大统一的退步，其实倒是切合实际、可用可行的局部统一。统招工作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第三年，统招工作已走上了正规化、制度化。然而，在贯彻过程中，有的因为早先习惯自行招生而反对统一招生的院校，眼下却因为习惯了统一招生不乐意联合招生了。听着嘀嘀咕咕的噪音，善于从生活现象中提炼人生哲理的陈立夫，顿生感慨，叹谓：“惰性二字，世人痼疾，即便面对良法美意，也是难于图始，而乐于现成。真的到了分区联合做出眉目之后，他们或许又属于撑顺风船的那类了。”
据陈立夫回忆说：
“为了统一大学生入学水准以及解除高中毕业生各处奔波参加各大学入学考试的困难，我决定在后方十九省市分区举行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办法。”为此，“教育部成立了统一招生委员会，各考区分设招生委员会办理报名考试阅卷事宜。考试日期由教育部统一招生委员会主办，由部公布”。
这个制度连续试行了三年，陈立夫对结果比较满意，他说：“对于整齐入学水准免除学生奔波之苦，并保证录取的公正无私，又可减少各院校个别办理入学考试的浪费，实属一举数得。”
对于大学考试制度的改良，似乎要简便许多，用陈立夫自己的话表述，即“改进毕业考试的办法，除学期学年考试外，增加了毕业总考”。陈立夫的这条改良设想，缘于他对欧美教育的了解。据他所知，当时的欧美大学，处理学生毕业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办法：一种办法是平时无成绩考核，毕业考试算总账，如德国就沿用这种办法。再就是注重平时及学期考试，考试及格，给予学分，如美国就通行这种办法。陈立夫经过比较，认为美国的方法较好，中国的大学，应采用美国模式。国联教育调查团认为美国这种模式“至不妥当”，当时曾建议改为“最终试验及格”的方式，没有被当局采用。
后来陈立夫又走了折中路线，也就是略改原制而另加毕业总考。因循此法，每学期学年有考试亦是累积学分，但要求学生必须修足四学年课程，才可以参加毕业考试。毕业考试除了考末一个学期的课程外，还须举行毕业总考。之所以要这样做，陈立夫的理由是：“平时有学期学年考试，对于学生之学习进程，随时有督促与考核，但不是只要求学生累积若干学分，即可毕业，而要在举行总考时，使学生对以往四年所有主要学科有一通盘复习，使其对所获知识作最后之整理而得系统的了解，不致东鳞西爪支离破碎，有学分制之流弊。”作为一种解释，陈立夫相信它的说服力，相关的评价当然也就不低了，乃至事隔五十多年以后，他仍然认为，“此种折中办法，比德国及英法两国类似的办法，也尚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