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知道中国Four Crabs（四只螃蟹）的故事吗？”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历史性转折的一年，也是宋庆龄感情上大起大伏、悲喜交加的一年。
1月至9月，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宋庆龄陷入难以言状的悲痛之中，精神几乎崩溃。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其他上海的党羽妄图垂死挣扎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也被粉碎。当时正在上海的宋庆龄闻讯大喜，高兴地和工作人员举杯相庆。
厨师特意备了一道菜——螃蟹。盘中放着四只螃蟹，一只圆脐的母蟹，三只尖脐的公蟹。宋庆龄一反常态，端起一杯茅台酒一饮而尽。她和大家抓起螃蟹，剥着、吃着，沉浸在按捺不住的欣喜之中。正像她给罗叔章的信中说的：“我们以无比欢欣的心情庆祝这个节日。”
一个多月后，宋庆龄会见了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法索。客人和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惊奇地发现，84岁高龄的庆龄老人气色非常好。法索代表巴基斯坦总统伊拉希，向宋庆龄赠送了一枚纪念真纳诞生100周年的金质纪念章。会谈时，宋庆龄用英语问客人：“你们知道中国Four Crabs（四只螃蟹）的故事吗？”并风趣地向法索介绍粉碎“四人帮”后，很多群众把“横行霸道的”三只公蟹和一只母蟹拴在一起吊起来的故事和北京市的酒一夜之间几乎卖光了的盛况。大家发出阵阵开心的笑声。
宋庆龄在欢笑，也在反思。建国30周年前夕，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指出：“奔腾的江河总还有险滩暗礁。不幸的是，我们的革命航船几乎被险滩暗礁所倾覆。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10年中，妄想篡权的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推行一条极‘左’路线，使大批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使我们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们的科学技术本来同世界先进水平缩小的距离又拉大了。总之，我们的国家遭到了一场浩劫，我们的建设进程至少被推迟了20年。中国革命处于危险之中，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1976年秋天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赋予我们的10月以新的意义。这个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有了这个伟大转折，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宋庆龄在文中强调：“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物质生产大大落后了。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在比较充实的物质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林彪、‘四人帮’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践踏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因此，我们也必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这样我们就不能使广大人民提高觉悟、解放思想，就不能使他们迅速掌握广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已经在人们思想上、道德上和纪律上造成了恶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培养我们革命的接班人，把广大青年和少年儿童培养成具有高尚的革命理想、讲道德、守纪律的人，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还需要我们加倍地努力。”
在当时人们的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宋庆龄能够提出这些一语中的的意见，充分表现出她作为政治活动家和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引起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宋庆龄虽已进入体衰多病的晚年，但精神上却青春永驻。她又开始参与繁忙的国务活动，接待来访的国际友人、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倾心于自己所钟爱的妇女儿童事业。
伴着春风，她又来到了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团长、剧作家任德耀和许多演员亲热地围住他们日夜思念的宋庆龄，兴奋地诉说着这些年来的苦乐恩怨。他们记忆犹新的是“文革”期间，“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妄图取消宋庆龄亲手创办的儿童艺术剧院。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强行将这个剧院与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成立一个由他们直接控制的“上海话剧团”。正当他们准备下手时，宋庆龄回到了上海。她驱车直奔儿童艺术剧院。来到剧院门口，宋庆龄撩开汽车的窗帘，深情地凝望着剧院的大门。很快，“孙夫人要看儿童艺术剧院的牌子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宋庆龄无声的抗议，迫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低下头来，为“合并”而进驻剧院的工作组随即悄悄地撤走了。这件事被“儿艺”的人们称之为“20世纪新神话”。
当正在病中的宋庆龄听说儿童艺术剧院的一些人在要不要坚持为儿童服务的方针上有所动摇时，她深为焦虑，亲笔给儿童艺术剧院一连写了两封信。
她在1979年2月的信中说：“我创办儿童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希望你们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
信发出后，出于对祖国未来的热切希望，她感到意犹未尽。第二天，她再次给儿童艺术剧院写了封信。
她说：“昨天给你们写了一信，今天觉得还有话要说，再写这封信。”“儿童艺术剧院是示范性、试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
这两封言简意赅的亲笔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少年儿童的深情，更加坚定了剧团为儿童服务的方向。
就在这一年3月，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的优秀儿童剧《童心》来北京参加调演。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87岁高龄的宋庆龄竟去观看了他们的首场演出。她兴致勃勃，坚持看到了剧终，而且，还让人搀扶着走上舞台，送给了剧院一个大花篮，热情祝贺他们演出了一出对成人和孩子都有很大教育意义的好戏。演职员们看到宋庆龄慈祥和蔼的笑容，禁不住眼眶湿润起来。
几天之后，他们又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宋庆龄撰写的文章《我看〈童心〉》。她热诚地希望戏剧工作者在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为孩子多编戏，演出更多更好的戏”。宋庆龄的心总是和祖国的孩子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她的胸中，永远跳动着一颗“童心”！
“这碗汤里，鸡血是红的，豆腐是白的。这是国共合作汤”
1977年夏末，幽静的后海北沿46号，长廊和南湖，石榴树和七里香，交相辉映，芬芳四溢。宋庆龄家的小客厅里，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只见宋庆龄正与一位客人亲切地交谈，旁边坐着来客的夫人。他就是第三次重新工作的邓小平。
历尽磨难的邓小平明显消瘦，但体宽肩阔，看上去刚毅有力。这次“解放”以后，他首先和夫人卓琳一起来看望德高望重的宋庆龄。他们庆幸终于熬过了噩梦般的10年，一起展望着祖国的美好未来。邓小平特别谈到现在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要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宋庆龄对此极为赞同。他们两人都认为，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和巨大影响，在祖国统一问题上起着其他任何人无可替代的作用，并相约为此而奉献余生。
此后，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设想和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中国统一的新政策；宋庆龄则充分利用自己在台湾、香港以及美国的各种关系，不遗余力地为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而奔波呼吁。
1978年3月，宋庆龄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一届常委会运行后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于1979年元旦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人民解放军自即日起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并就和平统一祖国问题单方面提出一系列积极的重大的建议。在这一过程中，宋庆龄多次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这一年的国庆节，宋庆龄在纪念文章中特别提到：“在举国欢庆祖国伟大节日的时刻，我不能不想到台湾的骨肉同胞。30年了，台湾归回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还没有完成，哪一个中国人不应感到身有责任呢？我们热切期望台湾同胞能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来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为台海两岸携起手来，共同发展四个现代化的建国大业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宋庆龄是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见证人。在她所珍藏的影集中，有不少反映国共合作的瞬间记录。
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孙中山和宋庆龄肃立在主席台中央，旁边站立的是戎装的蒋介石和廖仲恺，背景是当时的国民党党旗和国旗。而旁白呢？宋庆龄认为应当是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创造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这张照片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1924年6月16日。
在宋庆龄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与会者的合影中，除国民党中央委员外，还有当时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的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
还有两张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和谈的照片。一张是宋庆龄到上清寺张治中公馆会见毛泽东，另一张是毛泽东送宋庆龄步出住所。从这两张照片上宋庆龄穿着不同颜色、式样的服装来判断，宋庆龄在重庆曾不止一次地会见过毛泽东。
往事如烟，却难以忘却。1949年大决战后，宋庆龄的兄弟姐妹及其他亲友大部分去了台湾或美国。由于政治主张和立场不同，彼此难温手足之情。现在，为了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宋庆龄千方百计通过第三者打听海外那些站在国民党方面的亲戚，并且同其中一些人取得了直接联系，还帮助一些想来大陆旅游探亲的人获得签证。这些人回来后，不管是近亲还是远亲，见过面还是未见过面，有的还是很小的晚辈，她都一视同仁，极其热情地在家里接待他们，分手后也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
1979年，宋庆龄在给友人理查德·杨的信中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指孔令侃，宋霭龄和孔祥熙的长子）？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我听说我的第二个弟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己的积蓄已经花光了，现在靠亲属赡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懋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
不久，她同最喜欢的小弟子安的遗孀婷婷（胡其瑛）联系上了。“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
进入80年代，廖承志向宋庆龄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在信中告诉宋庆龄“来自可靠的人”、“从你的亲戚和妹妹（指宋美龄）”那里得到的消息。信上说：“有趣的是知道你妹妹是怎样看你的。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在一个美国人——里根的信使，和一个中国人到过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义更多些。”这给晚年的宋庆龄带来莫大的安慰和期望。据中国福利会秘书长、邹韬奋夫人沈粹缜说：“宋庆龄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她很思念美龄。她告诉我，如果美龄来了，她觉得住在她家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去。她把许多细节都想到了。”沈粹缜认为，宋庆龄确实渴望美龄的北京之行能够实现，既是为了私情，也是为了此行的政治意义。
不过，宋庆龄与孙中山前妻所生之子孙科的孩子们取得了联系，他们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很快便回到中国探亲，受到了宋庆龄的厚待。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特意提到了此事：“我丈夫的孙女柏尔·孙（孙穗英）带着她的儿子（31岁）和女儿（28岁）来看我。”此后，她的侄孙女孙霞专程从加拿大多伦多来看她，还有一位侄曾孙孙必达，是世居夏威夷的孙中山哥哥孙眉的后裔，也在她的引导和帮助下来中国经营合资旅游饭店。
毫无疑问，在宋庆龄的旗帜下，聚集了一支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力量。
在熟悉宋庆龄的朋友们中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有几次宋庆龄在家中宴客，都用鸡血和豆腐制成清淡可口的酸辣汤。她风趣地笑着用英语说：“这碗汤里，鸡血是红的，豆腐是白的。这是国共合作汤。”
“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坟的边头”
1980年下半年以来，宋庆龄的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发高烧，甚至卧床不起。1981年2 月5日，陪伴她整整53年的保姆李燕娥病逝，这给本来已十分虚弱的宋庆龄以沉重的打击。
李燕娥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1927年，年仅16岁的李燕娥由一个姓谭的广东老太太介绍到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所当女佣。她见到宋庆龄的第一天就说：“我要服务您一辈子，夫人。”这位淳朴的农家女子果真实现了她的诺言。几十年中，她除了精心照料宋庆龄的日常生活外，还替她传递文件，陪她外出参加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宋庆龄也从来没有把她当做仆人看待，一直亲切地称她为“李姐”。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
悲痛万分的宋庆龄支撑着病体，亲笔给警卫秘书杜述周写下了她对李姐后事安排的指示：“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在最后两句话的下面，宋庆龄还专门画上横线以示强调。
李燕娥的骨灰盒送去上海之前，宋庆龄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李姐的骨灰盒，一边念叨着：“李姐，李姐！”一边把脸贴在骨灰盒上亲了几次，久久不愿离去。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潸然泪下。
4月2日，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李姐骨灰安葬仪式。宋庆龄赠送了花圈，墓碑上写着“李燕娥女士之墓宋庆龄立”。一个普通保姆与共和国副主席之间长达五十多年的忠心与至爱的对话，就这样永恒地载入人间最美好的篇章。
人们没有想到，当宋庆龄为李姐送行的时候，她的人生之旅也已经接近尾声。
1981年3月16日，经专家会诊，确诊宋庆龄患了白血病。
4月底，宋庆龄多次出现高热、呼吸困难、心跳加快等症状。5月初，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博士来华，代表该大学授予宋庆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有关部门建议由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代表宋庆龄接受学位证书。不料宋庆龄坚决不同意，她说：“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学位，这是维多利亚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我必须亲自出场。”为此，她请医护人员采取特殊措施，靠大剂量药物稳定了她的病情，于8日下午准时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出席授赠仪式。
仪式开始时，乐队先后奏中国国歌和加拿大国歌。穿着黑色大礼服的佩奇校长主持了仪式，在他面前放置着权杖。当佩奇把荣誉学位证书亲手交给宋庆龄时，出席仪式的二百多位中外人士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向宋庆龄赠送了一束鲜花，祝贺她获此殊荣。
佩奇在致词中说：“这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第一次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荣誉学位，所以今天的仪式是空前的、独特的。”他颂扬宋庆龄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公仆和社会领导人之一”。他说，宋庆龄“毫不动摇地从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事业，因而赢得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尊敬”。他还强调：“我们今天公认她个人的成就，也是表示我们对她的国家及其人民的友谊和尊敬。”
宋庆龄身披荣誉博士的礼服，坐在轮椅上，示意工作人员不要播放事先准备好的她的录音讲话。她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用英语发表了近20分钟的讲话。她说：“我为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博士学位感到荣幸。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做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友谊的象征，看成是你们对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在建设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敬慕和友好的象征。同时，我也把它看做是把中、加两国人民联结在一起的悠久而牢固的友谊的象征。”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也应邀讲了话。他说出了在场的所有人的共同心声：“宋庆龄女士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妇女领袖，她的一生经历同中国近代历史紧密相连，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以其智慧、勇敢和影响起了独特的作用。”“宋庆龄女士为中国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独立、解放，为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一切热爱正义与和平的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我算不算共产党员？”
宋庆龄病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邓颖超代表中央去看望她。
邓颖超匆匆来到宋庆龄的家里。以前她常来这里，和宋庆龄一起在花园漫步，看宋庆龄安详地饲喂鸽子。现在，她却无心观景赏鸽，径直走进宋庆龄的卧室。
非常了解宋庆龄的邓颖超知道，宋庆龄心头还压着一个多年未了的愿望，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整整60年血与火的严峻考验，真正是牢不可破。她很早就希望入党。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她就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我相信共产党。”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期，当有人问她营救了多少中共地下党员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时，她回答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所以我的心情特别愉快。”1937年，她与在她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李云谈工作时，突然把声音放低问道：“我算不算共产党员？”中共地下党组织让李云回答她：“你同共产党员一样！”她满意地点点头。1957 年4月，她又正式向刘少奇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刘少奇非常高兴，但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达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久，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起去看望宋庆龄，恳切地对她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点头表示理解和服从，但她的眼中含着晶莹的泪花。
事实上，中共中央确实对她绝不见外。1956年，中国共产党邀请她列席第八次代表大会；1957年，党中央决定宋庆龄作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从50年代起，中共中央就决定专门送中央文件和外交文件给她看。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有重大事情，常由周恩来、彭真、邓颖超等当面通知她并征求她的意见。为什么这样做呢？刘少奇有个权威的解释：“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切负责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