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难北上，孙中山偕庆龄登上了“永丰舰”
公元1924年11月13日，风和日丽。
广州军港，大海停止了喘息。透亮的、玻璃似的、勉强可以辨出来的波纹，捉摸不定地远远滚来，温润地洗涤着满撒在海边的鹅卵石……军港中的“永丰舰”已做好了整装待发的准备，只待一声令下。
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健步登上永丰舰，向送行的党政军要员挥手致意。随着舰长一声令发，汽笛长鸣，永丰舰缓缓离岸，向墨蓝色的深海域驶去。此行任重而道远，目的地——北京。
这次孙氏夫妇的北行，是应北京“基督将军”冯玉祥之邀，共商和平统一大计。孙中山南方的革命，犹如春雷，在北方引起了强烈的回响，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基督将军”冯玉祥向原来的上司直系军阀吴佩孚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赶走了由“猪仔议员”贿选出来的“总统”曹锟，还捎带着把已经退位的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逐出了紫禁城，一举控制了北京，并联合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组成一个政府。“三员大将”一商量，认为孙中山在南方干得红火，有意请他北上主持国事，于是邀请之函就这样发了出来。
孙中山接信深思良久，庆龄心里也在犯犹豫。
但作为爱国爱民、同情人民疾苦的孙中山，虽痛恨军阀混战与割据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也不愿放弃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为了迅速实现和平统一，他毅然决然接受冯玉祥等人北上之邀。
既然丈夫已经决定，庆龄还能说什么。只是提醒中山说：“长途跋涉，社会动乱，路上要多加注意。”
宋庆龄说得有道理。当时，孙中山也有极大的对立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致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北上困难重重，险象环生，有些事件难以预料。
“这些我已考虑了，为了人民的利益，革命者应不惜个人的一切。”孙中山说到这里，又话题一转，“不过，我们还要防备万一。路线可以调整，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日本轮绕道上海，后到日本神户，再到天津驱车进北京。另外，多带些卫兵，加强防备力量。”
“那就这样，希望你想得再周到些。”庆龄再次叮咛道。
临登舰前，孙氏夫妇又在黄埔军校做了短暂停留，他们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和欢送。会议由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孙中山和军校校长蒋介石都讲了话。所有这一切活动之后，他们才登上了永丰舰。
永丰舰当天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换船，经过四天四夜的航行，于11月17日抵达上海港。孙氏夫妇受到了三万群众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令孙中山感叹不已。他们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下来，看望者、拜访者络绎不绝，再加上开会、商讨国事，忙得孙氏夫妇团团转。本来，停留主要是休息一下，缓解旅途疲劳。庆龄面对这些应接不暇的情况，对中山说：“还不如路上休息好。”因此，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四天，就又起程了。
大海扬波作浪，为孙氏夫妇送行。
这天，天边吹来一股凉气，使海面激起一阵波浪，仿佛那被吞没了的太阳向天空舒出一口满足后的叹息……
客轮经过一周的昼夜航行，于11月27日来到了日本的神户港。
神户，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孙氏夫妇的蜜月曾在这里度过。他们回到这里，仍备感亲切。很多老朋友，纷纷登门看望。细心的庆龄已觉察到，来者很多，但不见日本政界朋友。再者，从他们的谈话中，庆龄已隐隐约约地感到中国和日本发展至今，已分道扬镳了。如今，孙的转向苏联，也使日本政界反应强烈。不管怎样，孙中山也在日本发表了演说，开展政治攻势，抨击日本政府正在走向一条帝国主义的道路。
宋庆龄也在神户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发表了演说。那是在28日的下午，当孙中山陪同宋庆龄来到神户县立女子高等学校时，受到该校校长及全校教职员工、学生的热烈欢迎，生生代表本田须子把一束盛开的菊花献给了美丽的宋庆龄。在学校的大礼堂里，近千名学生把礼堂挤得满满的，还有不少站着的，一直到门外。孙中山和宋庆龄同时走上讲坛，欢声雷动。孙中山作简短的致词后，接着，宋庆龄“用自然、流畅的英语”发表了关于妇女运动的演说。她在演说中指出：“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她说“妇女对正义的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她认为妇女“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更可贵的是，她没有把妇女运动的目标，仅仅停留在争取妇女与儿童的权利上面。她说：“我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妇女必定会取得成功。”最后，她激动地表示：“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妇女，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
显然，这篇论述妇女运动的演说，是宋庆龄1913年在美国威斯里安院刊上发表的题为《现代中国妇女》的文章后11年来研究妇女解放问题的新成果，许多重要论断，为以后世界妇女运动所证实。这篇演说，当时日本各大报纸均有报道。在日本很有影响的《大阪每日新闻》认为：它是“世界妇女日益觉醒的有力证明”。
现场亲耳聆听过这次演讲的岛越文子，在57年后，即1981年时担任了神户高校同学会副会长，她回忆当时情景说：“讲演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宋庆龄是一位坚强的人、高尚的人，讲话稳重，我们对她非常尊敬。”
不仅如此，这篇演讲对宋庆龄此后漫长的革命道路来说，还可谓一座里程碑，因为它是宋庆龄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群众面前公开发表的政治演说。它表明经过10年来孙中山的帮助和在工作中的锻炼，宋庆龄已经克服了生性腼腆的弱点，而具备了政治家的风度，结束了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学徒”生活了。在此之前，孙中山发表演说时，她总是在他身旁静静地听着。据说，每次公开露面之后，由于腼腆和缺乏经验，“她常因感情激动而精疲力竭，不得不休息几天以恢复体力”。
宋庆龄演讲后，孙中山又为女子高等学校题写“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作为留念。该校把这个题字视为珍贵文物，至今仍悬挂在学校的纪念室里，并已列为该县的重要文物之一。旅日华侨还特地将这四个字刻为石碑，竖立在当年孙中山和宋庆龄参观过的“移情阁”供人参观。1983年，经过修复的“移情阁”已作为孙文纪念馆，陈列孙中山的著作、照片和文物，供人参观。
孙氏夫妇在神户停留了三天，于11月30日又转向天津的旅途。孙中山按捺不住心情的兴奋，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想着再有一周时间，即可以到达目的地——北京。这时，庆龄轻步走上前来：“你的感冒还没好透，别让风再吹了！”说着，便把一件呢制军大衣给他披在身上。
“谢谢夫人，有你在身旁，我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啊！”孙中山哈哈大笑，殊不知病魔此时正在向他进攻。
12月4日中午，朔风怒号。船到天津大沽港，两万余名前来迎接大元帅的各界群众，已立于码头、主要街巷。孙氏夫妇立在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挥手致意。在这数万群众中，就有后来成为周恩来夫人的邓颖超。她在回忆中描写道：
我在欢迎行列中，看到为推翻清朝帝制、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仍然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同时看到亭亭玉立在孙先生右侧的宋庆龄。她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她以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从那时就深深印入我的脑际，至今仍然清晰如初。
就在这天晚上，孙中山突发高烧，肝病暴发，实令庆龄不安。在天津度过了治疗的26天，病未痊愈。12月31日，他们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上聚集的欢迎的人群数以万计，但孙病体不支，不能公开讲话，只发表了书面谈话，表示“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孙中山北上时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但段祺瑞故伎重演，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式的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段还擅自照会各外国公使馆，任何新设立的政府都将尊重现存的所有条约。此时已卧病在床的孙中山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英年逝夫，宋庆龄泪洒北平……
北京的协和医院，位于古城中心，是北京城当时最现代化的大型医院。此时，孙中山已由北京饭店转移到这里就诊。到1925年1月，医院明确诊断：肝脓肿转为肝癌晚期。
夕阳西下，融入北京城的西山。
恐怖的死亡之夜步步追逼。落霞的余晖挤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急救室。治疗后的孙中山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脸上露出微笑，不无幽默地说：“我和列宁见了一面，列宁没有收下我这个弟子。”
“大夫，还需要手术吗？”守在床前的庆龄急问。
“手术方案已经定了下来，请夫人放心，我们会尽力的。”大夫回答。
1月26日动了手术。孙中山顽强地同病魔抗争，精神尚好，各种慰问电函及来探视者络绎不绝。庆龄日夜守护床前，明显消瘦下来。2月9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闻知此信，千里迢迢特意赶来襄助庆龄，使孙氏夫妇在身心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在给孙中山治疗的日子里，何香凝常把庆龄拉在隔壁房间劝慰说：“中山的病，主要是长年艰苦工作，颠沛流离，备受煎熬所得。多亏婚后10年，你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在饮食上精心调理，要不，还到不了这个时候。”
“中间，他的健康是大有好转，胃病几乎痊愈。他也告诉我，可以加倍工作了。”庆龄又道：“这次病的突发，主要是他带病北上，长途跋涉，几度转换车船，再加上一路天气不好，雨雪交加，在船上还饱受风浪之苦。每到一地，还要接见中外记者、当地要人，参加欢迎会，发表讲演等，使他精疲力竭。12月4日，抵达天津大沽口时，朔风呼啸，天气很冷，他站在船头上与簇拥在码头上的欢迎群众见面，又受了风寒。”
“这种情况下，段祺瑞还在继续作恶，实不像话。对先生的病也是个打击。这个账我们要记在心里。”何香凝像是安慰庆龄，也像是安慰自己。
3月11日下午，孙中山病情恶化，此时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庆龄。他特地把何香凝喊来，把庆龄托付给她，千叮咛万嘱咐地交代：他死后要“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说着说着，舌头硬了，话也讲不清楚了。何香凝立时表示：“先生，我亲近先生二十多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不测，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训，我有一份力量，必定尽力宣传。”此时，庆龄在旁悲声欲绝。孙中山含泪望着何香凝，握着她的手说：“那么，我很感谢你。”
孙中山由泪流满面的庆龄托着手，在三个遗嘱文件上签了字——这个最后的行动是因为不愿庆龄过分伤心而被推迟了的。他的家事遗嘱全文是：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他的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他的致苏联遗书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3月11日下午已只能听到孙中山说一些单词。4点半时，他唤“亲爱的”，是叫庆龄；6点半时，他唤“精卫”，是指他当时的亲密追随者汪精卫。
孙中山关于国事的最后的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3月12日晨，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59岁。他没有留下任何家产，留下的只是未竟的事业和无可估量的精神财产，使庆龄终身受之不尽。
面对现实，继承遗志，化悲痛为力量……
英年逝夫，当时庆龄还只有32岁。这对庆龄无疑是个莫大的打击，况且庆龄又是一个执著、感情专一的人。但同时庆龄又是一个无比坚强的女性。悲痛延续十多周后，她决定面对现实，继承先生遗志，把自己“奉为”先生形象的化身，一言一行代表先生，重新塑造先生在国民中之形象。
当丈夫的遗体经防腐处理后入殓，移灵于京西香山碧云寺之后，庆龄便回到上海寓所居住，春天去过两次南京。南京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地方，所以他的陵墓将修建在那里。庆龄南京之行的目的就是为此。第一次，选墓地由胡汉民、郭汉章陪同。这其中有段插曲在此一叙。
孙中山的陵地选择在南京紫金山南坡。归葬紫金山是孙中山的夙愿。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卸职，由日理万机的大总统变为一个自由人，他欲轻松一下，便与卫队长郭汉章、秘书长胡汉民等去紫金山打猎。一行人经明孝陵至半山寺，忽见一只喜鹊飞过来。孙中山急忙举枪射击，因喜鹊飞远而未击中。枪声响处，几只野鸡受惊飞起，他调转枪口，“砰”的一声，其中一只中弹，歪歪斜斜向下栽落，大家追赶过去，在土地庙旁寻到野鸡。这时孙中山提议休息片刻。他信步向山上走去，至现在的中山陵墓室处，停下来眺望四方，显得极有兴致。过了一会儿，他对跟随在后面的胡汉民、郭汉章说：“你们看，这里有山有水，气象雄伟，较明孝陵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洪武皇帝为什么不葬在这里呢？”胡汉民接口道：“是呀，此处前有照，后有靠，风水特好，称得上一方大好墓地。”孙中山点头笑着说：“我将来死后能葬在这里，也就心满意足了。”胡汉民说：“先生怎么想到这上面来了？”
13年后的今天，孙中山当年随口一说竟变成现实。1929年6月2日，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遗体就安葬在这里。
第二次，为中山陵工程开工典礼而来。两次南京之行，也表现了庆龄对中山先生高度负责的精神。
“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后人。国共合作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几个月，势如破竹，飞速发展。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特别在上海、青岛、福州等地帝国主义开办的工厂里，工人们为了反对资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纷纷揭竿而起。
5月30日，上海学生及民众两千多人在租界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英帝国主义吓破了胆，竟命令巡捕开枪屠杀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上海市民当即展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与帝国主义英勇搏斗。斗争风潮继而席卷全国各地。
宋庆龄对帝国主义的暴行义愤填膺。她在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中热情地赞颂群众的爱国反帝斗争，指出，“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也是“中国30年来依赖外力之一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她强调只有加强民族团结和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才能抵抗帝国主义之压迫，求得中国民族之独立解放，“切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弃国亦不爱也”。她号召群众把这次运动作为贯彻孙中山未竟之志的一次实践，“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中国国民党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
接着宋庆龄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还发表了对运动有指导性的意见，主张“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对内当一方团结各界，坚持到底。同时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援助失业之工人。一方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如商界政界之类，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
谈话颇有见地。这是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独立发表指导运动意见的开端，表现出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政治家的领导才能。她所提出的开展运动的意见，例如团结各界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到底，长期斗争，以及反对调和和中立等，不少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相吻合。她甚至预见到中国大资产阶级和执政当局对革命运动的政治态度：“中国当局之政府，就其历史与近事及能力视之，皆不可靠。寓居租界之富绅巨商，平素居领袖社会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亦难望其主张公道。”
不仅如此，宋庆龄还积极地投身到“五卅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大力开展宣传和援助活动。6月5日，她应邀参加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会上，她在引用孙中山遗嘱中“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这句话后，接着说，“帝国主义正骑在我们脖子上，我们还不该起来吗？虽然我们的领袖已不在了，但我们民众已经起来了！”宋庆龄讲到这里，含着眼泪说：“中山的精神不死，我们必须反抗！妇女们进行募捐，不仅为了支援南方的罢工，也为了帮助上海本市的流离失所的工人。”接着，宋庆龄帮助组织了一个特别的团体“上海救济五卅惨案失业工人联合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