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逼宫蒋介石下野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2月的溪口，当北方还是冰天雪地的时候，这里已是大地返青，小草抽芽，挟着春的气息的南风；报春的燕子往来逡巡，空中充满了它们呢喃的繁音；新生的芳草，笑眯眯地软瘫在地上，像是正和低着头的蒲公英的小黄花在绵绵情话；杨柳的柔枝很苦闷地左右摇摆，它显然是因为看见身边的桃树还只有小嫩芽，觉得太寂寞了。
溪口郊外的田埂上走来了两位陌生人。他们不是别人，正是这里的主人。他们的身影倒映在稻田的水面里，相依相偎，情绵意长。一只黄鹂从他们脚下惊飞，落入前方不远的油菜花中，鸣叫不止。
“真美的诗意，待我把它画入我的写生本中。”宋美龄嫣然一笑，立刻取下身后的画夹，半蹲下来，目视前方，手在不停地画。
“我相信你画得一定比这大自然的风光更美。”蒋介石站在宋美龄身后，欣赏着她的写生道。
溪口镇山清水秀，正是作画的好地方。早在1912年，宋美龄在美国威斯理安学院求学的时候，她就喜欢作画。那时宋美龄主修英国文学，副修哲学。此外，其余的科目还有法文、音乐、绘画、天文学、历史、植物学和圣经。在她临毕业的那一年，学校为表彰她的良好操守和成绩，将学院内最高荣誉“杜兰学者”这一头衔颁给了她。每年暑假，她都要外出作画。她的画融进了中西画的传统特色，颇受行家的好评。后来作为名人字画，她的画《巡猎》、《小桥流水》还被美国博物馆收藏。宋美龄还在美国举办过一次个人画展，这是以后的事了。
宋美龄随蒋入溪以来，她和丈夫的心态都不好，为转移这种心态，去掉烦恼，她便埋头绘画。一天少至三幅，多至十幅八幅，她的卧室已经挂满了她的字画。南京的官员们来看她，作为礼品，她还要赠送给他们。
人们赞扬她说，她用均匀的笔触绘优雅的花卉，她画的淡墨山水，细致得像布鲁塞尔的花边。
“画得不好，请提意见。”宋美龄听到人们赞扬后总是这样一句话。
宋美龄的每幅画中，都有蒋介石的诗意题词。看得出来，蒋介石也进入了宋美龄的诗情画意中。
他们心态平衡了，生活也变得有节奏、有规律了。每天清晨天亮即起，在这个风景秀丽、面溪背山，既有古香古色、封建味十足的庄院，又有枕溪卧流、洋里洋气号称“小洋楼”的故居镇子里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并按基督教义的要求，吟谈圣经，做弥撒、祈祷。上午视天气情况，或去郊外散步、绘画，或留在家里处理事务、接待客人。下午他们打打麻将或扑克，再是弹琴作乐。晚上他们则练练书法，或打打太极拳。
一日三餐的饭菜也极为简单，以素为主，以中餐为主。宋美龄高兴了，偶尔也下厨炒上几个好莱，供大家品尝。
每过礼拜，他们皆驱车驶往溪口外的雪窦寺和妙高台观光凭吊，并漫步千丈岩、乳奶洞。举目凝望，呈现在眼前的像一幅规模惊人的山水画，那景一层比一层深，一叠比一叠奇，层层叠叠，不知有多深多奇。正如明吏部尚书乔宇描绘的那样：“丹峰翠壁相辉映，纵有王维画不如。”
无官一身轻。然而作为权欲熏心的蒋氏夫妇，他们能轻吗？再说这次下野，并非出自他们本愿。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活动，搞小动作。他们知道南京李代总统的内阁有他的内线，各地政府也有他的心腹。他虽不在其位，然而他的话语却是圣旨。蒋介石发誓，五年不问政治，全是假话。宋美龄也不甘心丈夫坐冷板凳，隔三差五，出个馊点子，也够代总统收拾十天半个月的啦。
这天，宋美龄本想到郊外兜兜风、散散心，听到兰妮要见她，况且宋美龄也觉得兰妮身上有文章可做，便自动放弃这次郊外活动。关上门窗，拉上窗帘，二人便谈起了心。她们谈了很久很久，且很投机。午餐时，宋美龄又陪她吃了饭，喝点进口女士香槟。兰妮临走时，宋美龄又把自己从美国购来的化妆品送给了她，以示关心。对宋美龄提出的要求，兰妮当然百依百应。兰妮又像小孩子似的为表示自己的诚意，与宋美龄拉了勾儿。当两个像香肠般的手指拉在一起的时候，一笔肮脏的交易算是达成了。
说起兰妮，她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在一次舞会上，她有幸结识了立法院长孙科，从此便投入了他的怀抱。后来，她还叫两个女儿称孙哲生为父亲。抗战时期，兰妮一直留住上海，并且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不明来历的财产。日本投降后，这笔财产便被政府没收归公。当兰妮得知老情人又回南京时，便拼命向他求救。孙科不忘旧情，便给上海负责官员修书一封。在函中，他把兰妮称为“敝春”，这完全是正式夫人的称呼，成了轰动一时的笑谈。1948年4月，孙科作为蒋先生的一匹黑马参加竞选，对手李宗仁的竞选顾问黄绍竑很有些文学天才，将孙科与兰妮的风流艳事添枝加叶写成所谓纪实文学，在报刊上发表，使两人丢丑，好不尴尬。
因此宋美龄一提起此事，兰妮总憋不住地想骂娘：
“李宗仁也不是个正经人，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总统呢！”
“代总统！”宋美龄更正道，接着又附在她耳边说：“孙科现在当行政院长，也是一方势力，李宗仁却处处与他为难，你何不劝孙院长把官邸搬到广州去呢？把他吊起来，看他的戏唱！”
兰妮是个心细的人，说道：“这样合适吗？”
宋美龄见兰妮上钩，马上又道：“这还不容易，行政院是政务繁杂的地方，就说，在敌炮火轰鸣之下，我们怎能处理政务呢？”
果然，兰妮去南京见了孙科，一阵枕头风把行政院从南京吹到了广州，李代总统第二天早晨起床视事，发现自己的最高行政机关不知去向。在孙科带领下，接着不几日，立法院长童冠贤接到国防部长徐永昌的通知，说南京在三五天内将闻炮声，于是立法院自2月1日起的例会就无法在南京召开；粮食部的人马也撤到了华南一带；交通部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在东撞西碰；外交部情况更乱，人员与文件齐告他去，部里只剩下一架电话机；财政部人员全部离京，不知去向；新闻局人去楼空……南京总统府只剩下李宗仁和他的少量机关。
正在代总统李宗仁跳脚叫骂的时候，隐在溪口的老蒋正在通过高频电台与离京的立法院、粮食部、交通部、外交部、财政部联系，祝贺他们干得好。
蒋介石也得意洋洋地道：“李宗仁扬言不做假皇帝，要做真皇帝，我要他连假皇帝也做不成！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夫妇俩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这一边蒋介石夫妇狂笑，那一边李宗仁在发愁。
更使李宗仁苦恼的是，他上台才两个多星期，南京的国民政府就土崩瓦解了。除了李宗仁还留在南京，所有的政府大员、院部首脑、和谈代表全部没了踪影。大批国民党部队从江北撤到了江南布防。宁沪路、沪杭路、浙赣路沿线，塞满了南撤的残兵败将。上海、浦东、宝山、青浦挤满了汤恩伯的“精兵”，他们强占民房、构筑工事、修建碉堡群，准备为“保卫大上海”而决一死战。李宗仁指定的和谈代表张治中，在汉口、兰州、迪化满天飞，至今没有回来，而另一个和谈代表彭照贤遭中共拒绝后已经提出辞职，却又遭到行政院的扣留。李宗仁想稳定局面，希望和谈迅速开始，却始终不能如愿。最可恼的是孙科的行政院，竟然不和他打招呼，不辞而别，全体撤到广州，行政院正副院长孙科、吴铁城也告“失踪”，据说前几天一个外国记者在南京寻找孙科，找了30个小时也没找到，原来孙科到奉化看老蒋去了。陈立夫、谷正纲、何应钦、张群等人比孙科、吴铁城“开溜”得还早。
正在李宗仁长吁短叹、一筹莫展的重要时刻，汉口的小诸葛白崇禧给李送来了“锦囊妙计”。白崇禧说，如今是和战未决，前途难测，吉凶难料，如果再拖下去，对外的影响恶劣不说，对以后的“领导权”也没有什么好处。因此，白崇禧提出了一个缓和溪口、拉拢广州的办法。这个办法的要点是：起用蒋的亲信将领何应钦。在起用何的过程中，再用点心计，使何能离蒋帮李。李宗仁心头一动，佩服小诸葛的神机妙算。于是在2月14日派专机飞沪，把何应钦接到南京。
李宗仁也知道他们不会一说便合，就针对何的心理，说了很多好话。何应钦苦着脸说：“双十二事变，我在南京派兵攻打西安，给人误会借刀杀人，老头子一直记恨到今天。如果今天再帮你的忙，那不是同他一刀两断了吗？”
李宗仁弦外有音道：“敬之老兄，今天你还顾虑同他该不该一刀两断呵？”
何应钦闻言默然，沉思良久，强笑道：“这个问题我得想一想再答复。现在我想问你：你要他们释放政治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他们照办了吗？”
李宗仁恨恨地说：“哼！能照办倒好了。各地集中营一切照旧，有些还来个回信，说没有接到党的总裁命令，未便擅自放人；有的根本没消息，你说这叫我怎么见人？释放张学良的命令到达台北，你说陈辞修怎么答复我？”
何应钦摇摇头。
“他妈的！他说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归中央管，他是地方政权，他既不知道，又管不了！”李宗仁气得直揉胸脯，“我他妈的代总统难道是私生子、是小老婆生的不成？”
何应钦劝道：“这又何必同他一般见识？张学良出不来，杨虎城总可以吧！”
李宗仁一个劲儿摇头：“一样一样，这个命令是20号到达重庆市政府的，杨森派市府秘书李寰找绥署秘书长廖楷陶商谈了一小时，还是没有下文，你说要我多难堪！多痛心！”
何应钦叹道：“所以我说，这个人实在难搞，我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痛。”他接支烟，点火，长长地吸了一口，问道：“这一次，他在溪口除了挂出党部招牌，你知道他还在干什么？”
“愿闻其详。”
何应钦长叹道：“他在溪口备战，你在南京求和，而我们都要替你做求和的使者，请问人家会把我们当成什么！我们的奔走会有收获吗？”
这回轮到李宗仁哑口无言了。他绕室徘徊，欲言又止，终于下了决心说：“敬之兄，假如我全部接受他们的条件呢？你以为走一趟值得吗？”
何应钦一怔，起立，问道：“真的？”
“真的！”
“按照他们的条件谈判？”
“是的！”
“溪口呢？”
李宗仁一愣，挥挥手说：“不管了！”
何应钦严肃地问：“那么大使馆方面呢？你同他们商谈过？他们会同意你这么做？如果他们反对，你会坚持这样做？”
李宗仁一个劲儿抓后脑勺，绕室彷徨，对何应钦道：“你休息一天吧，明天中午我请兄吃便饭，届时我们再交换意见。”
“那好，那好。”何应钦转而把话锋一转，扯到另一个话题上道，“一国三公的事乃当务之急，想办法把行政院从广州整过来，不然空城计难唱。”
“我正为此事发愁，实在不行，我再到广州走一趟。”李宗仁显然一筹莫展。
第二天中午李宗仁宴请何应钦，面商国事。偏偏在这个时候，何应钦找不到了！作为代总统，根据何应钦的讲话态度——倾李反蒋，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此时何应钦已到了溪口，正与蒋介石密谈呢！
李宗仁又等了一会儿。
酒菜全凉了。
前往何应钦下榻处寻找的侍卫官，这时匆匆跑了回来报告：“何将军不在下榻处，大概是没有这个诚意吧？”
说话间，另一个外出寻找的侍卫官，也空手而归，向李宗仁报告：“不要等了，娘的，他已乘机到了溪口！”
不听还好，一听气得李宗仁如雷轰顶，好半天他才喃喃地道：“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他不来，我们吃！”
吃就吃吧，侍卫官们纷纷上了桌，李宗仁最后一个坐了下来。尽管是山珍海味，谁也没有吃出个味道。甭提这顿饭吃得多别扭了。
李宗仁席间一句话没说，与其说是吃饭，不如说在侍卫官面前做做样子，各自平定一下心火。
李宗仁很生气，一气何应钦，这个老奸巨猾的狐狸，不该这样认贼作父，好心当成驴肝肺；二气白崇禧，人称小诸葛，不该出这个馊点子，拉何反蒋，不够兄弟情面；三气自己，身为总统，耳根太软，偏听偏信，落得这般下场；更气的还是蒋介石，这个该死的老家伙，幕后遥控指挥，到处拆台。李宗仁越想越生气。眼下自己的事只有自己的人去办，别无指望。主意已定，于是席后，他便叫来了张治中，因张和毛润之、周恩来先生较熟，命他去和谈。关于广州孙科那里，只有自己去请了。
行前，他又决定给蒋介石通了电话。
溪口，蒋介石乡下的这个家，在建筑设计和家具摆设方面是中西合璧、半洋半土的。主楼后面是一些较小的房舍，有仆人的住处、贮藏室和厨房，再后面是一个大菜园。靠近菜园是宋美龄居住的文昌阁。此时，蒋介石夫妇正与南京来的何应钦在阁里密谈。
何应钦乃是蒋介石的亲信将领。虽然在西安事变中因他有野心，在轰炸不轰炸西安的问题上，与宋美龄有些分歧，时过烟消，蒋介石也就理解了他，没给穿小鞋。因此何应钦更是百倍地感谢蒋介石的宽怀大度。此次，何应钦不吃代总统的山珍海味，却来这里聆听蒋介石的教诲，更令蒋氏夫妇感慨万分。
“房檐滴水，点点入旧窝，虽然我今天落难下野，敬之兄还没有忘记我们夫妇哩！”蒋介石叹道。
“旧情旧交，李宗仁想搞离间计。打我的牌，去反您，这不是天下笑谈嘛！”何应钦吸了口宋美龄给他点燃的骆驼牌香烟道。
“识时务者为俊杰。敬之兄够朋友！”宋美龄也自叹道。
接着，何应钦把他在南京时李宗仁的句句言辞一五一十地说给蒋氏夫妇听了，蒋氏夫妇感激万分，把何应钦请为座上客，好饭好菜、名烟名茶，款待一番。
席间正热闹处，南京那边来了电话。总机室报告李宗仁有所请示。蒋介石闻讯色变，摆手表示不接，宋美龄以为不可，于是她起身，代表蒋介石接了电话：“是代总统吗？很对不起，老蒋有点不舒服，还没起床哩。”
“听出来了，你是夫人。真对不起了。”李宗仁道，“我本来不想打电话讨扰他，无奈事情太大，非请示尊大人不可……”
“代总统有何见教，等老蒋起床之后，一定转告。”
“那谢谢了。”李宗仁道，“我本来准备去溪口，因为忙……我想请示的，乃是行政院的搬迁问题。夫人知道，国民政府在南京不在广州。现在孙院长忽然自作主张把行政院搬向广州，实在叫人太难堪了。我们目前同中共和谈，争分夺秒，中共电台广播，说我李某人在南京，孙科去了广州，他们要谈，也不知道对手是谁？夫人啊，你看这种身首异处的情形能继续下去吗？”
蒋夫人忍住笑，一本正经道：“是是，我一定转告老蒋，一定转告老蒋。”
“现在，”李宗仁道，“我只请示一点：行政院非迁回南京不可！孙院长之走，事前根本没有得到我的同意。”李宗仁愤愤地说：“孙院长是当朝一品，是中山先生的后人，我实在不便说什么，但望蒋先生从大局着想，请他回首都来，共维时艰，我就感激不尽了。”
“代总统好说，代总统好说，”宋美龄说到这里又问，“还有什么事吗？”
“听说敬之到溪口了，在不在你们那里？”
何应钦连向宋美龄摆手，示意他不在。宋美龄心领神会道：
“敬之没来，你是听谁说的？”
“没去那就算了。”
宋美龄刚放下电话，铃声又响。
“你是谁？”
“我是孙科，找总统接电话，我现在广州。”
“好好，正等着你的电话哩！”蒋介石也不推让走上前去，拿起了听筒。
“李先生下令要行政院搬回南京。”
“你怎么回答？”蒋介石有点迫不及待。
“给我拒绝了，我顶了他，看他奈我何！”
“顶得好，顶得好！”蒋介石连声赞叹，“你还要按照原定的计划去做。我做后台！”
“更可笑的，”孙科道，“他说行政院搬到广州，事先未得到他的同意，真是活见鬼！”
蒋介石提醒他道：“不过是不是他真的不同意你们搬家呢？”
孙科电话里笑出声来道：“不不，迁都是有决议案的，的的确确经过本党中常中政联合会通过的，有据可查的。”
“他也在场吗？”
“那还用说。”孙科道，“不但有人看见，而且还有人作证，他还签了名哩！”
于是两人皆笑。蒋介石问道：“哲生兄，立法院快开会了，地点大概决定了吧？”
“没有没有，”孙科道，“开会地点正是争论的焦点，大家哇啦哇啦吵个没完，很头痛。”
“不必头痛，”蒋介石安慰他道，“你可以先入为主，就说立法院开会决定在广州举行，每人可发车马费300港币，那些立法委员们，当然不到南京去了。”
孙科大喜，再三致谢，谢他出了个好主意。但第二天电话又到，说李宗仁也不含糊，言明立法院在南京开会，立法委员车马费每人金圆券40万元，问蒋介石有没有什么招数，可以把李宗仁这一招压一压。
蒋介石沉吟道：“你放心吧，我自有办法。现在广州的中央大员多不多啊？”
孙科回答道：“我是同吴铁城、钟天心、郑彦、陈剑如等几位一起来的，人数不多。于右任还在这里劝我回南京呢！”
“别理那个老糊涂！”蒋介石道，“他想回南京，由他去好了！你特别要注意这些人的情形，千万别让姓李的拉回南京才好。”
“是是是，”孙科道，“那么看一看风声再说吧。他们最终会叫饶的。”
但事实发展并非像孙科想象得那么顺利。李宗仁的活动能力比他强，特别是在人心思和的情形下，立法委员慢慢地倾向南京。南京反而没有先前那么紧张，人们对中共过江这件大事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全都缓和下来了。李宗仁的私人代表甘介候风尘仆仆，一忽儿与章士钊、颜惠庆、江庸、陈光甫、冷御秋等人茶叙，一忽儿又出现在黄埔系统的大员之前，诸如此类，差不多法定人数即将够数。孙科等人大急，赶紧派人到京沪一带活动；李宗仁也不含糊，忙派代表南下劝孙回去，孙科的答复天真极了，他说：“我姆妈要我到澳门去呢！你们却要我回南京。”于右任在穗本想劝孙科回去，他老先生也认为这局势如朝“备战”方向发展，国民党非完不可；李宗仁“虽非同类”，但他至少表面上在做“和”的工作，于右任于是决定劝孙顾全大局，不如归“宁”（南京简称），不料反给孙科挽留了好几天，这位老先生在广州一哭再哭，在黄花岗前黯然流泪时，却被新闻记者们发现，跟上一问，老先生立刻放声大哭，老泪如雨，记者们个个无法收场，为他干着急，生怕他年老体衰，支持不住。于是向他多方劝慰，找个地方喝茶休息。于右任叹道：“没料到我这把老骨头会碰到这种日子。前些时听说陈立夫在广州大哭，我不表同情，他哭活该！又听说谷正纲也在这里大哭，我也不能同情，他哭活该！又听说戴季陶在吞声饮泣，我也不能同情，他哭活该！可是今天我也哭了，不过我的眼泪是干净的。”说罢长叹。半晌，索纸要墨，当着记者们龙飞凤舞，写下一首诗，题目是《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台远望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