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位女王玛丽·都铎（Mary Tudor）五年来的统治，简直惨不忍睹。她是亨利八世（Henry VIII）元配亚拉冈公主凯瑟琳（Katherine of Aragon）之女，亨利八世弃绝两人的婚姻，迎娶了第三者——安·波林（Anne Boleyn），因为父亲对母亲的残忍，她青少年时期都在悲惨中度过。玛丽女王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自然也对父亲与罗马教廷断绝之举感到震惊；当年亨利八世在摆脱了安·波林后迎娶的第三任太太——珍·西摩（Jane Seymour），随后因密反遭到处决，她生下的儿子爱德华六世（Edward VI），成为首位信奉新教的统治者，此举也令玛丽女王大感惊讶。因此，在一五五三年，当爱德华六世年仅十五岁却不幸逝世时，正统的继承人玛丽女王，好不容易克服了新教徒打算让表亲珍·格雷（Lady Jane Grey）继位的谋反，总算在民众的呼声中登基，她也暗自盘算要恢复天主教信仰。为了要有正统天主教继位者来延续她的理念，她做出了致命的错误判断，和欧洲天主教权威西班牙的王储菲利普二世（Philip of Spain）结婚，然而这段婚姻并不受欢迎，很快玛丽女王便失去了臣民的爱戴。随后她恢复反对异端的法规，批准烧死三百多名英国新教徒，民众对她的观感每况愈下，也让她得到了“血腥玛丽”（Bloody Mary）这个绰号。在位的最后一年，英国将加莱（Calais）这块土地输给了法国，这是中世纪大陆帝国的最后一块，玛丽女王被视为罪魁祸首。经历两次假性妊娠和丈夫的冷漠，她得了重病，抑郁而终。
后人可以说，她统治过后的英国“简直糟透了”，国内充满宗教与政治纷争，英国退回到欧洲边缘小国的地位，同时也成为欧洲两大王权势力——西班牙与法国虎视眈眈的对象。英国与西班牙理论上应该联手对付法国，但因为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后，在臣民多所期待之下恢复了英国新教的地位，此举毫无意外地冒犯了菲利普二世，毕竟菲利普二世自视为反欧洲宗教改革运动领袖，并誓言歼灭各种异端。他有罗马教皇、宗教裁判所、耶稣会和西班牙在新大陆所得的庞大资产撑腰，如果被激怒，他可能变成英国的强悍敌人。当时的法国，正遭受宗教战争与内战的撕扯，但法国君主亨利二世不只占领了加莱，而且因为当时苏格兰的统治者与法国联盟，因而得以驻军在苏格兰，对英国形成巨大的威胁。时值英国国库空虚，国家财产几乎都在西班牙菲利普王子与他国兴起的战事中耗损，英国军力与军需品十分吃紧；防卫重镇与边防要塞全都破损不堪，若真的发生战事，恐怕也无力抵御外侮。
英国内部则出现许多纷争与不满的情绪。当时的英国政府负债达二十六万六千英镑，在当时简直就像是天文数字，使许多人对政府失去了信心。当年英国的人口在三百万到四百万人之间，人民才走过二十五年来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之间的拉扯，社会上宗教分歧严重。玛丽女王逝世时的西班牙驻英国大使宣称英国有三分之二的人信仰天主教；也许他有夸大其词的嫌疑，因为事实上当时的伦敦、上议院和整个政府都以新教徒为主，也绝对地掌握了公众意见。一切都由伦敦主导，英国其他地方的民众自会跟随。
国内情势不稳，民众生活不易。英国并非富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低下。地主阶级人士——许多都是在没收隐修院的财产后致富——决心扩大自己的财产版图，于是将农地转为牧羊专用的草地，制造出许多羊毛制品，羊毛制造业也成为英国经济重要的支柱。但圈地政策只让贫民更贫，许多穷人都遭到驱逐，流离失所，他们被迫离开残破的家园，往大城市流窜，加入一群又一群乞丐与游民的行列中，这也成为伊丽莎白女王年代常见的景象。曾有一度，部分宗教团体会向穷人配给救济品，但在一五三〇年代左右，亨利八世解散了这些宗教团体，使得许多修士和修女也纷纷成了街头的乞丐。市政单位却完全没有伸出援手，反而通过法令禁止穷人进城，此举全然无益。此时街头常见的景象，就是游民男女躺在脏乱的街头，像狗或野兽般待在脏污不堪的街上，而经过的人不但不同情，甚至连正眼也不瞧一下。
“显然，”一五五八年时一名西班牙观察家提笔写下，“英国现在的状况十分凄凉。”尽管民众期待着新任的伊丽莎白女王可以拨乱反正，但还是有许多人怀疑，她有没有能力解决眼前这么多的难题，更有人质疑她这个位子可能坐不久，可能根本连开始着手的机会都没有。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部分人士甚至认定，尽管她坐上王位，但她的根基不稳。从一五三三年九月七日出生那天开始，就有许多人认定亨利八世与安·波林的女儿是个杂种，尽管亨利八世的第二段婚姻有许多含糊不清之处，他依然将这个女儿放入继承人选之中。一五三六年，当安·波林因通奸与谋反被判有罪时，她和亨利八世的婚姻遭到否定，伊丽莎白也被贬为非法子女，因而在继位人选中遭到除名。后来亨利八世与女儿之间融冰，于是在遗嘱的继承顺序中，便将伊丽莎白的名字放在爱德华六世和玛丽一世之后，并通过了国会法案的验证。但亨利八世却忘了恢复她的合法身份，加上伊丽莎白疑似走向新教的倾向，许多觊觎王位的人，包括野心勃勃的外国王子和不忠诚的英国子民，都将她当成眼中钉。除此之外，伊丽莎白毕竟是女性，英国才刚经历玛丽女王统治失败的悲剧，她是史上首位女性在位者。在那所谓的家父长制年代，社会共识认为女性凌驾于男人之上违反天意也违反自然，女性被视为较差、脆弱、较劣等的生物，无法控制脾气，在以男性为主的世界中，天生就不适合掌权。当时圣保罗曾经下令，女性的角色就该在教会中保持安静，并且在家顺从地向丈夫学习。
但在那个年代，对皇室血脉的尊重大于反对女性执政的声浪，而伊丽莎白总归是伟大的亨利八世的女儿，加上几年来，许多人将情感与忠诚寄托在她身上，将她视为未来的解放者和新教的希望。当时英国最需要的，是一双坚定有能力的手，引导它走向安全的道路，让政府更加稳定安康，消弭歧见，让财政问题稳定下来，并提升国际威信。看起来这是个不可能的任务，但许多臣民依然殷切盼望她至少能够达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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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即将统治的英国，社会阶级表面上壁垒分明，每个人生下来的地位都是天意，各个不同的阶层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教养态度和穿着。这是中世纪时代的思想，新任的伊丽莎白女王欣然同意，但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地理上，其背后都隐藏了新的动力；唯物主义潜伏在各个阶层之中，激发了许多动机与竞争心理，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间增长，民众致富机会增加后，逐渐蓄积动力，获得经济复苏。这一刻的英国已不再是中世纪社会，这个国家逐渐走向政教分离之路，他们有自信，对其成就与日积月累的繁荣盛况感到骄傲不已——而这个繁荣盛况，不只让贵族得利，也让英国经济的最大支柱——商贾与自耕农获益不少。一五九〇年代时，一名波兰观光客观察到，许多英国自耕农的地位，甚至家中的餐食，都比许多波希米亚贵族更好。
伊丽莎白的子民们外表保守，但其实十分精明。他们骨子里极度迷信，相信女巫、精灵、妖精和鬼魅，也非常仰赖先知、巫师和占星家的预言。那个年代人们的死亡率很高，生活并不容易——人类平均寿命约只有四十岁——当年的医疗知识有限，冬天也比现在严寒，也常爆发瘟疫疾病，对许多人来说，日复一日无法消弭的贫穷，让饥荒迫在眉睫，这些人不仅信奉斯多葛派，还有现今人们少有的坚毅精神，对死亡也有病态性的成见。人生苦短，聪明的人就该提早准备随时可能见到天父的那一天。
伊丽莎白年代的社会最令人担忧的，莫过于女王必须维持全国的平静，让人民的生活保持秩序，但无论在城市或乡间，总有目无法纪与暴力的事件发生，深夜里在伦敦街头行走是很危险的事情。街道上常有人拦路打劫，财力上许可的人，出国时总会雇用贴身保镖。当时英国法律的规定十分严厉，伴随法律而来的刑罚则非常残酷——在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期间，光是伦敦泰伯恩刑场（Tyburn）就创下处决了六千多人的纪录，鞭刑、烙刑或戴上脚镣手铐也都很常见——但刑罚不一定能奏效。
在十六世纪英国状况最好的时候，旅行也不是那么容易。地主阶级本应负责领地道路修缮维护，但很少有人愿意，因此许多道路在天候不佳的状态下，几乎是无法通行。多数的道路都仅能让人通过或只是羊肠小道，然而在主要干道——女王的快速道路上——至少一应俱全，还有驿站，当时的外籍旅客认为这是欧洲最好的。民众通常仰赖步行或骑马，至于名媛淑女们则多半搭乘马轿。一直到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一段时间后，没有避震又不舒服的马车才开始风行，当然，这只是有钱人家的玩意儿。
到了十六世纪结束时，英国首都伦敦约有二十万人口，成了一个拥挤、肮脏又吵闹的城市，夏日疫病泛滥。但在伊丽莎白女王的执政下，伦敦开始蓬勃发展，成了经济重镇，主宰英国的贸易活动，同时伦敦城区开始扩张，延伸到中世纪时期城墙以外的地区，出现有许多教区的卫星小镇。当时的伦敦不只是贸易重镇和海港，还有许多很棒的商店，尤其在戚普塞街，许多金匠在此贩卖金制品，在中世纪时的圣彼得大教堂中央广场，也有许多知名市集。在泰晤士河畔的河堤上，贵族建起了一幢一幢的房子，房子前面的花园直接延伸到河边。每一栋贵族的宅邸都附有私人长堤，伦敦市区的交通混乱拥挤，走水路绝对比较省时省力。在泰晤士河南岸的苏里则是风化区，后来则变成了剧院区，其中最有名的剧团，就是莎士比亚圆形剧场。矗立在泰晤士河对岸的，则是森严的伦敦塔，它具有宫殿、监狱、军械库和堡垒的功能；在都铎王朝期间，伦敦塔则是恶名昭彰的贵族刑场，但这一切的险恶，也不足以阻止伦敦居民携家带眷地参观这个历史悠久的名胜古迹。
在伦敦的城墙内，有钱的商人们盖起了华丽楼房，控制了工匠与贸易公会，这些商人与他们的夫人们都穿上最好的天鹅绒，戴上金项链，以显示自己高人一等。一位当代作家菲利普·史杜伯（Philip Stubbs），赋予当时的伦敦人一些形容词——“无礼、大胆、有权有势又爱出风头”。逗熊和斗鸡是当时商人间最流行的娱乐活动。伦敦是当时英格兰最大的城市，仅次于伦敦的城市，包括诺里奇（Norwich）和布里斯托（Bristol）。
身为岛国人民的英国人，处于欧洲边陲地带，性格极度封闭又有强烈爱国心，新任的女王自然也不例外。宗教改革更助长了这样的趋势，也催生出了一个制图师和地理学家更用心记录英国国境细节的年代，俗世历史学家也开始为更多的读者悉心记录英国史。至于英语，在莎士比亚戏剧出现后更上一层楼，英国人开始认定无论是古典英语还是现代英语，都和任何世界上一种语言一样好。自一四七〇年代印刷术发明以来，原本喜欢阅读希腊罗马经典（无论是原文版或翻译版，这些经典有许多不同版本的选择）、卡斯提里奥尼（Castiglione）、薄伽丘（Boccaccio）、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当时他的书遭到官方查禁）和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识字阶层，开始越来越喜欢看书。诗作，尤其是恋爱诗广受好评。原本只有各郡统治阶层和神职人员才有的读书机会，也扩展到逐渐发展成熟的中产阶级，一五五〇年开始出现的许多公立学校，都是由非常重视教育的女王主办。这些在为英国文化盛世打下基础——尤其是戏剧——一五八〇年代和一五九〇年代，由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爱德蒙·斯宾塞（Edmund Spenser）和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带领开始蓬勃发展。
在十六世纪前半段时，开始流行起让出身书香门第的仕女们，和兄弟接受一样的教育——毕竟伊丽莎白女王也从这种平等教育中获益不少——但在一五六七年时，卡斯提里奥尼出版了《宫臣》（The Courtier）一书，这股风气从钻研学术转为训练社交技巧。社会赋予这些出身良好的年轻女子懂阅读、会写信、知绘画、谱写音乐、能做女红和跳舞的期待——这些训练全都是希望能提升她们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不过，女王身边的侍女们还是得要饱读诗书、博学多闻，毕竟宫廷依然是文化发展的中心。
伊丽莎白时期多数的艺术作品，都反映了英国民众对上流阶层与中产阶级向往的品位。人物肖像画蔚为流行，但当时的画风重于精致描绘华美的衣服，而非稍早前由小霍尔班（Holbein）和沃尔斯（Eworth）带起的现实派肖像画风。此外，小霍尔班还将细密画引进英格兰，但一直到尼可拉斯·希利亚德（Nicholas Hilliard）出现后，才让细密画成为一股流行风尚，而这股流行风尚成为一项英国传统，至今依然颇受欢迎。
建筑美学逐渐普及：这是贵族建筑的年代，许多旧式的建筑都被翻新或重建成英国文艺复兴式风格。它们充满古典设计、雕像装饰、带状雕刻、高耸的烟囱、有竖框的大窗、雕花栏杆、装饰复杂的柱子和意大利风格的外观。中古世纪的坞堡与城堡不再流行；枪眼、看守小屋和壕沟纳入文艺复兴式的设计后，则完全只有装饰之用。
每一栋华丽的建筑中都一定会有墙上装饰着挂毯与家族画像的长廊，各个房间里则有各种华丽的大理石装饰、壁画、布轴式的镶板、美丽的石灰天花板、彩色玻璃镶板及用各种徽章装饰的大型角窗与窗台。在建筑装饰中，处处都可以看到许多具有象征性的徽纹。房间里的家具，常以英国橡木制成，再以真皮或天鹅绒装饰于外，银镜、挂有精致刺绣帐的好床，有时会用小键琴来作为装饰，这也反映了在女王的带领下，当时对纯演奏室内乐的狂热。音乐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最重要的艺术现象，加上汤玛士·摩尔利（Thomas Morley）、约翰·威尔比（John Wilbye）、托马斯·威尔克斯（Thomas Weelkes）和约翰·道兰德（John Dowland）的歌谣与小调，刺激并启发了汤马士·泰利斯（Thomas Tallis）和威廉·拜尔德（William Byrd），写出了英国国歌。
这些雄伟的建筑周围的花园和外围比较不起眼的房子，得到许多外国人士的好评。现在很难找到原汁原味的伊丽莎白式花园，但依据当时的记录，我们可以清楚发现，就算一般料理用的香草或药草有增添风味或提炼药物的实用性，但当时的人依然认为酒庄、果园或花圃中拥有罕见又不寻常的植物绝对更重要也更漂亮。时髦的花园可以为建筑的气氛大大加分，另外当时的人建筑设计的一环，还包括建筑周围的石墙或厚厚的角树树篱，就连角度都得计算进去。可以遮阴的乔木、充满传统风味的水缸或雕像，就是完成建筑氛围的最后一笔。
伊丽莎白时期的衣着有特别的艺术形式。人们过去从未如此注重时尚。男性习惯穿贴身的紧身上衣，搭上立领，薄麻布或棉布底下则有垫肩，颈部则有皱边装饰。随后，皱边装饰则被浆得硬挺的环状领取代。男性常穿及膝的灯笼短裤，里面会塞马毛，有时看起来十分可笑，让他们穿着长筒袜的腿看起来像两根竹竿。只有小腿匀称的男子才适合穿灯笼裤。当时也流行短版斗篷，斗篷上缘就固定在立领上，而帽子则要有夸张的羽毛装饰出轻快的感觉。除了剑与匕首外，伊丽莎白时代重视时尚的男子，都喜欢在身上任何地方，装饰各式各样的刺绣、编织和珠宝。
这一时期，女装的部分只有细微变化，但依然以夸张地展现女性曲线为主。前面十几年流行的方形领口，依然是主流，但那几年流行在里面加穿刺绣衬裙，因此一直到十六世纪末时，女性才再度在潮流的带领下露出胸口。女性与男性一样流行穿环状领——一开始只是小皱边，后来演变成一五八〇年代大如车轮的夸张环状皱边领，一五九〇年代再演变为胸前开口的流行设计，后面演变出来的设计，通常是以薄纱为主的领圈。女性的裙子也变得更大更宽，这一切都要感谢来自西班牙的鲸骨圆环，也就是用鲸鱼骨或细铁丝来支撑裙子。女性上半身则会穿着紧身衣，将腰部收成锥形。对此，一则风趣妙语说道，宫廷中的仕女们，看来就像是被绑在钟上的鸡。
袖子——和礼服并不相连——都是全长的，通常布满刺绣，或是十分蓬松以展现底下穿着的细致薄麻布。无论气候如何，制作服装的材料通常采用丝或天鹅绒，当时的人们也常穿戴珠宝——包括发饰、项链、珍珠项链、手环、戒指、领针、胸针、香盒、腰带，有时甚至将装饰有珠宝的书挂在腰间。许多女性都会化妆，也常用含有铅或砷成分的化妆品来改变肤色。化妆品常常被用来遮掩天花的痕迹，毕竟在当时，天花是很常见且人人都怕的疾病。
尽管眼光有些狭隘，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依然放眼海外新世界。十六世纪可以说是英国探索与冒险的年代，许多人都想往海外发展，包括在弗吉尼亚州第一个建立海外殖民地的华德·莱礼爵士（Sir Walter Raleigh），他以女王为这块土地命名，以及环游世界的弗朗西斯·德瑞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
在英国境内，贸易持续蓬勃发展，各项产业也逐渐兴盛。来自欧洲大陆的新教难民们，为英国带来了蕾丝制造、丝绸纺织、雕刻、针线活等产业，毛料产业也持续扩大版图，为更多人带来了财富。一五六三年颁布的工徒令，是一份长期的强制契约，为工业和农业都带来稳定的契机。
然而商业上的成功也带来了副作用。追求财富、土地与权力，让多数人只在意自己的权益，完全不考虑大众的福祉或是弱势族群的需求。那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年代，政府也十分腐败。宫廷成了有心人士瓜分权力的地方，许多人靠着贿赂便修改了法令。
富人生活无虞。当代作家菲利普·史杜伯透过观察，发现：“在这个年代，如果餐桌上不是满满一桌各式各样的肉类而且每一道都还有酱料来相衬，那么它们就不会被视为正式的餐点。”人们非常愿意砸大钱购买昂贵的进口香料，因为那个年代都在秋天进行屠宰，再将所得的肉装桶腌渍，才能撑到春天，这些经过冬天长期贮存的肉类，急需香料来遮掩强烈的气味。无论哪种年纪或阶层，都会以啤酒取代水饮用，也常从欧洲大陆进口好酒。喝醉是常有的事，因此最常见的方法，就是不将酒放在桌上，转而放在餐具柜上，希望人们不要喝太多。
华德·莱礼爵士是第一个从美洲进口烟草到英国的人，他也因此极受称颂，但在一五六六年将大麻带进英国的，则是约翰·霍金斯。到了一五九〇年代时，抽烟斗是个昂贵但常见的事情——一盎司烟草要价三先令。但似乎是所有的人都会抽烟——无论是王子、臣子、贵族名员、士兵或水手都一样。
这就是伊丽莎白·都铎时期的英国。当她正式登基时，子民对她知之甚少。在严酷的环境中成长，幼年时期充满灾难与不确定性，至少两度陷入生死交关的考验，使她懂得了一定要有自己的支持者，懂得隐藏情绪并仰赖聪明智慧而活。她善于尔虞我诈、掩饰自己、支吾其词，也懂得如何陷害他人，这些都是文艺复兴时期君主必备的特质。到了二十五岁，她终于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尽管在她的生命中充满了一个又一个的约束，但她早已决心维持自己的独立自主。从姐姐的错误中学习，也下定决心绝不要重蹈覆辙。她认为自己与人民在同一阵线，也会为民众的共同利益努力。她为陷入危机的国家带来了和平与稳定。她细心呵护着英国，就如一位母亲呵护着孩子。因此，她相信，神会留给她一条生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