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经常看到，某某人虽然资质平平，但因为背后有强大靠山的支持，做事往往十分顺利与成功。
——佚名
依附吴长庆起步
袁世凯在宦海中的进步主要是依靠自己的才能与努力，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离开诸多贵人的相助，相信他也不会取得成功。
袁世凯宦海生涯的起步是从吴长庆那里开始的，吴长庆是袁世凯第一个相助的贵人。没有吴长庆的提携，袁世凯根本不得其门而入，事实上，在袁世凯投奔吴长庆前，他曾屡屡碰壁，连谋个小官都不得门路。
吴长庆是淮军名将，是李鸿章在淮军中的一根重要支柱。他是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的盟弟。两人从相交到相知再到换帖定八拜之交，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
咸丰年间，太平军把庐江城团团围住，当时任庐江地方团练武装首领的是吴长庆的父亲吴廷襄，大兵压境，庐江县城危如累卵，吴廷襄派儿子吴长庆星夜潜出重围，飞马赶奔宿州袁甲三那里求援。袁甲三统领重兵，正在和捻军对垒，是否驰援庐江呢？袁甲三有些举棋不定，于是询问随军征战的儿子袁保恒、侄儿袁保庆，袁保恒认为强敌环伺，如果分兵救援，就会引火烧身，导致太平军和捻军两面夹击，落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主张按兵不动。而袁保庆的意见和袁保恒相反，他认为吴廷襄一介士绅，敢于抗击来犯的太平军，力薄垂危，如果前去援救，保全庐江，则可以互为依恃，如果见死不救，听任庐江失陷，则唇亡齿寒，对自身也不利，因此力主出兵相救。双方争持不下，袁甲三也犹豫不决。几天后，庐江县城到底孤城难守，城池陷落，吴廷襄死于乱军之中。
吴长庆得知父亲的噩耗，悲痛欲绝，他恨透了极力阻止袁甲三发兵的袁保恒，两人从此绝交。吴长庆对力主出兵的袁保庆非常感激，他和袁保庆换帖拜盟，两人结为盟兄弟。吴长庆从此投身从戎，因为他作战勇猛，很快成为淮军的一员名将。
战争结束后，袁保庆在南京任江南盐运使的时候，吴长庆正好也带兵驻扎在和南京一江之隔的浦口，两个盟兄弟时常互相走动，关系越发亲密，袁保庆的公子袁世凯也备受吴长庆的宠爱，以至视如己出。
后来，吴长庆率部移驻山东登州，受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赏识，督办山东海防，在军界也算得上是一位宿将。
由于有着这层关系，袁世凯科举落第后，决定投笔从戎，便前往山东投奔吴长庆。
吴长庆收留袁世凯是为了报答义弟袁保庆。但袁世凯却抓住这个机会，在吴长庆奉命率兵入朝平叛中崭露头角，从此，他对人生命运的把握由被动一跃转为主动，从此开始了他飞黄腾达的仕途。
得李鸿章提携升迁
如果说是吴长庆把袁世凯领进了无边宦海中的话，那么，袁世凯在官场上掘得的第一桶金，则是拜李鸿章所赐。
李鸿章是继曾国藩之后支撑清王朝大厦的淮军集团的领袖。当时，李盘踞北洋，掌握着清政府的军事、内政大权，包办外交，对外守定妥协和戎的方针，比其他官僚人物更能得到列强的信任与赏识。到19世纪80年代，他已经成为清政府中最有实力和地位的人物。以他为首的洋务集团，是一个由军人、官僚、买办组成的庞大的混合体。当时，凡想要做官，或已经做官而想升官的人，大都要走李的门路。
李、袁二人直接发生关系始于1884年朝鲜甲申兵变时期。该年，由于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为巩固北洋防务，命令吴长庆从朝鲜撤回3营清军，驻扎辽东半岛金州，其余3营仍留驻汉城，由记名提督吴兆有、张光前统带。袁世凯得李鸿章奏荐，被任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一跃而成为驻朝清军的重要人物。
1884年，朝鲜“开化派”在日本公使的支持下发动“甲申兵变”。袁世凯一面会同吴兆有上报李鸿章，要求派兵来朝鲜，一面随机应变，果断处置了这场事变。
1885年，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天津，和李鸿章谈判“中日冲突”问题。伊藤博文在此期间提出了惩办袁世凯的无理要求，李鸿章始终不肯接受，最后依据李鸿章的折中办法，以其私人名义“行文戒饬”袁世凯了事。至此，袁世凯所谓“擅启边衅”的责任由李鸿章完全推卸。一场变幻险恶的宦海风浪总算躲了过去。
当时，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大都由李鸿章制定。自从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以后，李鸿章一直劝导朝鲜政府在外交上采取“以夷制夷”的方针，即与英、美等西方列强通商，借以牵制日本，兼顾杜绝俄人之窥伺。结果，随着与西方列强“通商”而来的，是各国侵略势力的深入，而受害者总是朝鲜和其宗主国——中国。“牵制”政策反映了落后的清政府在维持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无可奈何的主观选择。在列强的不断侵略面前，这一政策的破产是必然的。
1885年，清军从朝鲜撤出以后，沙皇俄国趁机插足，其驻朝公使韦贝勾结闵妃集团，控制朝鲜军队，妄图变朝鲜为俄国的“保护国”。朝鲜政局更加动荡。李鸿章为了维护中朝“宗藩关系”，采取果断措施，起用“足智多谋”的袁世凯，接替“忠厚有余，才智不足”的陈树棠，为驻朝商务委员。李鸿章认为袁世凯是一名后起之秀，这是袁世凯很快又被起用的重要原因。对于袁世凯，李鸿章是抱有厚望的。李鸿章认为袁胆略兼优，能识大体，前随吴长庆带兵东渡，久驻王京，壬午、甲申两次定乱，情形最为熟悉，朝鲜新旧党人咸相敬重。若令他前往接办，必能措置裕如。李鸿章不希望袁世凯接任驻朝重任后，蹈常袭故，单纯照料商务，而是企图通过袁世凯加强对朝鲜政治上的控制，所以他在奏折中又要求清政府提高袁世凯的权限。根据李鸿章的建议，10月30日，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知府分发，尽先即补，俟补缺后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
李鸿章对袁世凯的提拔与重用，使袁世凯一度感激涕零，他在1885年10月25日给其二姐的信中说：“弟年少识浅，不料蒙太后留意，诸亲王、军机大臣、中堂推重，如此知遇，更有何言。”“弟年未三十，名扬中外，大臣推重，九重垂青。亦大喜事，乞详禀堂上，毋以为念。”袁保龄也感到此次“擢太急，任太隆”，上书感谢李鸿章：“两世受恩，一门戴德。”同时，指示袁世凯继续好好努力，戒骄戒躁，将李鸿章交代的事情认真办好。
袁世凯接任朝鲜交涉通商事务，成为中国在朝事务的最高代表。袁世凯此去朝鲜任职九年，李鸿章作为其顶头上司，让袁世凯得到了充分施展本领和历练的机会。袁世凯在朝鲜期间，极力维护宗藩关系，推行了一些改革，从而遭到图谋吞并朝鲜的日本殖民主义者的忌恨，也引起了在朝鲜的另一派权要所不满。当他们要求清政府调回袁世凯时，李鸿章力保并告总署说：“若轻信谣啄，而使任事者抱不白之冤，以后稍知自好顾全国体者，孰敢蹈此危机哉！”“袁道驻韩四年，遇有韩与他国交涉，尚能悉心襄助，随事调护，案据具在，未始无裨大局，自不能因韩王及各国嫉忌，轻于撤回，致堕敌谋，而失大体。”1890年正月，李鸿章办理朝鲜商务请奖时还奏：“朝鲜每遇交涉事件，在廷群小，多嗾西人从旁谗越，巧为挟制，唆使该国自主。经袁世凯等扼定朝鲜系中国属藩，每暗为筹画，设法知道驳正，以存体制。袁世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体，独为其难。拟请旨免补知府以道员分省归候补班尽先补用，并加二品衔。”缘此，袁世凯嗣于1893年3月补授浙江温处道实缺，复经李鸿章奏留继续在朝鲜供职。对于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呵护有加，袁世凯家族自然是感恩戴德。袁世凯的三哥袁世廉在家书中说，李鸿章对他们兄弟“待如家人”，“傅相知遇之隆，虽肝脑图报，亦说不了”。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攻袁者认为袁氏酿成兵衅。但李鸿章责任自揽，并未诿过于人。中日马关订约以后，恭亲王奕訢还追问李鸿章：“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李鸿章仍是保护袁世凯，说：“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可以说，李鸿章是袁世凯仕途初期时的福星与领路人，袁世凯能够早年在朝鲜发迹，李鸿章的提携与保护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傍上贵人荣禄
荣禄是满洲正白旗人，慈禧太后最为信赖的人物。袁世凯能够小站练兵，就是因为李鸿藻、荣禄两大靠山的鼎力推荐。
甲午战争后，在满人中，慈禧最看重的就是荣禄。她想让荣禄掌管军队，成为李鸿章那样能够支撑大局的人物。袁世凯甲午回国，志在夺得训练新军的权力，除了翁同龢、李鸿藻他倾心投靠外，他更想攀上荣禄这棵大树。因为，在袁世凯看来，清流虽有声望，掌握当时的舆论，但他们缺乏实际力量，而且爱惜名誉，有些事他们是不肯做的。袁世凯认为，政治是多方面的，须得泥沙俱下，一方面结交清流，另一方面更要抓紧有实际力量者，只有拥有荣禄这样的人做靠山，才能做到万无一失。
果然，袁世凯到小站上任不过半年，就遇到了几乎断送他政治前途的麻烦。先是，御史彭述奏劾新建陆军各军营近来有军官层层盘剥，克扣军饷的弊端，引起了光绪皇帝的震怒。5月13日，光绪皇帝下谕旨申饬、警告各军将领，“如再有借端苛派等弊，或经纠参，或被告发，定即严行惩办，决不宽贷”。袁世凯当时正忙于在天津开设德文、炮兵、步兵、骑兵等随营军事学堂，不想不久之后又有个叫胡景桂的御史参奏他“徒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谬妄，扰害一方”。
小站的新军是朝廷下了最大决心，予以最丰厚的饷粮，配备最精良的军械，寄予了最大期望的一支部队。光绪皇帝在批准由袁世凯督练新军时，原本就不太放心，故谕旨中有“倘仍蹈袭练勇和绿营的习气，唯该道是问，凛之慎之”的警告。为时不过半载，就出现了御史参奏的事情，光绪皇帝于是决定派大员严查究竟。5月28日，光绪下旨，“著荣禄驰赴天津，将该员督练洋操一切情形，详细查明。能否得力？断不准徒饰外观，毫无实际。其被参各节，是否属实，一并秉公查实具奏”。
袁世凯及新建陆军此时由督办军务处节制，是清廷直辖的部队。但小站位于天津近郊，如系一般的参案，就近委派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查办就可以了。荣禄当时还只是北京步兵统领，负责京师的治安，本管不到王文韶地盘上的事。但荣禄是督办军务处中力荐袁世凯的大臣之一，又素称懂得军事，还是慈禧太后的亲信，由他到小站亲自看个究竟，可以使各方面都放心。为此，6月4日，荣禄被任命为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以便事权相侔；其原任的步兵统领一职，由麟书署理。
此次查办袁世凯案，当时任职兵部，随同查案的陈夔龙在其所著的《梦蕉亭杂记》中详述了查办过程的始末：
甲午中日之役失败后，军务处王大臣鉴于淮军不足恃，改练新军。项城袁君世凯，以温处道充新建陆军督办。该军屯兵天津小站，于乙未（1895年）冬成立。当奏派时，常熟（翁同龢）不太赞同，高阳（李鸿藻）主之。谁知成立刚数月，天津的官绅啧有烦言，说袁君办事操切，嗜杀擅权，不受北洋大臣节制。高阳（李鸿藻）虽不护短，因系原来保举之人，不能前后说法自相矛盾。于是示意同乡胡景桂御史，搜集整理了多款（予以）参奏。奉旨命荣文忠公禄驰往查办。文忠当时官居兵部尚书，约我同行。刚抵达天津，直督王文勤公文韶传令，所辖淮、练各军排队远迎，旌旗一色鲜明，颇有马鸣风萧的气象。在津查办机器局某道参案完毕，文忠驰往小站。该军仅七千人，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整肃精壮，专练习德国操。马队五营，各按方向辨色，较之淮练各营，壁垒一新。文忠默默查看，对我说：你观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我说素来不懂军事，何能妄加评论。但看表面，旧军的确不免有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独开声面。文忠说：你说对了，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待参奏的条款查完，仅是擅杀营门外卖菜佣人一条，已可以遭到严谴；其余各条，也有轻重不同的出入。我起草拟复的奏稿是交部议处。文忠说，一经过部里评议，最轻也是撤职的处分。此军刚刚成立，难以更换生手，不如请求恩典暂且从宽议处，仍命其严格操练，以鼓励将来。复奏上，获旨允许。当时高阳已病，仍带病上朝，看了文忠的覆折，神色不快。
荣禄任职兵部仅四天，就启程赴天津。8日到天津，午后方对直隶总督王文韶谈了所要查办案件的详情，9日即赴小站，可见此次的查办带有突然袭击的性质，袁世凯事先并不知道。如果没有平时的严格训练，绝不可能有荣禄等人所见到的壮盛的军容和操练受到赏识的事情，所以，袁世凯在小站练兵，荣禄认为是名副其实，其保全、爱护乃至收为己用之心已经溢于言表。
据《德宗实录》所载，荣禄的复奏是：“袁世凯被参各款，均无实据。”根据荣禄的报告，光绪皇帝下旨：“即著毋庸置议。”在给朝廷的查办报告中，荣禄重点汇报了新军训练之精、军容之盛，同时也挑了些枝节性的毛病以做搪塞，如委任的官员太多，与王文韶沟通不够等，所以谕旨中才又有这些勉励与警策之语：“袁世凯勇往耐劳，于洋操情形亦尚熟悉，第恐任重志满，渐启矜张（骄傲自大）之习，总当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之心，以副委任。至（于）委任人员太多，费用太滥（浪费），尤其应该严加审慎选择，不要虚名浪费。王文韶近在天津，该道必应随时禀商办理，该督亦当就近考察。总期精益求精，全成为劲旅，使御侮确有把握，以符合朝廷实事求是之意。将此谕告之王文韶，并传谕袁世凯知道。”
值得注意的是，陈夔龙把袁世凯的被参，归结为李鸿藻的授意。李鸿藻为何对自己前不久还极为欣赏之人，处以此种狠毒手段，颇有令人不解之处。仔细分析起来，问题可能出在徐世昌身上。徐世昌留翰林院任编修之后，一直备受兼任翰林院掌院李鸿藻的冷遇和压制，原因是李认为徐虚伪矫情，而徐世昌也就成了不受待见的“黑翰林”。袁世凯十分念旧，知道了他这位“大哥”的窘况，聘请徐到小站任职，许以丰厚的薪资，这就在无形之中得罪了李鸿藻，于是便有了这次参奏事件的发生。
不仅如此，在不久的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又是借荣禄之力，躲过了一次更大的灭顶之灾。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维新变法运动。在“百日维新”中，帝党与后党争夺军权的斗争亦相当激烈。由于袁世凯曾参加过强学会，帝党就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光绪帝授之以候补侍郎衔，委以专办练兵事务之权。然而，与帝党相比，后党则势力庞大，把握着从中央到地方重要部门的职位。在维新运动之初，慈禧太后就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后来又调任兵部尚书，将北洋军权掌握在荣禄一人之手。袁世凯凭他多年在官场的经验，权衡再三，认定帝党注定无法成功，终致在关键时刻背叛了帝党，向荣禄告密，从而导致维新运动彻底失败。
虽然袁世凯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对慈禧太后的忠心，但满洲新贵仍以袁世凯参加过强学会为由，攻击袁世凯“既同谋而又出首，首鼠两端”，要求重治其罪。但是，荣禄却因袁世凯的告密而对袁世凯信任有加，声称“袁乃我的人，无所谓首鼠两端”，并且在慈禧太后面前“以身家保之”，这样，袁世凯才仍得以安其位。荣禄的力保也使袁世凯赢得了慈禧太后的青睐，慈禧太后特别召见他，准其在西苑门内骑马，并赏银4000两。从此，袁世凯不但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还与大清国的最高掌权人慈禧太后拉上了关系，势力更加壮大了。
在两次动荡中，袁世凯都是借荣禄之力，才避过了对手的攻击，因而也就愈加依附荣禄。
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说：
袁世凯统武卫军，归荣禄节制，虽倔强不敢自恣。尝遣人密至京师觇荣禄动静，得其一言以为喜戚，如安禄山防李林甫然。
戊戌政变后，袁世凯立即向荣禄献策，以京畿地区五大军合编为武卫全军：以宋庆为武卫左军，以袁世凯为武卫右军，以聂士成为武卫前军，以董福祥为武卫后军，其中军由荣禄自领之，兼总统武卫全军。袁世凯主动将新建陆军并入武卫军，既可摆脱孤立无援的局面以避风险，又可得到荣禄羽翼，巩固自己的地位，且可以满足清廷“集权中央”、“将主帅统辖的权力付与满人”的做法。袁世凯此举，十分高明，既规避了风险，又讨得了荣禄的欢心。不久，荣禄即保袁世凯升为工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仍让他专统率武卫右军，所部增至1万人。
1899年夏，多年积累的中外矛盾、官民矛盾不可调解，义和团运动终于在山东爆发。由于山东巡抚毓贤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个事件，结果，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境内迅速燃成了燎原之势，几乎每个村庄都建起了拳场。面对山东动荡的局势，袁世凯多次向荣禄陈述自己的看法和解决山东问题的意见。荣禄认为袁世凯有魄力，是解决棘手问题的能手，因此，他竭力保荐袁世凯任山东巡抚。于是，12月6日，清廷发布了派袁世凯接替毓贤，署理山东巡抚的上谕。
对于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来说，1899年又是一个吉凶不测之年。这是因为，由于慈禧太后与列强不和，一场新的战争在所难免。袁世凯及新建陆军开赴山东，直接使袁氏集团在不久发生的庚子事变中躲过了一场危及本集团生存与命运的危机。因为，此时袁世凯及所部如果还在天津小站，那么庚子年八国联军向中国开战，首当其冲之地便是天津与直隶。袁世凯如果不与洋人开战，就是奉旨不遵，官运不但没了，就连脑袋能不能保住还是个问题；如果奉慈禧太后之命与联军开战，则不但胜利没有把握，就是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一点政治本钱也会在这场战争中损耗殆尽。况且即使自己没有战死，辛丑议和后自己还不是充当清廷的替罪羊而被押上断头台吗？由此看来，袁世凯能于1899年督抚山东，就不仅是袁氏集团开始发展的一步，更使这一集团躲过了一场即将到来的灭顶灾祸。从这一点上说，荣禄真可谓是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最大的福星了。正因为袁世凯及其团体及时离开了当时政局的是非之地天津，才使他于此时在两难境地、复杂局势面前能够从容考虑与应对，做到慈禧太后与列强两边都不得罪，从而为日后他的官星高升打下基础，为北洋集团在万难境地中争取到了一片生存的空间。单就这一点来说，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发展实际上也不是如常人认为那样来之容易的。
打造庆袁同盟
奕劻系乾隆皇帝十七子永璘之孙，本是永璘第六子绵性的长子，后因永璘第五子绵悌无嗣，奕劻遂过继给绵悌为嗣子，1850年袭辅国将军，1884年晋升庆郡王，十年后又晋升庆亲王。奕劻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不断晋爵，由一个出于远支宗室最低爵位的辅国将军一路飙升为亲王，同时，还不断被委以重要官职。1884年，慈禧在把奕訢赶出总理衙门后，命奕劻管理总理衙门。第二年，又命他会同醇亲王奕澴办理海军事务。1900年，奕劻会同李鸿章与列强办理和议，身价倍增。第二年当总理衙门应列强要求改为外务部时，奕劻仍总理部事。奕劻在议和中，千方百计为慈禧开脱罪责，使慈禧逃脱了列强的惩罚。因此，1903年，慈禧又授其为军机大臣，不久成为领衔军机大臣，仍总理外务部。接着，又命其总理财政处、练兵处。这样，到清朝末年，奕劻竟一身而兼数任，集中央的行政、财政、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奕劻在庚子议和中，一方面保留了慈禧的统治权，同时又极大限度地满足了列强的其他要求，各国列强因此而成为其坚强的后台。奕劻内依外靠，权倾朝野，显赫不可一世，于是肆无忌惮地卖官鬻爵，公开收受贿赂，聚敛起巨额财富。他的贪赃枉法，引起世人不满，统治集团中也不断有人弹劾他，每次都因慈禧的庇护得以逍遥法外。慈禧不怕奕劻贪污，就怕奕劻家族凯觎皇位。当庚子事变慈禧西向逃亡时，列强各国指名要奕劻回京议约，慈禧虽命奕劻入京，但毫不留情地将奕劻眷属全行挟去作为人质，以防奕劻图谋不轨。慈禧回来后，对奕劻与手握兵权的袁世凯的密切关系引起警觉。慈禧一度想将奕劻开缺。但是，事情还没办，消息倒泄露了出去。得到消息的外国记者将这件事在伦敦的报纸上披露出来，英国驻华公使立即前往外交部讯问，大有干涉之意，慈禧只好来个矢口否认。慈禧欲罢奕劻而不能，无可奈何中，将载沣补入军机处，以分奕劻的权势。慈禧的如意算盘，因载沣的庸懦无能而落了空，终慈禧在世，载沣一直是一个“伴食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