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柳青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1881年，袁世凯投奔吴长庆。
此时，吴长庆正率领庆军六营驻扎在山东登州，督办山东海防，对于袁世凯冒昧来投，感想并不甚佳。然而，看在曾与袁保庆是盟兄弟的情面上，吴长庆还是把袁世凯留了下来，并每月给他10两银子作为零用钱，叫他在营中好好读书，并指定学识渊博的幕僚张謇作为袁的老师，为其授课。
袁世凯乘兴而来，志在大用，看到又让他去读书走科举做官的老路，不免大失所望。
张謇在回忆教授袁世凯的学业时说：“謇曾命题，课以八股，则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謇既无从删改，而世凯亦颇以为苦。”但是，“偶令其办理寻常事务，却井井有条，似颇干练”。以袁世凯的秉性，张謇的评论，是切中袁世凯其人实际的。
对于吴长庆让他读书，继续走科举道路这件事，袁世凯流露出不满的情绪，他曾经向张謇抱怨说：“我家中有田可耕，此来不是为了糊口。我以为中国现在受到列强压迫，法兰西侵略安南，扰吾南洋沿海，指顾之间，战事将起，假若对法失败，则列强或将群起瓜分。我当初因吴公任膺海防重镇，需才必多，正是大丈夫报国之秋，不料到此以后，见吴公温雅如书生，并无请缨赴敌之意，谅我亦不甘于久住也。”
作为一个22岁志在四方的热血寻梦青年，袁世凯这番慷慨陈词，应该是直率情真的流露，而不是脱口而出的大话，连张謇听后也不觉大为动容，遂劝他既来之则安之，少安毋躁，等待时机。
吉人自有天相。
1882年，在袁世凯投奔吴长庆的第二年，机遇女神就开始垂青袁世凯。这一年，中国藩属国朝鲜因王室统治集团内部争斗引发了壬午之变，日本趁机准备插手，消息传来，清政府命令吴长庆迅速带军前往平息。吴长庆仓促奉命，事多杂乱，把前敌营务筹划工作交给张謇办理，张謇遂令袁世凯帮同办理。袁世凯这时虽有一般表现在青年人身上的诸种傲视一切、自视甚高的缺点，但他确实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办事之才。张謇让袁世凯去采购军中各种急用物品，期限六天，但袁世凯用三天就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对于此次朝鲜之行，袁世凯已经认识到了它对于自己前程的重要性，他也正希望借此一展才干，“乘长风破万里浪”。行前，他在家书中写道：“弟限于资格，中原难期大用。抵高丽，能握兵权……既建功业，不愁朝王李熙之不我用。”在这封家书中，袁世凯已经计划好了到朝鲜要做好的两件大事：一是整军经武，不让小邦所轻视；二是削平内乱，恢复朝鲜稳定的政治局面。他甚至极其自信地写道：“李熙，庸主耳，无能为，夺其政权归我掌握，犹反手也。”这样的想法，就是统兵大帅吴长庆都不敢想，这个茅庐还未走出的年轻人却已经方案在胸了。这件事，初步显露出了袁世凯不同常人的雄才大略。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袁世凯这个晚清时期的陈涉，其心中此时肯定也充满了种种激情与呐喊。
初显治军才华
既然胸怀大志，对于这次随军入朝，袁世凯自然显得意气风发，他急于欲步东汉班超之路，在朝鲜这片异域的广阔天地上，为国家有所作为一番。
袁世凯也确实具有超于常人的胆识。早在1882年春节，袁世凯就已经因处事果断而得到了吴长庆的肯定。当时，因为春节，营中循例放假数天。远离家乡亲友的士兵，利用假日，或是逛游市镇，或是聚赌于营盘。一些士兵赌着玩着，偶因一语不和，分成两帮，每帮有几十口人，相互争吵、殴打，最后竟发展到彼此开枪的地步。事情越闹越大，互不相让，双方都有一些人负伤。由于营官都回家过年去了，营中无人出面制止。如果不马上设法制止，事情就可能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大凡人们遇到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第一想法往往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最好的办法就是远远避开，装作视而不见。因为，如果处理不当，风险还要自己承担。何况，弄不好还要担上个“狗拿耗子，多管闲事”的嫌疑。但是，袁世凯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并没有退缩，在营中秩序无人维持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大胆地假传统领命令，带领亲兵赶到出事地点制止动乱。查明真相后，他立即把肇事为首者就地正法，干脆圆满地了结了这场械斗。事后，他向吴长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就自己专擅杀人向吴长庆请罪，吴长庆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嘉奖他具有应变之才，欣赏之余，对他也日益信任起来。
可是，刚刚出道的袁世凯这时并不知道，他因为急功扬名已经动了别人不能动的奶酪。权力是官员们的尊严，是官员们的生命。袁世凯一不小心切了一块别人的蛋糕，侵犯了营官统带们的敏感地带。这些人销假回营后，一时不好找袁世凯讨回这笔账，但他们却在等待问罪的机会，这为以后他们在吴长庆面前诋毁袁世凯埋下了祸根。
袁世凯在进军朝鲜的过程中，突出地表现出了他的治军才华。
当时，庆军和其他淮军一样，在镇压捻军之后，久习安逸，暮气沉沉，军纪败坏。当奉命东征之日，官兵有借口请假者、开小差者，思想紊乱，行动拖拉。吴长庆对此甚为担忧。当庆军于8月22日晚集结于朝鲜的南阳港时，朝鲜国王派来的向导亦已到达。吴长庆命令一营为先锋，立刻登陆。该营统带竟借口士兵连日劳累、晕船，要延缓登陆，拖延不发。吴长庆大怒，立即将该营统带撤职，根据张謇的推荐，任命袁世凯代统该营，以期在袁世凯的统领下迅速登陆，并给予令箭，如有不服从命令者，即行正法不贷。袁世凯对此十分兴奋。他接受命令后，慷慨激昂，雷厉风行，与丁汝昌身先士卒，按时登了陆。他“赤足履沙石行里许，迨登岸，两足皆破裂”，丁汝昌笑着说：“纨绔少年亦能若是耶？”从此对袁另眼相看。
庆军登陆后，弁兵纪律松散。他们散布民间，奸淫掳掠，使得民心惶惶。面对此种形状，袁世凯向吴长庆建议：“王师戡乱，纪律若斯，遗笑藩封，玷辱国体”，力主从严惩处，并且毛遂自荐，请准其负责维持整饬军纪之任，得到吴长庆的同意，并许以便宜行事之权。
袁世凯宣布：凡各营官兵擅入民宅骚扰者斩无赦。他组织整饬行动队，亲自率领日夜巡查，把违法者7人立即正法，撤办了管束士兵不严的官弁数人。经过他短期的整饬，军纪大有好转，将士慑服，秋毫不敢有犯，庆军声威重振。这样的结果，连吴长庆也未想到，他忍不住连连夸奖他这位世侄说：“好孩子，好孩子！你真不愧为将门之后。”
庆军的任务是平息兵变，而兵变的实际“首祸”是大院君李昰应，必须惩办他方能了事。张树声根据马建忠和吴长庆、丁汝昌等人的建议，决定采取速执李昰应，使国王“复权定乱”的方针，由吴长庆具体执行。8月25日，庆军进驻汉城近郊。吴长庆根据金允植的建议，对于大院君“先以好言诱之，然后图之”的办法。经过周密的安排，26日，吴长庆、丁汝昌和马建忠联袂晋谒大院君，“以好言诱之”。大院君不知其中计谋，次日，前来庆军驻地进行答拜。吴长庆事先命令袁世凯密为部署。及李昰应来营答拜，护从甚盛。袁世凯阻其护兵于门外，引导李昰应单独入内，与吴长庆笔谈。李昰应寒暄毕，觉有异。用笔交谈道：“将军将做云梦之游耶！长庆犹豫不忍发。世凯握刀在侧曰：‘事已露，迟则生变’，即命人挟昰应入肩舆”，由丁汝昌挟持经马山浦登轮秘密押解到天津。清政府将他幽禁保定。
入朝之前，袁世凯只是一个普通的幕佐，但在镇压朝鲜兵变中，他迅速脱颖而出，锋芒毕露，大显身手，得到了中、朝人士的赞扬。由于他的杰出表现，吴长庆在向李鸿章汇报时，特意为袁世凯请奖。吴长庆说：袁世凯“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李鸿章据以入奏朝廷，称他“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奉旨以同知分省任用，并赏戴花翎。这是李鸿章赏识提拔袁世凯的开始，也是袁世凯的声名进入政界高层圈内的开始。
鉴于袁世凯日益显露出来的治军才华，朝鲜王室请他代为编练新军。
壬午兵变平息以后，朝鲜政府感到禁军“不可用”，决定编练一支新军。1882年10月，朝王李熙派遣陈奏使赵宁夏来到天津面见李鸿章，一面感谢清政府帮助他们平息兵变，一面请求办理善后事宜，其中包括“整军制”编练新军一项。清政府同意这个请求，李鸿章令吴长庆负责办理。吴长庆在朝鲜王室的要求下命令袁世凯负责编练朝鲜新军。
大院君执政时代，采取朝鲜古代军制，李熙亲政后，希图改用近代武器装备，摒弃古代军制。日本乃乘机而入，多方怂恿，赠以山炮、汽艇，派遣教官，教授日式操典，培训军官和士兵，为之编练了一支名叫“别支军”的部队，企图通过这些步骤，逐步控制朝鲜军队，因而引发了壬午之变，而袁世凯应邀代为编练朝军，明显含有抵制日本之意。
袁世凯在奉命编练朝军之前，就劝说朝鲜官员金允植和金昌熙另编新军，“以制全局，以慑外侮”。
袁世凯的意见，归纳有以下几点：
1．先由中国人训练后，再交朝鲜官员统领；
2．先练500人，然后逐步扩展到3000～4000人；
3．饷源以增产理财进行解决；
4．目的在于防止日军入侵。
袁世凯受命代朝练军伊始，与朝鲜政府商定：先成立亲军左右两营1000人，由他拟定章程，编选壮丁，加以训练。其章程步骤是：
1．选拔壮丁，从2000人中，由袁世凯亲自面试录取1000人；
2．亲军左右两营，每营500人，营以下分五哨，每哨100人，设哨官一人。每营各派朝鲜军官一人任监督；
3．训练方式与淮军一致；
4．粮饷由朝鲜政府与庆军共同筹措，所用武器弹药，由中国政府赠送供给。
替朝鲜王室练兵，这是在朝鲜建立威信与拓展人脉关系的大好机会，袁世凯当然不会放过。在袁世凯的努力下，诸事顺利，三月之间，编练新军之事便告完成。训练期间，朝鲜国王李熙进行了检阅。他认为新军步法整齐，枪法亦熟，赞扬袁世凯教练有法。这样，李熙请求袁世凯为他再练一营，起名镇抚营。经过袁世凯的努力，1883年夏，镇抚营编练告成，其营制仍如亲军营，唯操法不是按淮军操典，而是采英制四哨，德制一哨，英德操法并用。
袁世凯代替朝鲜政府编练的三营新军，从士兵素质、编列组织到军事技能，较之旧式军队都有所进步。袁世凯因为编练新军成功，不仅使他获得了朝鲜君臣的赞赏，而且从此他知兵善武的声名也不胫而走，逐渐引起了国内朝中重臣的注意。
在外交上又获加分
1884年12月4日，朝鲜再次发生政变，因为这一年干支是甲申，故史书上称它为甲申政变。
政变经过是，4日晚6时，亲日派的重要成员、时任邮局总办的洪英植，以庆祝邮政大厅落成的名义，邀请亲清派大臣和外国使节赴宴。届时，日使竹添托病不出，中方总办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税务司穆麟德、朝守旧派大臣闵泳翊等出席。席间，亲日派党徒在厅外放火，宾客纷纷外出观看。早已埋伏在厅外的亲日派党徒一拥而上，将闵泳翊乱刀砍倒，宾主哗散。金玉均等乘乱入宫，谎称清军作乱，挟持国王及王妃。在金玉均的恐吓下，国王亲书“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由朴泳孝按预定计划持敕书引日使竹添带兵入宫，并将国王、闵妃和王子迁至景佑宫。整个王宫由日军和追随亲日派的新军控制。
当夜，政变者传召亲清派重臣闵台镐、尹泰骏、韩圭稷、李祖渊、闵泳穆、赵宁夏入宫，进宫一个处死一个。翌日，亲日派组成新政府，以国王谕旨形式公布并函告各国使节，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等亲日派中坚人物均出任新政府要职。6日上午，新政纲颁布，政变似乎已经大功告成。
由于事出突然，一开始袁世凯等人并不知道发生了政变。在接到陈树棠的事变报告后，袁世凯随即带200兵卒赴邮局，但彼处已空无一人，日本使馆则大门紧闭。袁世凯到闵泳翊躲藏的穆麟德处询问出事原因，闵泳翊亦不明内情。袁世凯随后带兵沿宫墙巡视，遇到疾行的韩军，问其所往，回答是奉命入宫禁卫。巡视至宫门，则宫门已闭，直至拂晓收队，仍未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次日，才终于探明政变真相。得知相熟的诸大臣已经相继被杀，袁世凯顿感沉重，好像自己的羽翼被剪除了一样势单力孤。
当时，中朝之间尚未架设电报线，公文均靠停泊于马山浦的北洋兵船函送天津北洋衙门，往来一次需要数天时间。按常规，如此重大事变之应对决策非由北京的清王朝最高当局做出不可，但当时情况紧急，按常规时间则必延误不可，而挽回大局的机会就极有可能就此失去。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袁世凯再次表现出他勇于任事、处事果断的过人才能。
5日上午，在开化派公布新政府名单时，清军将领们也在磋商挽救局势的对策。吴兆有、张光前全都表示“没有北洋的命令，不敢轻举妄动”；袁世凯强调事出紧急，已不可能待命而行；陈树棠则转达美、英、德三国使节要求清军暂缓行动的劝告，并表示自己意见与之相同，与袁世凯交好的金允植也来函希望清军暂缓出动，以免伤及被日本人挟持的国王与王妃。会商结果是，先由袁世凯负责争取由其编练的朝鲜新军，清军暂时按兵不动，由陈树棠、吴兆有紧急函告李鸿章朝鲜发生政变，请求增兵并指示对策。函件由泰安舰递送，途经旅顺时，交袁保龄先以电报拍发。
当晚，袁世凯向朝鲜新军发放上等成色的黄金600两，并与左右营指挥官金钟吕、申泰照秘密约定，次日率兵入宫，共同护卫国王。
6日上午，因为亲日派政府发布改革政纲，汉城居民都已知道政变是亲日派勾结日本人所为，“举国惶恐”。幸免于难的亲清派政府成员纷纷要求清军出兵干预，金允植、南廷哲亲赴清营“痛哭乞师”，领议政大臣沈舜泽准备了印鉴文书恳求出兵救助国王，内监沈相薰、承旨李凤九也以密函报告了宫内日本人和亲日派的最新动向。袁世凯在吴、张等人犹豫不决，致日本公使竹添的信函也迟迟没有答复，事态紧急，间不容发的情况下，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气魄，力主即刻入宫戡乱。吴、张请再告急于北洋。袁世凯豪言：“朝鲜的防务和外交，我负有专门的责任，如果因为挑起争端获罪，由我一个人承当，决不牵累诸位。”吴、张这才勉强答应。袁世凯随即“按约定会合朝鲜左、右营，整队分三路入宫”。袁率一营及朝左右营自任中路，入敦化门；吴兆有率一营为左路，入宣仁门；张光前率一营为右路，负责策应。
袁世凯带队入宫后，即遭到守军猛烈射击，枪子如雨，清军还击，双方展开激战。宫内顷刻大乱，闵妃携王子趁乱逃出宫门，投奔北山清军营地。清军攻至景佑宫，发现国王已被转移，遂与退守楼台的敌军展开又一轮的激战。袁身先士卒，勇猛进取。竹添首先动摇，率领日军退回使馆，金玉均、朴泳孝等政变骨干亦随之逃往使馆，一路上受到聚集在宫外的市民的追打。洪英植等则护卫国王出宫赴北庙避难。整个战斗仅持续了一个时辰，清军获胜。袁世凯悬重赏打探国王去向，夜间方探到国王下落，遂将国王接至吴兆有军营，洪英植等试图阻拦被杀。
次日上午，国王移居袁世凯所部军营，并召集原政府成员金弘集、金允植等，商议善后，组成了以沈舜泽为首的新政府。8日，国王召见各国使节，告以政变平息。日使竹添因使馆连日遭到愤怒的汉城民众的围困和袭击，自焚使馆，率领使馆人员、驻军和金玉均、朴泳孝等政变骨干逃往仁川领事馆。
甲申政变，以中国大胜，日本惨败告终。此后，袁世凯应朝鲜国王之邀，居“偏殿楼下，与国王居所仅一墙之隔，朝夕接触会晤，握手谈心。各部大臣每日必造访袁公禀告公事，环绕左右听指挥。……袁公不动声色，代韩内筹抚治，外辑邦交。一个月来一手秉笔，一手按剑，衣不解带，目罕交睫。当时年龄才二十六岁，头发却由此而斑白”。
甲申政变的平息，袁世凯功劳最大，但是，他不惟未获清政府嘉奖，反而遭受物议，甚至遭到李鸿章派遣大臣前来查办，竟致被迫回国避风。
大功者反遭查办，原因究竟何在？
原来，根子就在当时对袁世凯不满的庆军将领们的身上。产生龃龉的最初原因，是袁世凯在壬午兵变时，勇于担待、雷厉风行地整饬军纪，得罪了庆军将领。常言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太露，人必非之；有担当者，必遭人嫉妒。袁世凯在入朝前后，已经因敢于任事而得罪了不少人，而甲申之变，袁世凯又不待清廷指示，就自作主张加以平定。在平定政变中，为了争取和安抚人心，袁世凯又挪用军饷奖掖朝鲜新军和抚恤死难韩人家属。因此，此役之功虽系袁氏力主促成，但他也因此遭到吴兆有、张光前、陈树棠等人的妒忌、诋毁而受到了李鸿章的严厉申斥。功高遭忌，这本是官场上的常事。袁世凯堂叔袁保龄在给袁的信中说：“你此次朝鲜之功，众论昭然，而吃吴某如此大亏者，就是犯了阔字之病。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怨天尤人，有什么益处呢？”所谓“阔”者，指的是袁世凯敢于任事，出手大方，好铺张排场，不吝惜钱财之事，这确是袁世凯为人行事的一贯特点。所以，袁保龄才有“你的举动总不免于阔，是一个大毛病”的责备之言。不过，袁世凯之所以遭到申斥，其根本原因在于他风头太盛，遭到了淮军宿将们的忌恨而已。
但是，袁世凯在朝鲜经营多年，实力已经盘根错节。他通过在宫廷内外的关系网，能够准确把握王室和朝鲜政府内政外交的动向，给李鸿章和清廷提供决策的根据。仅此一项，袁世凯就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他是在朝鲜执行清廷全面控制政策的最佳人选。
实际上，在惊闻甲申政变正彷徨无计之际，得知袁世凯已经及时平叛，而没有用国内添一兵一卒，派一船一舰，清政府和李鸿章实在是大喜过望，表扬还来不及，遑论查办呢？因此，所谓查办不过是官样文章，安抚一下北洋老将们对袁世凯蹿红的不满而已，重用袁世凯，已经是清政府和李鸿章早已决定了的事。
这样，8月21日，李鸿章召袁世凯到天津。李鸿章见到袁世凯，非常高兴。就朝鲜事务，开心地对袁世凯说：“如今就像演戏，戏台已搭成，客人已请到，专等你登场了。”希望袁世凯勇担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