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多年的时间里，新闻记者兼小说家威廉·乔治·菲茨杰拉德足迹踏遍世界，每到一国便挥笔书写报道那里的政治事件和那里的人民。从秘鲁高原修建新公路，到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的武装力量，到日本对海外市场日益产生的影响，菲茨杰拉德的关注兴趣和评论范围似乎海阔天空，毫无限制。菲茨杰拉德使用假名艾格纳修斯·裴瑞发表了许多被认为是内容充实、见解深刻的第一手记述文章，为他赢得了政治观点各不相同的编辑和读者们的信任。时至今日，使他史上留名的是他前往贝格霍夫别墅，访问“私友”阿道夫·希特勒时所写的一系列热情洋溢的文章。从1936年到1938年，菲茨杰拉德把他所写的希特勒采访报道卖给了至少七家国内外报刊：《乡村生活》（1936年）、《当代历史》（1936年）、《家园月刊》（1936年）、《星期六评论》（1936年）、《温莎杂志》（1936年）、《美国犬舍杂志》（1937年）、《家居与园艺》（1938年）。这些报道也广泛刊登在澳大利亚报纸上。无论是在英国里茨阅读《家居与园艺》，在美国波士顿阅读《当代历史》，在加拿大温尼伯阅读《家园月刊》，还是在澳大利亚悉尼阅读《周日画刊》，全球英语读者都被菲茨杰拉德私访希特勒报道文章的细节深深吸引住了。他称希特勒为“瓦氏小木屋乡绅”。
以菲茨杰拉德的国际阅历与好奇心而论，乍看上去似乎他不可能成为阿道夫·希特勒的拥护者。菲茨杰拉德可以满怀激情与同情为被压迫者奋笔疾书。在1919年所写的一篇题为《美国种族仇恨》的文章里，他谴责在美国对非洲裔美国人实施私刑，记录了加害于无辜受害者身上令人发指的残暴罪行。他还报道了非洲裔美国犯人所受到的虐待，对黑人选举权的压制以及种族界限模糊不清等事实。大约15年以后，他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人们对于继续实行奴隶制的关注，描述了在市场上拍卖妇女儿童和男人的场景。他认为正是对奴隶劳动的需求——“家庭的需求，农业的需求，工业的需求”——以及从贩人勾当中所获的利润使奴隶制继续存在。他还批评殖民大国只盯着自己的经济利益，对国内外这些事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然而如果再仔细一看就会发现，菲茨杰拉德的全球经历反倒使他更加相信高度分化的人类格局。1873年，菲茨杰拉德出生在伦敦的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最小的弟弟戴斯蒙德是一位诗人和革命者，参加了1916年都柏林复活节起义，被英国当局监禁。戴斯蒙德后来在爱尔兰自由国家政府中崭露头角，最终当上了国防部部长。毫无疑问，他的哥哥威廉发现这一层关系对他有机会私访希特勒很有帮助。1923年，随着爱尔兰自由国家的建立，菲茨杰拉德出版了一部文集，《爱尔兰之声：种族与国家全方位考察报告》。尽管书中的撰稿人阵容强大，其中包括都柏林犹太人领袖人物大拉比，菲茨杰拉德在副标题中明确表示爱尔兰不是一个多种族国家。这种排外心态在其他作品中也有明显反映。菲茨杰拉德声称，拥有种族与领土主权完整性的国家在全世界最有竞争力。例如，他认为日本之所以在外贸方面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是“抱成一团的民族……按照伯克的国家定义，他们是真正的一家人。他们在这种特殊竞争当中所具备的竞争力胜过西方任何一种政体”。在1933年出版的《美国会长久吗？》一书中，他认为美国永远不可能“在稳定持久的基础上”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因为它缺乏古老国度的那种统一，“那种由清一色种族和有限的疆域构成的名副其实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对菲茨杰拉德而言，国家的强大不仅取决于种族的纯正单一，而且还取决于种族类型。第二年，他在论述利比亚的那篇令人愤恨的文章中认为，“黑人国家”这一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毫无意义。希特勒关于德国自主自决的言辞一定同菲茨杰拉德有关国家与种族的理念产生过共鸣。
再者，菲茨杰拉德的观点具有强烈的反民主倾向。正如那一时期的许多人一样，他希望出现一个“期盼已久的领袖”。他在1933年出版的那本论述美国的专著中写道：“从银行家到黑帮成员的所有社会阶层都非常清楚，民主体制已经垮台，只有强硬的掌权者才能使美国摆脱腐朽和衰亡。”在南美洲漫游时，菲茨杰拉德自称感觉到对于政治强人秘鲁总统奥古斯都·列圭亚，“在钦佩之中仿佛还带有一些崇敬之情”。他认为列圭亚之所以成功地使自己的国家实现现代化，原因在于他坚持整顿“政治秩序”。但是菲茨杰拉德却未提到实现政治自由所付出的代价。20世纪30年代中期，当菲茨杰拉德开始评述希特勒时，他似乎以同样的视角评判希特勒。
1936年3月，德国莱茵兰地区重新实行军事化以及次年8月柏林奥运会，把全世界的目光都吸引到德国及其领导人身上。菲茨杰拉德当年趁此机会发表多篇报道他私访希特勒大山家园的文章。作者同希特勒之间的个人关系成为文章主要卖点：《同希特勒度假：私人朋友畅谈私访元首——极少私人偏见》，这就是1936年7月菲茨杰拉德发表在当期《当代历史》杂志上的文章大字标题内容。杂志首页的照片展现希特勒面带微笑现身室外，穿着西装，在大山环绕的背景中显得放松自如。照片的配文写道，“阿道夫·希特勒：不同的姿态”，一语概括文章寓意。当时莱茵兰地区的事态早已引起国际社会对爆发另一场战争的忧虑。菲茨杰拉德将他的私访日期安排在这一形势出现数月之后。菲茨杰拉德仔细思考着英国首相斯坦利·鲍德温所说的那位有能力使欧洲摆脱恐怖阴影的独裁者，与飞机一降落在上萨尔茨堡就急忙跑上前来接机的那个人究竟有何差异：“迈着我非常熟悉的同样轻快的步伐向我跑来，面带衷心欢迎的笑容，举起一只圆胖的手敬礼。这还是那个无所不能的独裁者吗？这简直难以置信。”
看到他的主人没有戴帽子就赶来了，“不易整理的‘前额头发’披散开来”，菲茨杰拉德写道，“希特勒好像是个园丁，穿着粗花呢旧外套，扣子系得很紧，对他来说这外套太短了。破旧的裤子也不合身。他手里拄着一根从樱桃树上掰下来的弯树枝”。菲茨杰拉德并不想说希特勒看上去像是一位手里掌握着欧洲命运的独裁者。他要使读者确信希特勒的行为举止也不像是一位独裁者——至少在上萨尔茨堡他“仅有的唯一家园里”不是。菲茨杰拉德在此表示，离开了崇敬的人群和首都的压力，希特勒可以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展示出另外一个自我——瓦氏小木屋乡绅。
在已经发表的一系列描述居家希特勒的文章中，菲茨杰拉德诱使读者摆脱元首那高声咆哮、救世主般的可怕冷酷形象，向他们展现平易近人、给人安慰的乡绅形象，尤其针对英国及英联邦读者。根据菲茨杰拉德的说法，瓦氏小木屋“绅士”是一位“内向保守的人”，“一位非常谦逊，甚至是朴素卑微之人”。作为元首的“私交”友人，菲茨杰拉德声称他拥有必要的洞察力和近距离接触的条件，向读者介绍私下里的另外一个希特勒。菲茨杰拉德往往根据不同刊物变更报道细节，以迎合读者口味。他为《家居与园艺》杂志撰写的文章描述了元首的窗帘和招待客人的美食，而投向《当代历史》杂志的稿件则报道了希特勒在奥地利的那段人生历练经历。尽管存在一些细微变化，这些文章大体上运用相同素材，表现共同的主题，旨在改变希特勒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
首先是菲茨杰拉德对希特勒衣着的描写。远离了柏林政治和纳粹党群众，大山深处适合平民着装。如上所述，菲茨杰拉德把读者注意力引向希特勒所穿的粗花呢旧外套，意在表明他是一位不修边幅的单身汉，一位拥有土地的乡绅。为了进一步强调与英国服装的联系，菲茨杰拉德特意指出希特勒所穿的粗花呢套装出自慕尼黑的一位“伦敦裁缝”之手。菲茨杰拉德还以轻松的语调提到希特勒身穿男士宽大运动裤徒步旅行一事。那是一种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由威尔士亲王普及的运动马裤。穿上这样的服装适合在山中开展各种活动。
据菲茨杰拉德透露，除休闲娱乐以外，希特勒还维持着一个小农场。菲茨杰拉德把希特勒在瓦氏小木屋四周买下的土地称为“庄园”。他写道：“精心饲养的牲畜在这里干点儿农活。领袖还种植一些小麦和苜蓿。他的樱桃在整个奥德边界地区都很有名。”住宅周围，菲茨杰拉德注意到：“花园设计得非常简单。不同高度的草地上种植了开花灌木、玫瑰和其他应季开花植物。我再补充一句，元首非常喜欢在家里摆放切花。”他还亲自过问园丁工作活动，“每天早晨9点钟”向他们交代当天要干的工作。
菲茨杰拉德还告诉读者，希特勒除了对种植和园艺感兴趣以外还在庄园里养狗。菲茨杰拉德在写给《家居与园艺》杂志的那篇文章中指出，“所有外来客人都被领去参观主人的模范狗舍，他在那里饲养了一些非常棒的阿尔萨斯狼狗”（见图54）。文章还配发了一张照片，展现希特勒在草地上放松休息，旁边还有一只他养的“纯种宠物”。希特勒并不狩猎，但菲茨杰拉德还是通过谈论他的爱犬间接提及狩猎活动，其中有一只爱犬（马克）被误认为是一只寻回犬。这是一种英国贵族饲养的猎犬。菲茨杰拉德声称，希特勒“同猎人攀谈的时候最开心不过了”。
有一篇特写文章比较详细地谈到了希特勒的养狗活动和其中的犬种关系。这篇文章题为《希特勒说他的狗是真正的朋友》，1937年1月发表在《美国犬舍杂志》上。这是一本养狗的人和喜欢狗的人广泛阅读的杂志，经常刊登一些讲述“大人物”及其爱犬的文章，将希特勒也列入像亚伯拉罕·林肯那样令人敬畏的大人物中间。菲茨杰拉德在报道瓦氏小木屋的文章中特别强调希特勒对于德国牧羊犬犬种纯度的高度重视。“从帝国各地，”菲茨杰拉德写道，“阿尔萨斯狼狗的爱好者们把他们最好的品种作为珍贵礼物献给希特勒。”但是希特勒还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买自己喜欢的狼狗。不然的话，瓦氏小木屋就可能变成杂种狗收容所，就像美国总统罗斯福主政时的白宫花园那样：当年罗斯福总统在各大洋沿岸做政治访问时别人送给他上百只狗。罗斯福总统确实喜欢到处是宠物的白宫，那里养着多种多样的动物，既有纯种狗又有杂种狗。但是此处这种对比却有一种并不高明的指桑骂槐之嫌，暗指美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暴露出的缺点。
图54 艾格纳修斯·裴瑞1938年11月发表在《家居与园艺》杂志上的文章标题页。
种植、饲养、园艺狩猎还有养狗，这些通常都是拥有土地的英国绅士们追求的闲情雅兴。谈论完积极活跃的生活之后，菲茨杰拉德还对比了一下拥有土地的绅士阶层深深根植于田产之中的情怀和希特勒对其上萨尔茨堡庄园所拥有的深厚感情。那里离他的故乡奥地利很近。这位德国领导人从自己的山中住宅就可以深情眺望眼前的故乡。对从事革命活动那段时日的回忆，对老朋友迪特里希·埃卡特等人的回忆也把他同这里紧紧联系在一起。菲茨杰拉德声称，最重要的是希特勒同这片土地有着梦牵魂绕般的情感联系，在那里他可以找回真正的自我。“你热爱这个地方吗？”菲茨杰拉德问他，“我吃惊地望着这位‘与平时不同的’人，晚餐过后他来到洒满月光的露天阳台上和朋友们有说有笑。”希特勒回答道：“我在这里很开心……在这洒满阳光的高坡上我可以尽情呼吸，自由思考，可以真正地生活！一想到城镇的喧闹嘈杂就使我心里发慌。还有令人乏味的官场生活，大惊小怪，戒备森严，有人欢呼，有人投掷鲜花，这一切也让我不堪忍受。再说我感到这里的老乡们尊敬我。你看，我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知道我可以与他们同甘共苦。”
希特勒认为大山使他和“乡亲们”离得更近了，这一想法也融入了菲茨杰拉德把元首粉饰为乡绅的宣传手法当中。纳粹宣传把上萨尔茨堡想象成领袖与国家合而为一之地。菲茨杰拉德袭用了这一理念，但是将之换成了英语表达，使人想起乡绅与佃户。在刊登于《当代历史》杂志上的如下段落中，菲茨杰拉德描述了这位“乡绅”出门拜访村民时的情景：“元首面带微笑轻轻敲了敲敞开的门，然后走了进去——也许恰逢吃饭时间——他继而询问婴儿们吃什么（他至少要看望四个家庭）。当然他一定要细说一下他食用的奶汤、桂皮米饭、土豆饼和其他食物的营养价值。”希特勒被描述为性情温和、体贴别人、略微有点古怪的人。就这样经菲茨杰拉德的手笔，希特勒变成了一位心地善良、慈悲为怀、体贴民众的19世纪绅士原型。
这位乡绅为他最小的村民准备了特殊的快乐礼物。在餐桌上他对菲茨杰拉德宣称：“明天……我们要举行一次儿童聚会。所以我们要去高原村庄邀请客人，然后再去贝希特斯加登把名单填满。”第二天，“大约4点钟，一大群他的小朋友就已经分散在高坡草地上了。希特勒非常兴奋；从来没有哪位中年单身汉这么喜欢和小孩在一起”。也许为了突出儿童“露天游乐场”有益身心健康，菲茨杰拉德在1938年发表于《家居与园艺》杂志上的文章中写道：“戈培尔夫人与戈林夫人身穿精美的巴伐利亚女装，安排了舞蹈和民歌表演。”在发表于《乡村生活》杂志上的文章中，女监护人的责任落在了霍尔茨·克林克夫人身上（来自妇女劳动战线），她将陪伴一队队少年儿童向那位“乡绅”致意。
菲茨杰拉德称，希特勒同样慷慨优雅地招待了成年人来宾。那些习惯于阅读了解有钱人餐饮品位的《家居与园艺》杂志的读者们获悉，希特勒虽然是位“终生食素者”，却也是一位美食家，“慷慨地招待那些拥有大众品位的客人”。元帅赫尔曼·戈林、维尔纳·冯·布隆伯格、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将会在此聚会就餐。客人们将会品尝到美味佳肴，有幸喝到由品酒专家冯·里宾特洛甫精心挑选的优等葡萄酒和烈性酒。在露天阳台举行的这次宴会上还要适当点燃雪茄。希特勒本人则既不吸烟也不喝酒。菲茨杰拉德在此又精心选择了描写内容。包含香酥炸鸭与葡萄酒炖鲑鱼的菜单显示出元首私家生活的高雅品位和精湛厨艺。招待客人的美味佳肴仿佛使人看到这位乡绅提枪打猎，在自家庄园池塘河流边垂钓的身影。烈性酒和雪茄又为瓦氏小木屋平添了一种奢华阳刚之韵，也许为了同描写霍尔茨·克林克夫人和儿童“露天游乐场”段落形成刚柔互补的效果。
除了描写希特勒餐桌上的精致享受以外，菲茨杰拉德还重点突出了这位“乡绅”的温文尔雅形象，讲述他的艺术品位和艺术才华。菲茨杰拉德把希特勒描绘为“他自己的装饰专家、设计师、家具商、建筑师”。他认为希特勒策划主持了瓦氏小木屋最初的扩建工程，“与原来简朴的木材线条保持和谐一致”。菲茨杰拉德非常欣赏希特勒“对18世纪德国家具和绘画显示出的精湛鉴赏水平”。菲茨杰拉德在希特勒的客房中看到了“元首自己画的水彩画。他在空闲时仍然挥毫作画——主要是建筑题材的画作”。在参观了希特勒的大量藏书以后（菲茨杰拉德估计为6000册），菲茨杰拉德注意到“足有一半的藏书同历史、绘画、建筑和音乐有关”。
上述这些希特勒日常活动和才能品位的多角度描述，在读者心目中树立起了文雅绅士形象，给瓦氏小木屋的客人又加深了这一印象：“希特勒特别喜欢与才华横溢的外国人在一起，尤其是画家、歌唱家和演奏家。”到了晚上室内响起了音乐之声，希特勒的朋友，哈佛毕业的首席新闻官和朋友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坐下来满怀热情地（即使不是非常娴熟地）为他的主人弹奏钢琴。“汉夫施丹格尔先生为我们弹奏了优雅的莫扎特音乐，中间穿插着轰鸣震响的李斯特音乐。谢天谢地，最后一首狂想曲总算弹完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欣赏由导游和猎人们用长笛和弦乐器在附近的樱桃园里为元首演奏的忧伤小夜曲了。”
但是在某些方面菲茨杰拉德特别注意把希特勒与有关田产乡绅的一些不良联想区分开来。他特别强调说，希特勒并不是继承家庭遗产的受益人，而是一个白手起家、靠自我奋斗获得成功的人，经历了“维也纳那五年的困苦岁月”。瓦氏小木屋不是继承的遗产，是他用《我的奋斗》一书的稿费购买的私人财产：“这地方是我的，”他简短说道，“是我用自己挣的钱修建的。”希特勒的住宅不是宏伟的庄园大宅，而是“温暖舒适却又低调的小木屋”，里面“养了几盆仙人掌植物”，还有几只“养在镀金笼子里的哈茨山金丝雀”，摆放了崇拜者们赠送的各种礼物——有家具、瓷器、银器、地毯等——以单身汉那种笨拙的方式摆放在室内。菲茨杰拉德所写的文章没有一篇提到自1935年11月至1936年7月实施的住宅大规模扩建工程，还有最终建成的贝格霍夫别墅。1938年发表在《家居与园艺》的一篇文章写道，希特勒“不断地对那个地方进行扩建，增建了多间客房”。文中还配有一张室内新装饰照片（希特勒书房），但是除此之外在这份及其他出版物上发表的所有照片和描述文字均同原有的瓦氏小木屋有关，展现的还是1935年至1936年实施改造之前的老样子。
菲茨杰拉德重述他在希特勒住宅留宿一夜的经历时并没有忽略住宅里的政治活动，但是他对这些活动设置了框架，使之符合他意欲打造的温文尔雅的乡绅形象。因此他写道，希特勒离开家门时“天刚刚放亮，他身穿宽大的运动裤；寻回犬马克，或者另外一只训练有素的阿尔萨斯狼狗布隆达慢慢地跟跑在他身后；这只狗背负着一个小食物篮子，里面装着土豆三明治和水果，几瓶矿泉水。而后在松林中，或是在十字架和神龛旁边的小圆丘上，希特勒先生坐下来，仔细思考他的问题和演讲词”。政治活动就这样被简化成抽象概念，淹没在令人分神的文字叙述中，使读者的注意力从“问题和演讲词”的实质内容转向野餐食物篮子里装的各种东西。菲茨杰拉德曾花费数十年的时间研究探讨政治家和外交家们的所作所为，但是他在叙述瓦氏小木屋里的所见所闻时那种分析头脑却全然不见了。他把戈培尔那样的人描述成滑稽可笑的擅长讲故事的人，把里宾特洛甫描述成葡萄酒鉴赏家，把汉夫施丹格尔描述为钢琴演奏者。在菲茨杰拉德的笔下，希特勒自称所讨厌的喧嚣吵闹、小题大做的政治场景均被抛到九霄云外，既为了读者也为了元首本人。二者在菲茨杰拉德的文字叙述中只欣赏山中美景和幽居的氛围。
菲茨杰拉德通过精心策划，运用手中生花妙笔使独裁者摇身一变成为乡绅，打造了一个颇具魅力、令人欣慰的正人君子形象，足以消除读者心中的恐怖。虽然表面看上去令人欣慰，使人感动，但是菲茨杰拉德所写的报道文章却是漏洞百出，有些失实之处可以说是虚构的产物。由于想给他描绘的传统画面上增添一点现代韵味，菲茨杰拉德就在希特勒庄园上虚构了一个飞机起落跑道，声称元首利用它往返于柏林和上萨尔茨堡之间。希特勒喜欢阿尔萨斯狼狗（即德国牧羊犬），但是希特勒在这方面比较保守，并非菲茨杰拉德所言那样像英国乡绅一样繁育或推广阿尔萨斯狼狗。也许为了彰显一下英德皇室迷人的魅力，菲茨杰拉德有时用英德两国君主的名字给希特勒的狗重新命名，比如奥托、弗里茨和维多利亚（实际上这些狼狗的真名是远为逊色的马克、沃尔夫和布隆达）。菲茨杰拉德对希特勒樱桃园、小麦和苜蓿作物的描绘，也使希特勒看上去更像一位名副其实的乡绅，而实际情况是那里土壤贫瘠，海拔又高，难以满足这样的种植条件。菲茨杰拉德笔下描写的希特勒拂晓时的徒步旅行，或者早晨同园丁们聊天的情景看上去那么令人精神振作，实际上希特勒在山中的日子一般要到中午时分才刚刚开始，所以上述描写情景不符合希特勒真实的生活习惯。以上只是艺术虚构、喧宾夺主的诸多实例当中的几例而已。
有些更为明显的漏洞却让人难以忽略。最为明显的是（如前所述），瓦氏小木屋已经湮没在1935年11月开始修建的贝格霍夫别墅之中。到菲茨杰拉德的有关报道文章发表时，他以满怀深情的笔触描写的那个地方已经不复存在。再者，上萨尔茨堡山上的大规模防御工事，以及强迫当地居民外迁等措施意味着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邻居可供那位“乡绅”拜访。让希特勒离开戒备森严的庭园去敲邻居家房门，然后大讲奶汤的营养价值，这在1936年几乎行不通。另外，汉夫施丹格尔同希特勒关系本不亲密，终于在1934年秋季失宠，此后从未在瓦氏小木屋中或其他任何地方见过希特勒。到1938年《家居与园艺》当期杂志出刊，读者从中了解到汉夫施丹格尔在上萨尔茨堡山上弹奏元首喜欢的钢琴小夜曲时，实际上汉夫施丹格尔当时正生活在英国，他早在一年前就已经逃离德国。汉夫施丹格尔失宠一事，在菲茨杰拉德于1936年发表私访希特勒报道文章之前德国境外已经广为人知。而且在他遭到蓄意刺杀威胁之后，各大报刊于1937年报道了他在英国的流亡生活。换句话说，尽管有些情况广为人知，菲茨杰拉德还是坚持虚构年代更为久远、更加迷人的故事，就像超越时间的不朽神话故事一样。在所有与事实不符的报道素材中，最为恶劣的是菲茨杰拉德在《当代历史》杂志上声称他于1936年春季造访过瓦氏小木屋。而实际情况是，当时那里早已成为完全无法入住的建筑工地，希特勒本人也不居住在那里。总而言之，菲茨杰拉德不可能像他自己声称的那样在当时的上萨尔茨堡拜见过希特勒，或者曾是希特勒留宿的客人。
再往深挖掘真相我们就会发现，许多报道叙述细节是从别处抄来的（有时一字不差）。菲茨杰拉德记述过一件逸事，他说是希特勒于1936年在瓦氏小木屋用餐时讲过此事，基本内容同当天较早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有关。实际上菲茨杰拉德的报道素材取自1934年发表在《时代》杂志上的两篇文章。他对希特勒慕尼黑公寓（自称登门拜访过）的简短描绘，其基本素材取自1935年发表在《每日电讯报》上的一篇文章。但是最令人深感不安的擅自挪用内容取自霍夫曼拍摄的希特勒宣传影集，尤其是1935年的《大山深处的希特勒》。虽然这些图书针对的是德国读者，但在国外也有知名度。《大山深处的希特勒》甚至还受到《观察家》报的好评。该报认为这本书“展现了这位纳粹领导人的朴素乡绅形象”。也许就是这句评论给了菲茨杰拉德提笔撰文的灵感。
菲茨杰拉德把霍夫曼摄影集当作挖趣闻逸事的丰富矿藏，从中获取一些细节，或者是一些被提到的基本素材，经过扩展充实，写成一篇篇报道文章。这样一来，如果把霍夫曼的书同菲茨杰拉德的报道文章放在一起翻看阅读，就会在读者心中产生一种奇异的回声反射效应，影集中的照片人物场景屡屡再现于菲茨杰拉德的报道文章中。例如，霍夫曼在《大山深处的希特勒》影集中收入了这样一张照片：照片中一位小女孩（大约6岁）站在已落座的希特勒身边（见图50）。希特勒一只手里握着笔，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张卡片。不知是小女孩要从希特勒手中取过这张卡片，还是正在把卡片送到希特勒手中。照片配文这样写道：“又见真情：请给我签名吧！”不妨把这张照片同菲茨杰拉德记述的在瓦氏小木屋里举办过的儿童聚会（他自称也参加过）做一下比较。他首先描述在柏林看到工作时的希特勒显得如何忧郁不安，转而写道：
可是在这里，在他的山中鹰巢里，希特勒完全变了个人，气定神闲，他可以开心大笑，一把抱起一个小孩子让她看一看小型机场上发生的所有开心的事情。有时一位6岁或8岁的乡村女孩鼓起勇气悄悄靠近他，细声细语地说道：“请给我签个名吧，我的元首。”只见金笔一挥，希特勒的名字片刻之间就草写出来，连笔迹专家也难以辨认。他们说他的亲笔签名在帝国各地可值10个德国马克。用写有”A.希特勒”的亲笔签名纸片已经建成了许多孤儿院和医院，从这里一直建到远远的东普鲁士。
读者会觉得菲茨杰拉德目睹了希特勒和小女孩的整个交流过程，并在此见证希特勒的善良。我们的叙述者继续无中生有，把希特勒潦草的亲笔签名变成了一大批慈善机构。因此同菲茨杰拉德相比，即使是纳粹宣传行家也自叹不如。
菲茨杰拉德几乎全部采用霍夫曼1935年出版的摄影集照片为自己所写的希特勒主题报道文章提供实例说明。当时运用霍夫曼拍摄的照片对于新闻记者来说并不罕见，因为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元首拍照，但是《乡村生活》和《家居与园艺》杂志却认为影片的拍摄者是菲茨杰拉德，使他作为亲密观察者的身份更加可信。菲茨杰拉德有时以误导的方式更改原有的照片说明文字，以配合支持自己的叙述报道。例如，为说明这位绅士同当地村民们关系融洽，菲茨杰拉德动用了一张被确认是霍夫曼拍摄的表现希特勒向卡尔·里格曼将军问好的照片（后者当时正在访问上萨尔茨堡）。菲茨杰拉德把文字说明改为：“邻居们：希特勒说‘你好’”。菲茨杰拉德作为一个叙述报道者表现得如此不可靠，使人想起《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对他那本1933年出版的《美国能长久吗？》一书所做的评论：“裴瑞先生随心所欲地对待姓名、引言和日期。”
考虑到上述报道文章中大量存在着虚构之处，菲茨杰拉德在其访问上萨尔茨堡的专题报道中出现的失实剽窃之处情节如此严重，使人不能不认真考虑其报道真实性的问题。小说家出身的菲茨杰拉德难道从未做客瓦氏小木屋拜访希特勒？难道整个叙述报道都是精心编造的虚假之词吗？爱尔兰前首相加勒特·菲茨杰拉德在回忆他的伯父威廉·乔治时说道：“他在晚年生活中是一名病残者，一直生活在伦敦直至1942去世。”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也许菲茨杰拉德身体很好，可以前往德国去旅游；也许他在伦敦的病榻上编造出同希特勒在乡间度假的故事。不管是哪种情况，菲茨杰拉德从多处剽窃素材（包括纳粹宣传），将它们写进报道文章里，冒充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由重要出版物的编辑们将这些谎言当作严肃新闻传播给成千上万的读者。
这么多有名望的报刊为何没有从中看出蛛丝马迹呢？即使编辑们没有看出其中的失实剽窃之处，有些吹捧希特勒的荒诞奇闻逸事也应该为人们敲响警钟。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纳粹政权令人发指的暴行已广为人知，很难相信上述报刊编辑们没有注意到菲茨杰拉德笔下的粉饰之词。《当代历史》那篇文章的副标题承认报道有“个人偏见”，却把它归因于作者同希特勒之间的友谊。菲茨杰拉德30年的记者生涯也许可减轻人们对其报道观点和真实性的怀疑。如前所述，他的政治报道常常以其见解深刻而广受推崇。但是他的声誉也并非毫无漏洞。据加勒特·菲茨杰拉德披露，他的伯父“编辑过《大千世界》杂志。这本杂志本应仅仅发表内容真实的游记，却辜负了读者的信任，刊登了一篇这样的报道：一个勇敢的探险者骑在海豚背上横跨太平洋。结果《笨拙》杂志为此刊发了一幅漫画，画的是我伯父乘坐木筏子遭遇了海难，忽然看到在远处有一只小船，并大声疾呼：‘大甩卖！大甩卖！’”
有些情况下，这与为菲茨杰拉德刊发报道文章的编辑本身的政治观点也有一定的关系。例如，在极为保守的休斯顿女士领导下的《星期六评论》变成了极右势力的宣传喉舌，支持法西斯势力。菲茨杰拉德所写的亲希特勒报道的准确性不可能受到一本声称英国需要独裁者的杂志的质疑。但并非所有刊发菲茨杰拉德文章的编辑们都和他持有相同政治观点。也许最重要的是，菲茨杰拉德的最大卖点就是他可以作为局内人直接窥视“使欧洲上空布满恐怖乌云”的那位独裁者的私家生活；他让德国以外的人们既感到恐怖，又分外着迷。即使编辑们心存疑惑，他们也会置之不理，急着刊发菲茨杰拉德的“抢先报道”。
我们要问：为什么英语读者会对菲茨杰拉德有关“瓦氏小木屋乡绅”的报道那么感兴趣？毫无疑问，许多读者急于想得到菲茨杰拉德提供的安慰，即希望山上的那位看似宁静淡泊的希特勒能够控制帝国总理府的那位好战元首。德国国内外人士均抱有这种希望。再者，不少外国读者同情希特勒，一定非常满意他们的正面观点得到菲茨杰拉德所描绘的希特勒形象的佐证。1936年，菲茨杰拉德大部分报道得到发表，这一年标志着希特勒的声望在英国如日中天。但是从整体上看，在德国读者和其他读者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有政治文化的差异，也有历史方面的差异。纳粹宣传机构或者利用国内原有的神话，或者打造新的神话，以便通过在希特勒和大山之间建立强有力的联系来影响德国读者。但是有关沉睡的巴巴罗萨帝王的神话，或者有关元首与民众情同手足的神话，对于全世界广大读者没有多少吸引力。那么，为什么我们的里茨读者、波士顿读者、温尼伯读者或悉尼读者会有兴趣聆听菲茨杰拉德同希特勒共同度假的美谈呢？
菲茨杰拉德之所以能成功地把自己的报道文章推销出去，部分原因在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名人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随着广播、录音以及电影新技术的问世，演艺人员和政治家们走进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名人既高于生活，又是家庭生活的一部分，由此创造出一个渴望了解这些亲密陌生人生活的巨大市场。20世纪30年代中期，希特勒也许是使欧洲上空布满阴云的独裁者，同时也是一位名人。那些包括莱妮·瑞芬斯塔尔在内为他打造形象的人士巧妙利用了名人文化这部机器提高了他们这位“明星”的知名度和曝光率。
英语大众对希特勒的私生活很感兴趣。1936年2月，希特勒的姐姐安吉拉·劳巴尔再婚，一时成为《每日快报》头版新闻。这篇闲话报道把婚礼细节和蜜月细节和盘托出，并且写道：“希特勒先生失去了这位姐姐……她多年来在阿尔卑斯山隐居之地的瓦氏小木屋里，给他既当妈妈又当老板，为他做饭，为他织补袜子。他失去的姐姐嫁给了大高个黑皮肤、相貌英俊的德累斯顿市教授马丁·哈米茨……瓦氏小木屋今天空荡荡的。这位独裁者的爱犬布隆达将在那里迎接他，布隆达是只阿尔萨斯牧羊犬。”其他报道总想把这位单身汉同其他极富魅力的女人扯在一起，即使她们是有夫之妇。例如，报业联合会驻伦敦记者以赞赏的笔调写了一篇文章，讲述漂亮的戈培尔夫人同那位“坚定的单身汉”希特勒之间那种相互信任的亲密关系。
对于名人住宅的好奇心左右着广大公众的兴趣，使他们一心要透过名声的外表看一看其中的“真实”为人。自19世纪以来，欧美中产阶级就把家庭环境视为展现真正自我的场所。好莱坞影迷报刊闲话栏目总是大谈特谈名人们在家里的所作所为——“吃什么，美容秘诀是什么，养什么宠物，开什么车，穿什么服装”。报道电影明星豪宅的文章常常把建筑与室内装饰细节同他们的性格融为一体，使读者们极为兴奋，他们自以为同演员的关系从此更加亲密。除了影迷杂志和闲谈栏目以外，主流媒体也对报道名人豪宅趋之若鹜。20世纪30年代《建筑文摘》定期刊发专题报道，向读者介绍好莱坞影星和导演的豪宅。
刊发名人豪宅照片既应和也促进了广大公众通过影像资料了解名人私生活的愿望。在德国，这样的照片已成为自1932年就开始的扩大希特勒影响力政治宣传的一部分。到1935年，英语新闻界也已开始向其广大读者提供描绘希特勒私家生活的快照。1935年3月，《新闻周刊》声称已经“在美国获得独家刊登阿道夫·希特勒快照的首发权利。它们是展现帝国领袖私家生活的唯一非正式记录资料”。在这篇占有两版篇幅的专题报道中，通过快照可以看到希特勒在瓦氏小木屋中的形象，可以看到希特勒踏雪徒步旅行，逗弄他的爱犬马克，在阳光浴室里阅读，“同邻居们分享一碗炖煮的菜肴”。大多数照片由霍夫曼拍摄，收录在同年为德国读者出版的摄影集《大山中的希特勒》。到1936年，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菲茨杰拉德自我推销的努力，种类繁多的英语出版物纷纷刊发这种貌似随意拍摄的幕后照片，让他们的读者了解到了希特勒的私家生活。
通过影像资料了解富人名流私家豪宅的兴趣越来越大，这其中也有客观原因。具体而论，在20世纪20-30年代名人故居博物馆备受欢迎，人们在那里可以亲身体验“历史伟人”的家居环境。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在193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幸运的是伦敦拥有越来越多的名人豪宅，为国家买来，里面保留着他们坐过的椅子、用过的杯子、雨伞、五斗橱和衣柜。”这些豪宅的主人，伍尔芙写道，在室内装饰方面也许没什么艺术品位，“但是他们似乎拥有更加罕见、更加有趣的天赋——他们能够让自己在住宅里适得其所，把桌椅、窗帘和地毯融入自己的形象当中。”伍尔芙认为，这些故居物品远比传记更能让我们了解这些历史名人。
1936年8月，美国版《时尚》杂志带着早已深谙时尚界内幕的读者们通过照片，参观三位“外交决策者”的宅邸。这三位“外交决策者”是阿道夫·希特勒、本尼托·墨索里尼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见图55）。“所有这些房间均明显体现出各自国家与国民的典型特点。安东尼·艾登的伦敦宅邸颇具英国特色，有沉默寡言、冷淡客观之风，就像英国外交一样；希特勒的小木屋颇具德国特色，虽显杂乱，却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情调；墨索里尼的别墅装饰色彩强烈，宏伟壮观，足以唤起激昂的民族自豪感。”伍尔芙认为每个人的个性特点可在其家居环境中体现出来。《时尚》杂志更进一步指出，可以在一国名人的家居装饰中品读该国的民族心理特色。
《时尚》杂志以一张张照片展示了三位名人宅邸的室内装饰特点，简短的说明文字道出了各位名人房间的实际用途：“希特勒在这里用餐”，“墨索里尼在这里拉小提琴”，“艾登在这里就寝”，等等。希特勒的私家宅邸展示的是瓦氏小木屋一楼的餐厅一角，照片摄于1935年至1936年改造扩建之前。“在大山一侧小木屋呈现出郊区特有的精致小巧风貌，日光浴室中养着几只金丝雀。小木屋的房间同照片中的一样，里面摆放着时钟、小矮人和带有纳粹党徽图案的垫子。”配发的照片（霍夫曼拍摄）同描述文字相符，展现出几个隐藏在屋角处的小矮人，一个落地式大摆钟，一个摆放在显眼位置上的带有纳粹党徽图案的垫子。有人会问不知犹太人读者会如何看待《时尚》杂志的如下主张：这种室内布局连同其凸显纳粹党徽的装饰特点“明显体现出国家与国民的典型特点”。这一主张把那些游离于带有种族特色家居定义之外的人士统统变成了“非典型的”德国人。
与德国领导人私邸的那种“亲切友好的”情调不同，墨索里尼的托洛尼亚别墅里的“豪华房间”在《时尚》杂志看来体现出“帝国华丽风采”。《时尚》杂志展示了墨索里尼那个“巨大的椭圆形餐厅”，里面摆放着“著名的罗马雕像艺术藏品”，还展示了他的卧室，“气势恢宏，令人叹为观止，尽呈曲线之美，金碧辉煌”。艾登的房间有一种“旅馆的阴郁氛围和经过修整的优雅情调”，不同于温暖舒适的希特勒小木屋和令人生畏的墨索里尼的别墅，自成第三种家居特色。《时尚》杂志认为，艾登的房间“以其色彩鲜亮的印花棉布和精心效仿的18世纪风格，呈现出虽略显古怪呆板，却也颇具贵族气派的优雅品位”。配图展现了艾登的客厅和卧室。整体看来，在为文章挑选配图时主要着眼于强化有关国民性格的模式化思想观点。希特勒卧室的特点是布置简朴，很难将之形容为“混乱”或“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情调”。所以希特勒卧室的照片没有摆在墨索里尼和艾登卧室照片的旁边（也有可能《时尚》杂志未能获取这些照片）。
图55 1936年8月15日出版的美国版《时尚》杂志刊文报道了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艾登各自宅邸的特色。
《时尚》杂志对这样由窥视名人隐秘私生活所带来的快乐予以首肯纵容，也对这些“外交决策者”的国民性格进行了风格分析。同菲茨杰拉德带有浪漫色彩、几乎毫不掩饰的宣传报道文章相比，《时尚》杂志对政治家们私家生活空间的描绘还算比较温和平实。不过这家杂志也走过一次危险路线。1936年8月《时尚》杂志发表这篇文章时，奥运会冒着国际抵制的威胁在柏林举行。纳粹政府对其国际形象十分敏感，也急于获得观众带来的外汇收入，面对种族歧视的指控采取相应措施，让一名犹太人运动员加入德国代表队，并从首都街道和其他公共空间撤出了反犹太主义宣传标语。《时尚》杂志采用比较手法，在这种正常化举措中推波助澜，将两位法西斯独裁者和一位议会当选议员放在平起平坐的位置，模糊了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将读者的注意力转向他们的室内装饰问题。这样欧洲敌对国家的各种分歧就被建立在民族风格气质上，而不是建立在更为直接相关的政治思想分歧上。再者，文章重点强调舒适美观，回避了墨索里尼政权和希特勒政权犯下的极端残酷行径。战争结束时，《时尚》杂志又刊登了李·米勒拍摄的集中营照片，准备向读者全面揭示纳粹思想所造成的各种后果，但是在1936年对于《时尚》杂志而言，纳粹党徽仍然是枕边装饰之物。
从1935年到1941年，《纽约时代杂志》绞尽脑汁，反复研究如何展示希特勒的私家生活。杂志屡次重新回到希特勒山中住宅主题，发表四篇文章，通过不同记者的眼睛探究希特勒的私家生活与私人空间。1935年10月，该杂志首先刊发一篇短小的赞誉文章，《希特勒是自己的建筑师：他在简朴的小木屋上实践自己的艺术主张》。文章指出，希特勒曾经想成为一名建筑师，认为希特勒主持实施了住宅改造扩建工程（当时住宅还比较小）。文章称赞了小木屋的朴素雅致风格：“瓦氏小木屋除了扩建部分以外与成千上万个其他巴伐利亚小木屋均有不同，它比巴伐利亚农民的一般住宅布置得更为简朴，品位更为雅致。”读者们了解到小木屋室内的绿色色彩搭配手法，有品位的室内陈设，以及崇拜者们赠送的奇异别致的礼物。“在希特勒卧室里挂着一张他母亲的肖像（他18岁时母亲就去世了），一个由无名追随者送给他的镶有宝石的狩猎号角，还有一张阿根廷朋友送给他的由四张银狐皮组成的华美地毯。”文章还以追忆的笔调点评了周围美丽的自然风光，阐释了纳粹与大山的历史渊源。《纽约时代杂志》在首次详细报道希特勒的山中住宅时，给读者留下了明确积极的甚至是富有诗意的印象。
1937年5月30日，《纽约时代杂志》封面刊发了一张令人难忘的贝希特斯加登镇大幅照片，下面写着：“希特勒梦想与决策之地”（见图56）。该刊驻柏林记者奥托·托里舒斯撰写了那篇占有三个版面并配有照片的专题报道。他在报道中一开始就对希特勒山中私邸的深刻含义进行了颇有洞察力的点评：
第三帝国首都柏林管理着德国。纳粹党首都慕尼黑激励鞭策着德国。元首与帝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则从高山之巅统治着德国；他在那里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巍峨的乡村宅邸，并在那里度过大部分时光，退避幽居之中思考着国家大事，做出那些时常震惊世界的重大决策。贝格霍夫别墅，就是这座宅邸的现有名称，它正在迅速成为决定德国命运之地。
托里舒斯继而描写把瓦氏小木屋改建成贝格霍夫别墅时发生的种种变化，并且表示这种命运也许并不令人欣喜。
图561937年5月30日《纽约时代杂志》封面。
风景如画的贝希特斯加登，托里舒斯对读者说，“正在迅速成为小型国都”。交通系统改善了，乘坐汽车和飞机可以很快抵达那里，新建的办公大楼满足了不断增加的政府机构需要，包括帝国总理府贝希特斯加登分部。帝国总理府总管汉斯·兰马斯在其命名典礼仪式上解释说：“建立这样一个分部是必要的，因为元首总是在履行公务，即使在度假时也不例外。”那里的气氛也随着基础建设工程发生了变化。“一个强大国家的元首在这里，”托里舒斯指出，“正在改变那里原有的质朴乡村风貌，给它带来了一种令人惊叹的战备氛围。”
上萨尔茨堡山区这些变化见诸守卫希特勒的新兵营里，也体现在为保护希特勒的住宅而采取的各种措施上。希特勒的住宅由原来的乡村农舍变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贝格霍夫别墅笼罩了一层神秘色彩：“任何人无权谈论它；除了一些官方照片和表示赞扬但又含糊不清的解说文字以外，不许发布任何报道；甚至那些建筑工人也被迫发誓保持沉默。”有传言议论说，贝格霍夫别墅拥有防毒气防弹掩体，“四周布满了高射炮”，可以击落“一个机群，使它们根本没有任何机会搞破坏”。在树木葱茏的庄园四周，“一个个小塔楼看上去非常浪漫”，实际上它们是警卫队岗楼。“整个山坡面积达数英里”，已经被围上了带刺的高高铁丝网。纳粹精英们就把家安置在这片受保护的区域内，“但是其他一切，包括儿童疗养院和十几户农民住宅，全都被拆除了”。贝希特斯加登小镇“据报道已经清除了不可靠因素”，游客们还要回答警察们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所有这些防范措施“详尽得使本地人相信，一旦战争爆发，贝希特斯加登就会成为真正的国都”。
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托里舒斯使英语读者注意到了贝希特斯加登小镇周边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他是第一批发表如此报道的新闻记者。他描述了希特勒住宅“从一间山中小木屋变成一座雄伟别墅”的扩建过程。托里舒斯并不特别喜欢这种设计，把它称为“不可言喻的现代主义风格大厦”。但是他在描述一些细节时却表现出同读者闲聊的热情，比如“使客人感到非常兴奋的那部具有自动接通功能的室内电话，上面有个按键标有‘元首’字样。客人也许会心里美美地在想：只要按下电话按键就能同主人通话。但实际上做不到”。
整体来看，托里舒斯并没有向读者展现一幅令人欣慰，或者说传统式的希特勒私家生活画面——它处在当代交通系统、军事防御设施以及通信技术大环境中——直到他开始叙述希特勒时情况才发生变化。在对上萨尔茨堡新军事区进行一番冗长描写之后，文章语调从第二段末尾出现的下述句子中开始发生变化：“随着人身安全和个人隐私得到保障，希特勒可以放松自如了，开始向来宾们展现他最为可爱的一面。”在探究希特勒只有在家里才展现出可爱一面时，文章笔锋一转，更加贴近菲茨杰拉德那种人们所熟知的叙述笔调。像其他作者一样，尽管与他在描述贝希特斯加登形势发展时所提供的例证表明情况正相反，他还是坚持认为希特勒希望尽可能在家中“减少操心的公务”。于是，读者们就了解到他的日常生活中最没有政治色彩的那部分内容，托里舒斯对其“波西米亚式”生活特色的描写准确程度超过了菲茨杰拉德。轻松悠闲地用完“牛奶、面包、燕麦片、蜂蜜和奶酪”等早餐食物之后，希特勒就去山里散步。只有在这时工作日才算正式开始，吃午餐时便暂告结束。像菲茨杰拉德一样，托里舒斯也关注元首的素食习惯；他还让读者了解到希特勒喜欢吃甜食，特别是喜欢吃巧克力。午饭后，他告诉读者，希特勒又走进“在贝格霍夫别墅建造的一个特殊工作室”，在那里尽情享受“他喜欢的业余爱好——建筑”。到了晚上，“同客人们一起围坐在大厅壁炉旁”，有时还举行音乐演出，但更经常轻松地聊一聊当前形势。后者有助于希特勒在做决策时准确地揣度民意。
在探究元首“可爱的”私家生活一面时，托里舒斯非常感兴趣的是它如何影响了在贝格霍夫别墅初次见到希特勒的那些人。“即使那些刚来时带着矜持态度的人，”他写道，“也被元首在这些环境里表现出的完全轻松自如的风度所吸引。”最后他引用了一位捷克评论家公开发表的佐证材料，后者在见到他那位务实的“同志般”主人时完全改变了看法：“他坐在我们中间，仿佛我同他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至少度过了两年时光。”他驳斥了用在他头上的“独裁者”称号。托里舒斯承认大多数去贝格霍夫别墅拜访的客人并没有经历过这种情感态度上的重大转变。不过他仍然坚持认为在家里的希特勒和在柏林总统府的希特勒给人留下非常不同的印象。
托里舒斯又回过头来谈论标题中提到的梦想，他以下面这段逸事作为文章的结尾：
事业刚刚起步时，有一次希特勒和麦克斯·阿曼（他的出版商）在这片大山里登山漫游，当时他们还不知道下顿饭在哪里吃。后者开玩笑地说：“要是我们发了财就在这里建造家园。”据说希特勒这样回答：“我永远不会发财，但是有一天我的同胞会在这里给我盖一间房子。”希特勒的梦想，就像他曾经抱有的其他梦想一样，终于实现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最初梦想。
读者在这篇叙事报道中游览贝格霍夫别墅时，从令人不安的备战堡垒被领到了一个摆满礼物、充满梦想的温情之地。在如何看待私家生活中的希特勒这一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展现出托里舒斯所描写的充满诱惑的过程，其中的含义令人难以理解。托里舒斯描绘出希特勒私家生活有天壤之别的两个不同情景：从外面我们看到了自由遭到压抑，到处都是军事秘密的堡垒要塞；从里面我们看到了充满同志般温暖、时常有炉边闲谈的家居环境。我们应该心里充满对堡垒要塞的恐惧呢，还是应该希望受到邀请去家中做客呢？托里舒斯把贝格霍夫别墅内外世界的不和谐搁置起来，这最终反映出由希特勒非人道的政策所引发的混乱，也反映出他在私家环境里树立的博得众人同情的形象。
尽管文中含义有些令人不解，但是托里舒斯的文章已经使《纽约时代杂志》在报道希特勒私家生活时改变了自1935年起就拥有的不做批评的立场。人们非常惊讶地看到《纽约时代杂志》封面刊登的第三篇报道希特勒私家别墅的文章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希特勒先生的云端别墅》这篇报道于1939年8月20日发自慕尼黑，作者海德维希·莫厄·辛普森。
这篇报道首先简短介绍了希特勒山中别墅的历史，认为从瓦氏小木屋变成贝格霍夫别墅反映了元首的政权得到了“巩固加强”，反映了承担政府和外交功能的需要，降低了这幢住宅的私密性。辛普森表示：“这并不意味着希特勒放弃了随时自如退隐的特权。”辛普森似乎按照元首的指引，将注意力由外部世界引向贝格霍夫别墅“日常生活”空间及各种例行活动。
文章作者非常欣赏那里的室内装饰效果，“住宅内部按照最优秀的德国传统装饰布置得非常和谐”，并且拥有“漂亮的共用房间”，包括一个“朝西的客厅俯视着阿尔卑斯高山之间的一块低洼地区，那便是古老的贝希特斯加登集镇”。元首的日常活动便在这种背景下一一展开，这种叙事内容已为周日版杂志读者所熟知——晚用的早餐，山中散步，素食饭菜。原创性方面所缺失的内容辛普森就用各种细节加以弥补。比如，希特勒餐桌上的番茄质量，他不仅爱吃巧克力，而且爱吃醋栗馅饼等等细节。她还将报道的笔触伸向希特勒所处理的公务内容，比如亲自过问由“党内殉难者遗孀和子女”提出的个人请求。这样的公务要占去上午“大约两到三小时”时间，然后希特勒便接待来访者。再往后宾主双方聚在一起“轻松地”享用午餐。餐后小憩片刻，希特勒便邀请客人步行至附近的茶馆。下午打开别墅大门，迎接前来拜谒领袖的朝圣者。辛普森在文中描绘了一个元首和百姓初次见面的典型情景：“长着满头浅色卷发特别漂亮的小孩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于是海因里希·霍夫曼拍下了那些表现希特勒俯下身去看着小孩，使纳粹党人士深为感动的照片。”（实际上陪同客人漫步这一活动好几年前就已取消了。）
身穿晚礼服的女士们同身穿暗色休闲套装的希特勒共进精美晚餐之后，便坐在“熊熊燃烧的炉火面前”品饮咖啡。希特勒的客人“来自德国各行各业，有的还来自国外”。众人轮流品饮咖啡之时，希特勒借机观察别人的印象。“希特勒可以非常耐心地倾听别人讲话。他让美国独舞演员和德国电影明星同他攀谈，多有收获。这些没有任何政治头脑的人物经常不经意地或者含蓄地跟他讲的一些事情，往往是他手下那些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竭力向他隐瞒的事情。”辛普森在报道文章结尾处所描绘的正是希特勒在火炉边同舞蹈家和电影明星攀谈交流的上述情景。
上述那篇有关贝格霍夫别墅田园牧歌式的报道内容，往轻了说，同1939年8月20日《纽约时代杂志》头版揭示的世界景象相差甚远（辛普森的报道文章也在同一天发表在那本周日版的刊物上）。有三分之一的报道描述了欧洲日益加剧的动荡局势。大约10万德军集结在波兰边境。当时表示同希特勒合作的斯洛伐克军队已经开始军中总动员。“成队的警察”被派往布拉迪斯拉发犹太人贫民区，保护那里的居民免遭少数德国人的反复毒打，制止蓄意破坏活动。布拉迪斯拉发德语报纸《边疆信使报》在头版发表一篇社论，号召“迅速彻底地惩罚犹太人的恶意挑衅行径”。教皇庇护十二世在意大利对朝圣者发表讲话，“强烈呼吁和平”，希望欧洲政治家能够成功地避免战争。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提前结束休假，返回伦敦开始在外交部展开工作，更加重了英国民众的忧虑情绪。瑞典开始向靠近德国和意大利的边境地区增兵。
很难想象当读者在翻阅期刊的过程中看到辛普森的那篇文章时该做何感想。她那篇洋溢着欢快和谐情调的寓言式报道根本反映不出头版所描述的严酷现实。报道配图是一些反复使用的贝格霍夫别墅照片和希特勒徒步旅行照片，还有一幅伦敦画家大卫·劳创作的社论漫画。这幅漫画描绘希特勒心事重重，在贝格霍夫别墅中坐在可爱的和平女神雕像与身披裹尸布的不祥战争男神之间的餐桌旁。漫画有可能是编辑后加上的，与头版报道倒也相关，但是同辛普森的报道毫无关系。
由于对辛普森的背景一无所知，所以我们只能推测她以严重误导的方式报道希特勒及其贝格霍夫别墅日常生活的真实意图。这篇报道似乎是她以辛普森这个笔名在《纽约时代杂志》或其他出版物上发表的唯一一篇报道。但是引起人们质疑的还不仅仅是作者的身份背景和真实意图。人们也许要问《纽约时代杂志》为何决定在这极度令人焦虑不安的时刻发表一篇赞颂贝格霍夫别墅生活的报道。把希特勒描述为喜欢孤儿、爱吃醋栗馅饼的人，这也许更易使人希望刊登在头版的那些都是夸张不实的报道。12天以后德军入侵波兰，此时《纽约时代杂志》读者，与全世界其他人士一样，才知头版报道所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