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也是人，他面对生命的态度要比他的音乐更重要。
一战结束后不久，我回到巴黎。那是个悲喜交集的经历。这座辉煌的城市唤起我无数鲜活的回忆，当我走在城中美丽的大道和狭窄的小街上，周围一切都曾是我生活中亲切而熟悉的一部分。当时的我是个想开展事业的年轻人，在世纪之交和拉穆卢管弦乐团于此地首次演出。在这里，我和鲍尔、皮卡尔上校、柯尔托、蒂博和许多其他亲爱的友人首次相遇。虽然离开巴黎已有五年之久，但是一切仍恍如昨日。然而，这段过往同时也遥远如梦，我知道那属于一个无法寻回的过去。
战争爆发时，我放弃了在莫里托别墅的房子。离开巴黎前，我把许多私人物品装箱，寄放在一个小仓库里。如今我要去把那些物品领回。眼前所见令我愕然，一片可怕的混乱！那些箱子被人打开过，我的书籍、音乐作品和书信四下散落，大多书信不知所终，包括我从好友、老同事与旧识那儿收到的几十封信，如格拉纳多斯、圣桑、理查·施特劳斯、朱利叶斯·隆特根、莫尔和其他人的来信。这些信件对我来说非常宝贵，它们记录了美好的时光以及我们曾分享的亲密思绪，想到曾有陌生人伸手乱动这些信件令我很不舒服。有人告诉我那是警察做的好事，他们搜查过我的私人物品，还把他们想要的东西全拿走了。他们究竟怀疑我哪一点，我仍然不知道，也许单单是身为外国人这一点就够了。战时，任何事都可能发生。抱着寻回这些信件的希望，我写了好几封信给法国政府机关。我的信也许存放在他们的官方档案中，说不定如今还在那里。不久之前，我一个朋友尝试跟担任戴高乐政府文化部长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交涉，想弄清楚我那些信件是否仍在警方的档案里，可是没有结果。总之，我从未得到政府机关的回音，也不曾再见到那些信……
住在国外那二十年里，我知道我迟早会回到加泰罗尼亚定居。当我回到圣萨尔瓦多，我常和母亲讨论我该何时返乡定居，她会说：“等时候到了，你会知道的。”
一九一九年，我知道时候到了。
那年秋天，我再次在巴塞罗那住下来，就此进入我音乐生涯的另一个阶段，在许多方面，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成果最为丰硕的阶段。
我回到巴塞罗那时，这座城市有两个交响乐团。他们没有固定的演出日程，只在特殊场合演奏，而且不常排练。当我听他们演奏时，对这样一座大城市居然没有更好的乐团感到震惊。欧洲其他主要城市都有一流的管弦乐团，为什么巴塞罗那没有？
我问其中一个乐团的指挥，是否能做点儿什么来改善这一情况。他说：“你离开太久了，对现在的巴塞罗那不怎么了解。这儿没有人才供以组成更好的乐团。”我去找另一个乐团的指挥，他的回答也一样。
我告诉那两位指挥，我很乐意尽我所能来协助他们。我还说，如果他们愿意，我可以为他们演奏。如果需要更多财力支援，我也会筹措。但他们不感兴趣。
起初我丝毫无意成立自己的管弦乐团。的确，我对指挥具有热情，我想这可以追溯到我还在父亲的合唱团里唱歌的时候。这些年来，我曾经在巴黎、伦敦、纽约、维也纳，以及其他城市指挥过。大提琴从未令我全然满足，现在也一样。不仅是因为大提琴演奏必须不断练习，以及演出前那要命的紧张，还因为演奏这件乐器本身有些限制。不受限制的乐器是管弦乐团，它包含了所有的乐器。在我早期的音乐生涯中，我曾写信给作曲家朋友隆特根：“到目前为止，拉大提琴让我如此快乐，如果能拥有最伟大的乐器——管弦乐团，那么想想看，我会有多快乐！”不过，直到我在巴塞罗那遭到那两位指挥的断然拒绝，我才真正想要组成自己的管弦乐团。于是我决定：“好吧，如果他们不想建立一个好乐团，那我就自己来！”
做出决定是一回事，实施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在这一过程中，会碰到各种问题，我有心理准备，但自己将遇到哪些困难，却毫无概念。大家习惯于维持现状，总是有些人把改变视为对他们个人的威胁！我想在巴塞罗那成立一支新乐团的想法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反对。不管我是在音乐学院的教授、作曲家，还是在市民领袖当中寻求帮助，他们都告诉我没人想要一个新乐团，或是这件事行不通。报纸上也刊载文章取笑我这个主意。实际上，没有人愿意提供财力支援。一个富翁跟我说：“跟音乐比起来，我比较喜欢斗牛。”
几个星期过去，我愈受挫折。只有母亲、弟弟恩立克和少数好友鼓励我，而就连好友当中都有人说我继续做此努力就有如堂吉诃德。不过，堂吉诃德本来也是个西班牙人。无论如何，我继续向风车发起进攻！
我决定，倘若无法筹得必要的资金成立这个乐团，那我就用自己的储蓄。我到乐师工会去，问他们目前的待遇。那个数字低得吓人。“这怎么能养活一家人？”我问。他们说：“我们得兼差做别的工作。在巴塞罗那，这是唯一的办法。”我告诉他们：“好，我们要改变这个情况。在我的乐团里，每个乐师都会拿到这个数目的两倍。”
我在城里到处寻找乐师，听了许多人试奏。有乐团经验的人很少，有些从没参与过职业演奏，但这并非我的挑选标准。我选择乐师是根据他们的潜力。最后我选出八十八位，他们构成“帕乌·卡萨尔斯管弦乐团”的雏形。
使用加泰罗尼亚语的名字“帕乌（Pau）”为乐团命名，而不用西班牙语的“巴保罗（Pablo）”，对我来说很自然。小时候，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还习惯使用西班牙语的受洗名字，所以我被叫作巴保罗。可是后来我更喜欢自己的加泰罗尼亚语名字，毕竟这才是我们同胞的真正语言。我不止一次跟我的经纪人说，我想在巡回演奏会中使用“帕乌”这个名字，可是他们会争辩：“观众已经知道你是巴保罗·卡萨尔斯，没有人知道帕乌·卡萨尔斯是谁。”如今替我自己的乐团命名时，我不再受此限制。
我告诉被挑选出来的那八十八名乐师：“为这座城市带来加泰罗尼亚人民应得的音乐，就是我们乐团的目的！”
我跟那些乐师形成默契，每天排练两次，上午九点和下午五点。可是，就在预定进行首次排练的前一天，灾难降临到我身上。前几个月组织乐团的压力太大了，挫折不断，并且琐碎事务繁多。经历了太多失眠的夜晚、过多焦虑的白天，我病了。医生说我是由于神经衰弱而病倒的。在这之后，我的病由于一个不幸的插曲而恶化。我有眼睛痛的毛病，虹膜严重发炎，一位眼科名医给我治疗。他给我注射了某种药剂，那一针刚打下去，我的头就倒向一边，无法动弹。我开始大量出汗，床垫都湿透了。几个小时之后，那位医生的护士来了，她不知道我已经打过一针，又给我打了一针。在那之后，我就完全无法动弹了。家人见我病得那么严重，就把我们自己的医生请来。听说了那两针，他大为震惊，说我被注射的剂量足以杀死一匹马！于是当我的乐团终于准备开始工作时，我却只能无助地躺在床上。
我知道倘若取消首次排练，在心理上会是再糟糕不过的事。如果我在这个关键时刻未能按计划进行，整个乐团可能就会瓦解。我没有告知那些乐师我生病了，一直等到他们聚集在音乐厅里，我才请人带了消息去，请他们仍旧每天集合，直到我能加入他们。
第一个星期过去，我关照要让乐团的所有成员都拿到薪水。在没有我的情况下，他们继续集合了一周，然后几个代表来看我。“大师，”他们说，“我们不能再接受这样的安排了。你花了太多钱了，我们不能拿你的钱，却什么也不做。”
我知道我的回答有多重要。我告诉他们：“谢谢你们过来，可是我得坚持事情必须如此。你们遵守你们对合约的承诺，我也遵守我的承诺。乐团成员应在每天九点和五点继续集合，直到我好起来，能够指挥排练。”我想让他们了解我对这整件事有多么认真。
于是日复一日，我仍旧卧病在床，他们继续集合。有时他们会讨论不同的乐曲，担任第一小提琴手的恩立克偶尔也会指挥一些曲目。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
过了两个月，到了要放暑假的时候，我渐渐康复，可以去对乐团讲话了。我感谢他们对我展现出的信心，我也告诉他们期待能在秋天和他们一起工作。如今，我知道他们明白了，在组建新乐团这件事上我是认真的。
那年秋天，我们开始认真排练。那些缺少乐团演奏经验的乐师要学的很多，而那些有一点儿经验的，由于得改掉坏习惯，要学的也许更多！唯一的解决之道是练习。一开始，我花了很多个小时训练乐团基础。我选了瓦格纳的《女武神的骑行》，这是许多乐师背熟了的作品，而他们习惯马虎而走调地演奏，我和他们把这首曲子练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他们能够了解，抓住每个音符并且怀着尊重来对待这些音符有多么重要。
我也强调每名乐师一方面必须学着像个独奏家那样演奏，另一方面则要时时自觉是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感受身为团体的一员、共同合作、以达到美的极致；人类这种团队工作的特质总是带给身为指挥的我一种喜悦，任何独奏演出都无法复制这种喜悦。
“我们共享一份很大的荣耀，”我告诉那些乐师，“这份荣耀在于让杰出的作品获得生命。我们也共担一份神圣的责任，肩负着以十足的诚笃来诠释这些杰作的义务。”
要当一名真正的指挥家，必须正确地诠释作品。首先，一个指挥家必须完全了解他要演奏的作品，不仅要了解演奏该作品的所有技术，以及每一种乐器的角色，还得了解这音乐的内在意蕴，以及该作品的整体性质。这份了解不能是静止的，必须不断成长，一如生命本身。一部作品不管我指挥过多少次，每次为演出做准备时我都会深入研究，在排练前花几天乃至几个星期的时间在乐谱上做注记，仿佛我是第一次指挥这首作品。而我总是会有新的发现。带我自己的乐团，我当然也遵照这一程序。
不过，单是理解音乐还不够。指挥家必须能够把他的思想传达给那些乐师，不是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他们身上，而是让他们相信他所怀的理念与价值。重要的不仅是你说了什么，还在于你怎么说。如果用粗鲁或傲慢的方式来表达，最深刻的真理有时也会被糟蹋。你必须留意并尊重乐师的感觉。“你们不是我的仆人，”我告诉我乐团的成员，“我们都是音乐的仆人。”
那年十月，我们举行了第一场音乐会。准备期间我相当焦虑。当我看见观众，我的心一沉，在加泰罗尼亚音乐宫里竟有那么多空位！不过，观众的反应很热烈，乐评家也对音乐的水准表示惊喜。
我的乐团就这样迈出了一步。
成功并非在一夕之间降临。密集的排练，再加上许多组织上的问题，我们奋斗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年我们举行两个系列的音乐会，春季一次，秋季一次。冬季，我则巡回演出，演奏大提琴，偶尔也担任客座指挥。这些巡回演出如今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即帮助我维持乐团。虽然我们从民间团体获得的赞助越来越多，但是直到七年之后，乐团才完全自给自足。在入不敷出那段日子里，一直由我来弥补每季的亏损。
不过，每一季都有越来越多的爱乐人士支持我们。事实上，当初嘲弄我想成立乐团的报刊有一天开始夸赞我们，说这个乐团是巴塞罗那数一数二的文化机构，让这座城市成为知名的交响乐中心。说起这件事我很自豪，但并非出于个人的虚荣心。我们共有八十九个人在演奏！
我们曾誓为巴塞罗那带来人民应得的音乐，我想我们实现了这一承诺。我们的音乐会很少有空位。看着那些热情的观众，有时我会想起某些人曾说巴塞罗那市民只想听通俗音乐！
偶尔我母亲会来听音乐会，但她很少来。在现场令她难受，因为她知道我有多紧张。她会等我演出结束后回家，她只会问：“卡萨尔斯，你满意吗？”我会说：“是的，母亲。”然后她才去睡。
我乐团的演出曲目相当广泛，古典音乐包括贝多芬、巴赫、海顿、莫扎特、勃拉姆斯、舒曼的作品。此外，我们还经常演奏杰出的当代作品，而且我特别在节目中纳入现代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作曲家的音乐，包括格拉纳多斯、阿尔贝尼茨、马努埃尔·德·法雅、胡利·加雷诺等人。
这些当代作曲家中，我觉得加雷诺是最独特的。在一些音乐百科全书里，你甚至找不到他的名字，但他是个奇人，是个极罕见的天才。我想不出有哪个背景相似的作曲家曾创作出像他那样的作品。一生中，他没有上过一堂课，完全是靠自学。他来自桑费柳德吉索，一个滨海小镇，从巴塞罗那过去大约要花三小时。他年轻时是个普通劳工，后来从事钟表这一行，可是他热爱音乐。想必他听过教堂音乐和旅行乐师的演奏，并且钻研他所能拿到的每一份乐谱，但他获取的深奥的音乐知识，仍然令我感到不可思议。
他的钟表店旁边有一个小房间，一有机会他就躲在里面谱写音乐，写上一个钟头。他有些作品非常特别，具有一种不分地域的普世性质。你可以说，格拉纳多斯的音乐明显显露出马德里和安达卢西亚对他的影响，听得出这是源自西班牙的音乐。然而加雷诺的多数作品超越了国家风格，是最高境界的纯粹音乐。他写了许多迷人的萨达纳舞曲，同时他还写了歌曲、室内乐、交响曲，都是规模很大的作品，结构和旋律内容都很惊人。他技巧之熟练令人难以置信。当然，他的钟表生意不免受到影响，在他作曲时，那些时钟就搁在架子上，无人修理，最后他失去了所有的顾客。他搬到巴塞罗那来，为了挣口饭吃，在一家酒店找到一份弹琴的工作。我就是在那时候遇见了他，并且关系变得很亲近。
他个子很小，很安静，就跟小老鼠一样安静而胆怯。他打扮得很整齐，虽然他可能只有一套衣服。有时我会在加雷诺演奏时去那间酒店。那是家三流酒店，喧闹嘈杂、烟雾缭绕、气氛低俗。我向来不想去这样的酒店，看到这样优秀的艺术家在这种地方演奏让我想哭。他不在那家酒店的时候，你总能发现他在附近一间陋室里作曲，他就住在那儿。从这个小个子身上涌出多么美妙的音乐！我的乐团演奏了他不少作品，他会把完成的曲子带来给我，害羞地等我表达意见。当我指挥他的作品，他会来听音乐会，第二天晚上再回到那家酒店。我瞒着加雷诺，让乐团每个月付他一笔钱，帮助他跟妻子维持生计。他死后，他太太仍旧可以拿到那笔津贴。
加雷诺身上有成为大师的种子，但这颗种子始终没能完全开花，因为缺少适当的栽培。我一直觉得，假如加雷诺有几位杰出的教师，他可能会成为另一个勃拉姆斯或是贝多芬。他去世时还不到五十岁，正值创造力的高峰时期……
我的乐团有几场最令人难忘的音乐会是由客座指挥家指挥的。在我的邀请之下，布许、谢尔盖·库赛维茨基、理查·施特劳斯、皮埃尔·蒙都、奥托·克伦佩勒、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和其他知名指挥家、作曲家都曾来过巴塞罗那。他们指挥的音乐给我一种特别的愉悦感，那几场有艺术家来宾参与演出的音乐会也一样，其中有些是我的老友和旧日同事，比如蒂博、柯尔托、克莱斯勒和鲍尔。
这些音乐会当中，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九二七年春天举行的那场，当时我们为了纪念贝多芬去世一百周年，在巴塞罗那举办了一个音乐节。那之前几个月，我曾去布鲁塞尔探望亲爱的老友尤金·伊萨伊。他当时年近七十，已经不再演奏小提琴。事实上，他最后一场公开演出很令人失望。我知道他为了这件事非常难过，当我见到他时，我心想如果他能参与贝多芬的百年纪念活动该有多好。我深信他仍能有非凡的表现。于是我对他说：“你一定得来，在我们的音乐节里演奏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
他吃惊地瞪着我，说：“可是，卡萨尔斯，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我已经十四年没有演奏贝多芬的协奏曲了。”
我告诉他：“没有关系。你能演奏的。”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
“我知道你能。你能演奏，而且你会去演奏。”
他的脸看起来突然年轻许多：“也许会有奇迹出现！”
他答应我尽力而为。
回到巴塞罗那几个星期之后，我收到尤金·伊萨伊独生子写来的一封信。他非常烦恼，质疑我当初激起了他父亲的希望，以为他能够再度演奏。“假如你看见我亲爱的父亲，”他写道，“假如你能看见他每天练习，缓慢而费力地演奏音阶，练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你会感慨这是场悲剧，我们忍不住哭泣。”这封信令我心痛如绞。我到底做得对不对呢？然而，在我内心深处，我觉得尤金·伊萨伊会再度演奏。
举行音乐节的日子来临，尤金·伊萨伊抵达巴塞罗那。排演时他万分紧张，虽然我小心翼翼地不敢流露，但我也很担心。尤金·伊萨伊演出的那一晚，当我站上指挥台，看着他，我内心满是忧虑。他移动得那么慢，显得疲倦，突然间我心想，他是老了，我是否害了我的朋友？
我举起指挥棒，他把小提琴夹到颌下……当头几个音符奏出时，我就知道一切都会很顺利！某些乐段他可能有点儿不稳，我自始至终都感觉到他的紧张，但大部分时间，仍旧是那伟大的尤金·伊萨伊在演奏，整体效果令人陶醉。
一如从前，我再次沉醉在他美妙的音乐里。曲子结束时会场观众疯狂地喝彩。然后尤金·伊萨伊走上指挥台，接替我指挥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接下来又指挥那首《三重协奏曲》，由柯尔托、蒂博和我演奏。
音乐会结束后，在更衣室里，尤金·伊萨伊激动不已。他亲吻我的手，哭着喊道：“复活！”
第二天，我送尤金·伊萨伊到车站。他从车厢窗户探出头来跟我讲话，紧紧握住我的双手。火车缓缓开动了，他仍旧握住我的手，仿佛不希望和我分开，我在月台上随着火车移动。当火车开始加速时，他突然塞给我一件东西。火车驶远了，尤金·伊萨伊从窗户里向我挥手。我看了看他往我手里塞了什么，那一刻我知道他想要给我留一件东西，一件可以代表他的东西。我的手里是尤金·伊萨伊的烟斗。
尽管卡萨尔斯管弦乐团获得了成功，但是关于我们的音乐会，有一件事仍旧令我感到困扰。我觉得我们的音乐所能接触到的观众太有限，大多是那些生活安逸的富裕之人。一般来说，劳工阶层买不起音乐会的门票。尽管少数能凑出钱来买票的劳工坐在最便宜的顶层座位，尽管我觉得当他们往下看，看到那些上流阶层坐在豪华的正厅前排座位和包厢里，跟音乐无关的思绪也许会令他们分心。然而我对举办免费的音乐会不感兴趣，因为我知道劳工阶层自有其尊严，也知道他们无意接受施舍。我希望那些在工厂、商店和港口工作的男男女女也能够聆听我们的音乐，享受我们的音乐。毕竟，这个国家的大部分财富是由他们创造的，那么，为什么不应该跟他们分享这个国家的文化财富？
这件事情我是受何塞·克拉维的影响，他是加泰罗尼亚了不起的爱国人士，同时也是音乐爱好者。他死于一八七四年，在我出生之前两年，但我觉得他仿佛是我的亲密好友。他来自劳工阶层，从事织工这一行。他弹奏吉他，自己学会作曲、写歌。他的歌曲主题单纯亲切，包括贫童的生活、农民和渔民的故事、大自然之美，以及对加泰罗尼亚的爱。渐渐地，他的歌曲在巴塞罗那的劳工中广为传唱，小型团体开始在收工之后聚在工厂里唱他写的歌。克拉维了解劳工阶层生活的凄凉和贫困，他想出份心力把一些美的事物带进他们的生活中。他想到一个主意，在劳工中组成永久性的合唱团体，并获得出人意料的成果。受到他的启发，劳工及其家属组成的优秀合唱团体蓬勃发展，不光是在巴塞罗那，在加泰罗尼亚的各个城镇也是如此。后来成员人数增加到数千人，这项运动对当时在加泰罗尼亚进行的文化振兴影响很大。如今闻名于世的加泰罗尼亚合唱团和格拉西亚合唱团就是克拉维余绪的一部分。后来这位工人音乐家十分受爱戴，在四十出头时就被选为塔拉戈纳省的省长！
克拉维死后，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广场上竖立起一座纪念他的雕像。每次我从旁边经过，就会想起这个好人和他的卓越成就。我自问：如果克拉维能在工人之中组成合唱团，那么创立一个听音乐会的劳工团体不也是可能的吗？成立这样一个组织的想法逐渐在我心里成形。
乐团站稳脚跟之后，我就着手实现这一想法。我拜访了一所工人夜校，那所学校偶尔会赞助工会的文化活动。我向该校的负责人员说起我的想法，把演奏会的音乐带进劳工阶层。他们很有礼貌地倾听，但我从他们的态度感觉到他们心存怀疑。几天之后，几名工人代表下工之后直接过来见我，还穿着工装裤和罩衫。他们提出非常具体的问题，尤其想知道我所设想的组织将由谁来管理和领导。
我告诉他们：“这个组织未来完全由你们经营。我只提供我的乐团供你们使用，每年定期举办几场音乐会。同时我自己也会为你们演奏，并且安排其他的独奏家来演出。”
“谁来付钱呢？”
“由你们付。”
“怎么付？”
“你们的音乐会社团每年将向每位会员收取六个比塞塔的会费，”我告诉他们，当时六个比塞塔大约相当于一美元，“缴了会费，会员就有权利来欣赏由我的乐团举办的特别音乐会。”
“这一切只要六个比塞塔？”
“是的，这一切就只要六个比塞塔。”
工人代表团走了。他们跟工会和其他劳工组织讨论了我的计划，决定试试看。一个名叫“工人音乐会协会”的组织成立了，参加资格很简单：会员限于那些每月工资少于五百比塞塔的人，当年这大约相当于一百美元。
一九二八年秋天，一个周日上午，卡萨尔斯管弦乐团在巴塞罗那的奥林匹亚剧院举办了第一场工人音乐会，两千多名劳工挤进了那个音乐厅。当我看着那一排排衣着朴素的男女等待音乐会开始，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高兴。表演结束，全场观众起立，爆发出如雷的喝彩声，然后他们开始喊我的名字。我想，对我来说，巴塞罗那那些劳工的呼喊要比我曾经得到的任何掌声都更有意义。
我的乐团开始为工人音乐会协会每年举办六场时间安排在周日上午的音乐会。该协会会员人数以惊人的速度成长，分会以及相关的合唱团体在加泰罗尼亚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后来，我提议该协会出版一本自己的音乐期刊。
“谁来为这本期刊写文章？”他们问。
“你们的会员。”
“写些什么呢？”
“写他们对在演奏会上听到的音乐的感受，或是类似的主题。”
他们开始出版一杂志，名为《果实》，成果不但令他们惊讶，也令我惊讶！每一期杂志里都有冠着这类标题的文章：《艺术与理念的关系》《贝多芬晚期弦乐四重奏》《斯特拉文斯基与节奏》《舒伯特欣赏》。
这个协会成立后，短短几年之间，当西班牙进入第二共和国时期，在我和弟弟恩立克的协助之下，他们有了自己的音乐图书馆和音乐学校。协会组建了自己的管弦乐团，成员全都是工人，于周日在巴塞罗那和加泰罗尼亚的其他工业中心举办音乐会，有时也在医院和监狱里演出。其他国家的音乐家、乐评家和音乐学者纷纷前来调研这个协会及其举办的活动。
我的乐团为这个协会举办的音乐会极受欢迎，乃至于当我们开始在周间的白天举行音乐会，政府机关会暂停办公，以使工作人员能够观赏演出。
那时，该协会及其相关组织在加泰罗尼亚已经有好几万会员。我常说，假如我想以该协会的会员发动一场革命，那么我们无疑能够夺取政权！
工人音乐会协会的成就带给我很大的快乐，比任何音乐事业更让我开心。然而，在一战之后那些年里，加泰罗尼亚劳工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令我感到深深的悲痛。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加泰罗尼亚工人失业和社会动荡的情形非常普遍。许多人陷入饥饿，乞丐随处可见。巴塞罗那和其他城市掀起工人示威和罢工运动，西班牙政府采取了严厉措施加以镇压。将近两万名士兵被阿布德·克里姆[1]领导的原住民杀害，社会局势更加恶化。反战声浪横扫整个加泰罗尼亚，处处都能听到民众要求“应负责之人”承担责任。越来越多的人坦言赞成加泰罗尼亚独立，认为加泰罗尼亚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可是这换来的反而是里维拉将军的军事独裁政府，接下来那几年，更多压迫，更多人入狱，更多加泰罗尼亚爱国之士被迫流亡，这其中就包括如今已成传奇的伟大领袖马西亚上校，群情激愤。
音乐跟生活当然无法分开，我自己的思绪和工作无可避免地受到这一气氛的影响。我支持加泰罗尼亚自治，这件事尽人皆知，有一次，我被卷入一个几乎酿成全国性风波的事件。
引发此事件的是阿方索国王造访巴塞罗那时发表的演说。那演说很不明智，他在演讲中自诩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的继承人。加泰罗尼亚人特别鄙视腓力五世，因为他在十八世纪剥夺了加泰罗尼亚许多古老的自由权。阿方索国王的话激怒了巴塞罗那市民，我自己也深感不悦。我想，也许他不明白那番话的指涉，也许他欠缺考虑。那时，我还会定期前往马德里的王宫。演讲后不久，在去王宫时，我决定把巴塞罗那的民怨传达给太后克里斯蒂娜，也想让阿方索国王设法修正他的错误。可是当我提起此事，太后似乎根本没听我说了什么，只是迅速转变了话题，问起我的巡回演出和我的乐团。离开王宫时我感到沮丧，并且有种不祥的预感。
过后不久，阿方索国王真的向加泰罗尼亚人民表现出和解意愿，说不定我跟太后谈话的作用比我所想象的更大。王室宣布，国王和王后维多利亚（她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女）将参加该年度于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开幕仪式。在抵达之前，阿方索国王捎信给我，说想来聆听我乐团的一场音乐会，并且希望曲目中能有我的大提琴演奏。虽然我平常不会在卡萨尔斯管弦乐团的音乐会上演奏，但我还是设法安排，以满足他的要求。
那一晚，聚集在里塞奥歌剧院的观众包括王室成员、政府官员、高阶军官和巴塞罗那的社会精英。国王夫妇莅临之前，前半场的节目已经结束。中场休息快结束时，我在后台得知国王、王后和随行人员即将进入剧院。有人要我指挥《皇家进行曲》，这是当时西班牙的国歌。由于我即将演奏大提琴，我觉得让恩立克来指挥国歌比较恰当，便请他指挥。现场立刻起了一阵骚动。有人告诉我，指挥乐团的不是我，这可能会被视为对国王夫妇的不敬。使者来回奔走，而国王一行等在剧院外面，中场休息时间不得不延长。最终，他们同意按照我的建议进行。
当国王走进音乐厅，只有稀稀落落的掌声欢迎他，任何人都能感觉到气氛中的冷淡。我预感某件激烈的事将要发生，而事情果然发生了。我带着大提琴走上舞台的那一刻，骚动爆发，整座大厅里，众人站起来鼓掌、欢呼，女士挥舞着手帕。观众持续鼓掌，直到国王等人也在他们的包厢里站起来。然后，观众中突然有人大喊：“卡萨尔斯是我们的国王！”我站在那儿不知所措，感到无比尴尬。我当然知道这并非真的是向我欢呼，而是一场政治示威。由于骚动仍未停息，警察进场把几名示威者逐出了音乐厅。那阵吵嚷渐渐平息，我得以开始演奏。在这之前，只要有王室成员来听我演出，音乐会结束时，我都会被请到他们的包厢。这一次，我没有受到邀请。
事后我非常难过。不仅因为这次事件侮辱了国王，也因他是我音乐会的来宾。想到这或许意味着我和王室一家人友谊的终结也令我悲伤。另一方面，我当然不能道歉。我知道加泰罗尼亚人民对阿方索国王自比腓力五世一事尚未释怀，而我也有同感。
几周之后，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我在巴黎时，西班牙大使来见我，跟我说阿方索国王希望在意大利国王伊曼纽三世和王后艾莲娜正式访问西班牙时，我能在马德里办一场大提琴演奏会。我欣然同意。那场音乐会在华丽的皇家兵器厅举行，极为气派。大厅被烛光照亮，里面满是身穿美丽晚礼服的女士、各色制服的军官，以及各外交使团成员。坐在观众席前排的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王室家族。当我演奏完最后一曲，阿方索国王走上台跟我谈话。按照宫廷礼节，国王站着讲话时，观众也得站着。他一直和我交谈，说起各种各样的事，关于他还是个小男孩时我们一起玩的游戏，关于我母亲、我弟弟路易和恩立克。这整段时间里，西班牙王室的其他成员、意大利国王和王后，以及其他所有在场的显贵人士好像都立正站立着。我明白阿方索国王是故意这么做的。最后，他露出微笑，对我说：“卡萨尔斯，我希望你知道，看到你如此受到加泰罗尼亚人民的爱戴，我十分高兴。”说完他便转身走开了。
第二天，报上都在谈论这件事，提到国王跟我谈话时一直让所有人都站着，此事引起一番风波。毕竟我只是个音乐家，而且还是个加泰罗尼亚人！可是我知道阿方索是在用这一方式承认他在巴塞罗那演说时所犯的错误，并且让我知道我们彼此是互相了解的。
[1] 摩洛哥政治、军事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