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卧床不起：医生说我“有待观察”。我解释说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姿态。
昨天莫里斯来访，带了一个叫罗兰德·斯特朗的新闻记者，该记者已经把我当成了好奇的对象。意图极好的人说出的话总是最难听，这真是一大怪事。斯特朗用了一句经典的话严肃地建议我，为了“不闲着”，我应该为这个时代写一部文学史。我告诉他说这个时代虚幻不定。但是我肯定可以写写我的同时代人吧？我说我没有同时代人，我只有前人。他有些沮丧地离开了：我没有尽到病人的首要义务—取悦探望者。但他的建议实在荒唐：如果我回顾我工作和生活的这些年，我无法看到历史的脉络，我只能看到一系列的事故—有些是致命的。
就一个时代而言，现今社会介于布朗宁夫人和格伦迪夫人[202]之间，它是一片沙漠，上面只能找到一些奇怪的文物。我对同时代人的作品也一直不感兴趣，而且我讨厌故作姿态、见什么都说好的评论界。在这个时代的艺术家中，我最敬佩的是比亚兹莱，尽管他从来没有理解我的作品。他是个让大人难堪的孩子，和大人的情感玩着最可怕的游戏—他有纯洁的一面，也有欲望的一面，他是手里拿着祈祷书的斯普拉斯[203]。道森我也很尊敬。可怜的道森。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他生来就有一种病—心的柔弱。这既毁了他的生活也毁了他的诗歌。
不，这一时代真正的艺术家现在已经成了模糊的过客。佩特和罗斯金都死了；丁尼生和布朗宁也不在了，不知他们能否逃过模仿者一劫。史文朋、梅瑞狄斯还在，但只是一息尚存。没有后继者可取代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有。我本来可以取代，但我因性格的缺陷背叛了自己的禀赋，任何伟大的主题也不能让我得到赎救。
和现代社会的其他方面一样，文学的下滑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拉丁文文学中，从克劳狄[204]或鲁夫留斯[205]的华美散文到圣卜尼法斯[206]或圣奥德海姆[207]使用的变相方言，中间间隔有四百年时间。而英文文学在毁坏方面遵循的是快速和隐秘的原则：合适的表达方法在一代人之间就已毁掉。我们从丁尼生到了吉卜林，从梅瑞狄斯到了威尔斯，步伐迅猛无比，连受过专门训练观察其不同的人也察觉不出真正的差异。
但就如一颗流星，英文散文在坠落之前回光返照地冲了上去—代表者是我、莱昂内尔·约翰逊和佩特。但我们都是各自独立的艺术家，这正是我们的不足。和于斯曼、梅特林克一样，我们看到了一鳞半爪，看到了淡淡的幻梦，看到了水上玫瑰的倒影。我又开始疼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