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会滋生奇怪的恶习：比如它让你感觉你本来就应该待在这样的地方，就如同瞎眼的地下动物天生就属于寂静而黑暗的世界。走出监狱后，天空让我感到头晕眼花，我甚至害怕自己会跌倒：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世界实在太大了。出狱的那天上午，我乘坐着马车，拉上了帘子，从彭顿韦尔监狱赶到布隆贝瑞。在一个朋友家休息的时候，我给农场街[190]写了一封信，以谦卑和悲怆的笔调询问可否让我去静休。
现在看来，我觉得这一举动实在匪夷所思，尽管我一向对教皇颇有好感。或许看厌了现代的伦敦，我想立刻回归到安全的囚室，也有可能我是想去静休院研究我所发现的爱和苦难的秘密—我不知道，我记不起来了。但是我的请求遭到了拒绝。
所以我只得面对自己的生活，在这陌生的海滨，我要为自己的生活找出方向和目标。在一个很迟的下午，我乘坐渡船去迪耶佩，路上我看着英国的海岸渐渐远去。我感觉自己就像尼莫船长[191]，登上了一条把他带离凡人视线的船。英国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见到过我。
流浪之旅的第一站停靠在贝尔纳瓦勒。为谨慎起见，我用了个化名塞巴斯廷·美墨斯，此名至今还见知于那些商人。我自由了，这我很清楚，但是自由是个奇怪的东西：有了它的时候，我们却不知做什么好。天空、海洋和诺曼底质朴的乡下都很迷人，但是它们平淡无奇。我知道世界对我来说应该是个快乐的地方，但是这快乐的秘密仍然锁在我心里；面对生活，我就像面对一幢富丽堂皇的房子，感到眼花缭乱—但我是客人，不再是主人了。
人们来看我，目的是看我没有钞票的日子还能不能过。他们很想知道我有没有变化。我想我变了，但是我努力不表露出来。因为友情和笑声对我至为宝贵，我不想展示那至今扎在我心上的囚犯箭头[192]，否则会失去这些宝贵的东西。他人的善意让我很受感染，但也让我疲惫。过去我一直喜欢表现自己，并以为这是一种不凡的个性，如今看来，它只是矫饰而已。怎么可能不是矫饰呢？在监狱里，个性对我的影响，我已经大彻大悟：它简直把我引向疯人院。
但是如果我无法自救，如果我真的还是“失物”，至少我还能以艺术家身份自诩。到贝尔纳瓦勒的一家旅馆安顿下来之后，我就开始写《雷丁监狱之歌》。我要向英国社会表明，它并没有把作为艺术家的我毁灭掉，反而为我提供了新的艺术创作题材—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我拒绝扮演改邪归正的罪犯角色：我记得雷丁监狱里的一个叫阿瑟·克拉特顿的囚犯曾经这样评论过我们身外的世界：“让他们去沸腾吧，该死的。”他的话一直铭刻在我的心里。他说出了我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诗歌是我唯一的报复方式，但这种报复是光荣的。我想要告诉为我定罪的那些人，他们建构的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我还要告诉他们，我这个专事以艺术作品暴露他们的愚蠢的人，曾经见证了他们极度的无耻和愚蠢。
这想法让我很是高兴，在重获自由后的前几个星期，我比任何时候都要高兴。我写作，我散步—走得相当远，我每天洗澡，和阿芙洛狄忒[193]一样，我在大海里重获处子之身。但是，当朋友离开我，回到他们自己的生活中，或者我的灵感接不上来的时候，我又会闷闷不乐。对自由的惊异唤醒了我心里的伟大诗歌，正像它唤醒了我第一次感到的欣喜若狂，但是独处之时，我能感到监狱从四周向我挤压而来—不是别人为我建的监狱，而是我自己建造的监狱。
我过去所熟悉的生活不复存在了，我觉得我也没法将它恢复过来。渐渐地，我开始认识到，作为艺术家的我已经死了，这也正是我入狱前那年的感悟。《雷丁监狱之歌》是痛苦的发泄，就如同受伤的动物的叫喊，但是一旦疼痛不复存在，我就不再有什么可表达的了。我想过写宗教剧，但是对它并无多大喜好。我觉得我已经没法把握生活了，只能听任它随波逐流，直至最后搁浅。我们一旦入过监狱就再也无法离开它，这一点所有的罪犯都清楚。我们只能把对监狱的回忆重新体验过。
所以，我又去找博西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找。我的妻子挺得体地离开了我，我的孩子们改换了姓氏，荒唐岁月里的那些朋友就如剧院代售点所说，“售罄”了。当然，我知道博西对我有害无益，但是我相信，为了加速自己的死亡，连耶稣也要和犹大结盟。罗比·罗斯写来一封浸着痛苦的信，告诉我说“和那个年轻人恢复关系”乃大错特错，但我给他发了一封电报：成大事者可犯大错。
博西和我一起去了一次那不勒斯：说真的，我本可以写出一部那不勒斯悲剧。我们就如囚犯一样在我们彼此折磨的监狱大院里艰难行走。然后，博西突然间不告而别。他的母亲威胁说，如果他继续和我在一起，将断绝他的津贴。尽管博西喜欢穷人—至少在那不勒斯—他并不喜欢贫穷。我又一次形单影只，孤独把我变成了阴影。很普通的意外都会把我吓坏；我变得对什么小事都敏感起来，还不断写信，写得又长又草率，信中我侮辱爱我的人，责骂想帮助我的人。比如我会写：你怎么不给我寄钱？你为什么在伦敦的俱乐部传播我的谣言？你把我的《雷丁监狱之歌》怎么处理了？
一个人的日子我是无法过的，所以我在这里又疲惫又痛苦。我本来一直是大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毕竟，我现在是都市文明阴暗面的一块丰碑—原来我生于其中，现在我却想死于其中，和维庸、波德莱尔一样，我的家已经成了“徒有金属和石头的风景”。过去两年间，我的生活就和现在一样，属于数学问题，而非浪漫问题。我的每一个便士都是苦苦讨到手的。我的衣服蹩脚得就如同挪威人的一样；我变得像个年老可笑的大妈。人们现在对待我的方式不无奇怪之处—他们有话向我倾诉，而过去他们只听我说。他们知道我听了什么都不会吃惊，他们也知道，我不会对他们的话感到腻烦。
弗兰克·哈里斯甚至带我到了戛纳，以便我能听他作曲—他们真该为这人建一座体育场才是。还有，去年春天，哈罗德·梅洛斯还陪着我去了罗马。当然，钱是他付的。尽管我对梅洛斯没什么好感，我却想见见教皇。上帝为了让圣奥古斯丁当上主教费了不少事—至少这是圣奥古斯丁的说法，我想他也会为我的皈依花点时间吧。我本来打算到了临终时刻才去忏悔皈依，但转念一想，这样做一定会受当时条件所囿，未免太过平庸。我总是喜欢提前把这些事情办妥。
我看到了教皇—事实上，是他先看到我的—然后奇迹发生了。我本想撑起伞，结果伞没有打开，但在这个潮湿的、洞穴一般的教堂里，在复活节朝圣者的一片圣歌声中，我突然看清了自己生活的完整面目。我当时意识到我本可逃脱自己的命运，我还意识到我必须被毁灭，然后方能获准重生：现在我可以直面死亡了。但是我并没有成为基督徒。在死亡面前，我同一时间成了泛神论者、多神论者和无神论者。我把各路神仙都请了过来，因为我不信仰其中任何一个。这就是古典文明的奥秘：塞莫皮莱的赫拉克勒斯[194]神庙后面有一座敬拜怜悯的祭坛—我就静静地拜倒在那里。
确实，我的元气已经大为恢复。如果自由后的第一年对我是个负担，那是因为我还是把过去的生活背在身上，自然，这重压会让我跌倒。但这一切都过去了：我已经离开了我的艺术，而且超越了我用这种艺术构造的个性。现在，我静静地站着，感慨世间万象的丰盈，而在以前，我一心想驾驭这一切。拿破仑说过，“深重的悲剧是培养伟人的学校”，至少这话在我身上应验了—在生活的神秘面前，我所创造的一切都不值一提，甚至连不值一提都说不上。我们只能从个人—像我这样穷愁潦倒的人—身上，从个人生活的奥秘当中，找到意义的所在。生活，生活的洪流能够战胜一切。它比我自己伟大，但是如果没有了我，它将是不完整的：这就是真正的奇迹。
早上我又疼痛不已，因为房间有时颇有坟墓的气氛，我走了出去，来到美术大街—我现在走得很慢，步履艰难，但仍保持着一种新奇感。有个男孩在雅各大街街角的一架手风琴边玩耍；他把人们丢给他身边的老人的几个苏捡起来，费力地放到老人边上。在街对面，有两个年轻人在搀扶着一位老妇上她家的楼梯—搀扶者的脸上充满了快乐的神色，看着他们，我心上的重担不由得减轻了。一个男孩溺爱地拍着他的狗，而狗则把爪子搭到他的肩膀上。我的思想和心灵现在就寄托在这些细节上了。在这一天，1900年10月8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