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过美国，不幸的是，这是在美国听说过我之前的事。海伦·莫迪耶斯卡曾和我说过，有一次她在一个相当具有异国情调的西部小镇上演出，扮演一个肺病患者，演出后观众送来很多圆瓶子装的专利药。我立刻感觉到我有义务去访问对艺术魅力如此信心十足的国家。人们总是说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度，之所以年轻，是因为欧洲人每年都从它身上发现新的东西。现在就连英国小说家也跑过去开讲座了；不幸的是，他们大部分都回来了。
是道伊利·卡特[86]邀请我亲自去的，给他排演的《佩兴斯》一剧捧场，我立刻答应了下来。我需要钱：威廉爵士的庄园日渐衰败，此外，在焦虑的时候，我常把自己想象成沿街乞讨的乞丐。只有野心勃勃的人才知道推动着他们向前的是多么大的恐惧感。这场歌剧演出只能算是一场滑稽表演，迎合了现代观众的趣味—他们喜欢为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发笑。不过剧中有个人物班瑟恩据说和我有些相像。当然，这就是让我随团访美的原因。不过我决定放弃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而要伸张艺术和想象的价值。如果我是一个被迫来到食人生番中间的传教士，我起码也要争取把他们给吃了。
从汽船的甲板上，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纽约，觉得它很扎眼。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斯旺和埃德加购物中心，总是在卖打折货。刚刚下船上岸，立刻就有一群记者围了过来。“瞧啊，水牛比尔，”他们叫嚷着，“他来了！”对未来状况的预料让我头晕，但到后来我才发现，在纽约这个城市，预料是要无限期推延的。经过仔细审视，我发现这个城市患有龙勃罗梭[87]所说的那种灵魂的疾病—过于贴近马毛沙发和铸铁壁炉会造成想象力的贫乏。不过，如果纽约展现了美国最原始的状况，那么美国真正的文明便是在美国的荒野之中：西部的采矿小镇和卧在内陆大平原上的社区，它们标志着当代生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些地方没有欧洲价值观的虚伪和矫情，他们将成为现代社会的发动机。我总是敬佩别人身上体现的天然质朴，美国人在这方面做到了极致，将其发扬光大到成为一门哲学，不亚于洛克的方法论和卢梭的自信。
我奔波于各种演讲厅之间，从中发现了充当公众人物的奥妙：我是在和自己说话，而观众只是在偷听。我举办过关于室内装饰的讲演，使得美国家居生活一夜之间为之大变；我描述了服饰上的唯美主义运动，第二天就能在街上看到千奇百怪的形象。女人们崇拜我，男人们谈论我。人们把我比作乔治·艾略特，也不知道我哪方面像他。美国人什么传统也没有，不管谁告诉他们该往哪儿走，该做什么，他们都洗耳恭听。你要是告诉他们停尸房里埋了黄金，他们准会跑过去挖，而美国妇女则会对他们的勇气大加赞赏。但我只和他们讲述罗斯金和蓝白色的瓷器。他们恭敬地接受，作为回报，他们付给我怪怪的绿色票子。我成了商业化的人。我的成功就如一个启示：我发现保持本真状态居然能给我带来大把钞票。不过我也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当时我觉得很不可理喻，现在才觉得稀松平常：我把自己的哲学当众宣布之后，自己就不再坚持。一旦我把自己的思想和态度以某种完美的形式呈现出来，就对它们感到厌烦了。人们开始相信我的时候，我却不再相信自己。
我还清楚地记得自己随着剧团从奥马哈到旧金山的那次旅程。我横跨美国所用的时间超过了上帝创世的时间。我们一行人乘着火车，火车行进得奇慢无比。三等车厢的年轻人们掏出手枪瞄准草原上微小的目标射击。我不知道这些目标究竟是人还是动物，或许这些年轻人自己也不是完全清楚。路上我在读法国小说—真正的当代小说有一大优势，那就是小说的任何一页上你都可以读到自己。到了酷热的下午我就开始睡觉：这难道不奇怪吗，我过去居然这么喜欢睡觉！
有天下午我从睡梦中醒了，离开自己的车厢去买三明治—这三明治是一种奇怪的铅色。路上我碰到约翰·豪文，也就是对我进行滑稽模仿的班瑟恩一角的扮演者。他站在看台上，穿着一身和我类似的衣服，在背诵我写的一首诗。我们的车子在一个小站停下，轻信的人群顿时认定豪文就是王尔德。我很反感。
“豪文！”等他回到我们的车厢后，我叫住了他。“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奥斯卡·王尔德。你记不记得我们是在一起赶路的，还是你幻想我在什么地方掉下去了，必须由你来顶替啊？”
“对不起，奥斯卡，我也是难以抗拒啊。一个家伙睡着了，另外一个家伙乘机找点乐子，这总归是情有可原吧，是不是？”
“豪文我亲爱的孩子，你是演员，我对演员是了解的。你怎么忘乎所以我都不反对，不过冒名顶替一个和你乘坐同一辆车的人，不能说是明智之举吧？”我在说“乘坐同一辆车”的时候，用《德莫苹小姐》在他的膝盖上敲了敲。
“奥斯卡，其实啊，你也不比我好到哪里去。至少我在表演的时候我知道。”
“我不是演员，我是我自己。”
“嗬，是吗，说来听听。”
“你知道这么多就行了。”
“奥斯卡，你是作为剧团的一员到这里来的，要是风头都被我占了，也只能怪你自己倒霉。”
“至少我的台词是我自己的。”
“对不起，我觉得不是你自己的。我看是你从你的书上抄的，只是坐在某某东西上面的时候在演练而已—你知道我是在说什么。”
“我根本搞不清你在说什么。不过至少我不会穿着借来的衣服，装成其他人在上蹿下跳。”
“废话。你根本就不是你自己。”
到了这紧要关头，一位铁路官员进了车厢，问道：“哪位是奥斯卡·王尔德先生？”
“是他。”我们俩一齐回答。
“我这儿有一位女士的信要交给王尔德先生。”
“那给他吧。”我回答说。我讨厌“信笺”，它们总是过于张扬。
“我说，王尔德，有一位女士说等到了旧金山后，要见见我们—我是说要见你。要不要我回信？”
“就说我另外有约。”
“哎，别那么开不起玩笑嘛。要不就让我代你去？”
“豪文，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想挡也挡不住了。”
结果美国的报纸都在报道我的活动，把我说成是寻芳猎艳之人，其实都是豪文干的好事。有一次记者发现豪文在纽约的一家赌场，他又一次用了我的名字。结果我经常到这些场所的报道也见诸英国报章。我也无意于反驳。我算什么，怎能阻挡住自己命运的发展？我感觉自己和阿达·门肯一样，注定要过一种别人想象出来的生活。正如我的哲学一旦成为一套原则之后我就丧失了兴趣，我意识到我如果陷入唯美主义形象的陷阱，这形象就会变成沉重无比的负担。模仿是会改变的，变的不是模仿者，而是被模仿者。
在这个现代奇迹将纷纷出现的国度，我的个性确实得到了发展。在美国，我学会了如何让自己的风度举止随意而自由，这在英国是办不到的。我的作品第一次被人严肃对待：以前我总是嘲讽和流言的对象，是名人身边的陪衬，现在人们把我当成一个艺术家，为我欢呼喝彩。不断有人来采访我，我的诗作被当成严肃作品，刊登在高档次的报纸上，稿酬是一行一几尼。发现这一情况后，我进而了解到，别人对我的认可是通过我的艺术来实现的。我如释重负。当感情这东西在年轻人的心中觉醒，就如有疾风在推动着—向前发展，却又没有明确的目标；它又如离开港口的船只，岸上的叫喊和招呼声都渐渐远去，我们静静地航行在苍茫的海空之间。这时候，也只有这时候，我们才能给想象赋予形式，给灵魂振动的翅膀赋予生命。
因此，当我遇到惠特曼的时候，我不是以一个门徒，而是以一个平等者的姿态出现的—这也是真正的艺术家相会所需持有的姿态。在费城的时候，我去了他那开阔明亮的顶楼，惠特曼坐在那里，宛如一个美国的长老。在他的身后，我能看到特拉华海面上的白帆，在工厂烟囱里升起的烟雾中，显得影影绰绰。我们的交谈是亲切而随意的。惠特曼从来没有去过欧洲，所以原原本本地保留了自己的气质。不过他精明睿智，即便在那个时候就能够洞察到我身上的作家天分在逐渐展现。我说我是来给他的美国同胞谈“美”这一话题的。
“照我看来，奥斯卡，”他说，“美不是你奋力去捕捉的抽象理念，而是你创造出的作品的结果。”
“但美肯定应该是一种理想吧？”
他的声音里夹杂着一种奇特的格格笑声，好像刚吞下了一只妖怪，而妖怪也心甘情愿地待在他的喉咙里一样。“理想是恶魔，”他回答道，“你如果去寻找它，它会把你引上歧途，最终让你陷入泥沼。如果你让它顺其自然地来，它反而可以成为你的好伙伴。”
他说的这些话，我直到现在才明白其中的真义。对美的探索对我产生了极其糟糕的后果。在声名鼎盛的时候，我用不同的方式寻找美。因急于找到美，我和美的实质失之交臂。所以后来美离我而去，把我丢在阴影当中，丢在地狱的第二层，我可以在那里当面见到狄多[88]和塞米勒米斯[89]。
关于美国就说到这儿吧：到中饭的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