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英格兰人打交道，有两个办法—让他们吃惊，或逗他们开心。就是不能和他们讲道理，至少是在碰到《泰晤士报》评论的时候。对这些评论，佩特嘀嘀咕咕，罗斯金嗤之以鼻，而我则让他们大跌眼镜。他们一本正经地争论说在实际生活中，艺术的价值和想象力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我才真正是这一真理活的写照。我进入了唯美主义阶段。我不会手拿着百合花在皮卡迪利大街上散步—这些天我也尽量不散步了—但是我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唯美主义的种种行迹成为可能。我的穿戴要么是18世纪的，要么是20世纪的—代表着昔日的荣华，或来日的富丽，我也说不准到底代表了哪一种，但我坚决不和现在这个世纪牵连一起。我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形象，和皮尔斯牌肥皂[81]一样，我是绝无仅有的。在朋友眼中，我是“世界奇迹”；在仇人眼中，我就是反基督。[82]
我吟游确实想出人头地。如果在写作上达不到这个目标，我就把自己的天才转化到个人的事务上去。现在，到了这么落魄的境地，我却为那些想出人头地者感到忧伤。这种野心既可憎又可怜，既可笑又可悲：怀有这种成名的野心就像啼哭的婴儿渴求关注，就像受伤的野兽在痛苦中咆哮。不过我有种独特的自知自觉，这是一般人所没有的。出于虚荣，我反对世俗的奉承。威廉爵士过世后，母亲搬到伦敦住。她希望我步哥哥的后尘，找一份文学新闻工作。我对这个职业的前途敬而远之：所谓近墨者黑嘛。我不喜欢文学界的诸公，他们也不喜欢我。我嘲讽他们的价值观，他们也对我反唇相讥。确实，我的个性一直让别人头疼，到了后来，我的作品又让人们晕头转向了。
在伦敦的头几年，我过得很是得意。我发觉除了自己以外，还没有真正而永恒的表现方法，所以我可以回避个性中的诚恳，而用小丑的鲜艳外衣来装扮自己。现在来看，我对生活还是太认真，所以每谈到当年这些往事，总不免感到羞惭。普林尼[83]曾告诉自己的密友说，文学使人超脱死亡，这一劝告我完全理解。我受过伤，对生活感到了害怕，所以我不停地逃奔，上气不接下气，双脚鲜血淋淋—只是为了奔向艺术和美。艺术和美的圣殿就是我的避难所。我用花花公子的面具在世人面前把自我掩饰起来，我口若悬河地宣讲唯美主义的教义。
生活的混沌无形让我非常害怕—它带着与生俱来的混沌印记，就好像美玉宝石上的斑痕。所以我双手接住了这无形，将其化作故事和警句，后来又将其转化为机智的戏剧。我把谈话变成了艺术，把个性变成了象征；只有这一切才使我勇于面对从四处袭来，要将我吞噬的空虚和黑暗。而现在，这空虚和黑暗又来和我长相厮守了：多怪啊，一个人到头来还要承受他最为担忧的命运。
自然，我种种举止的原因人们从来都不了解，包括我最亲密的人。在仇家甚至朋友的眼中，我都是个和蔼可亲的傻瓜。他们从来不能了解我的价值观，所以他们就认为我根本没有价值观。其实，我的思想往往比我的为人更为尊贵。他们嘲笑我，因为我的玩世不恭对他们的价值观构成了威胁。我是想象世界的虚无主义者，我反叛我所处的社会—尽管我还没有到杀人放血的地步，不过我使用了最顺手的武器，这武器是我自己所处的阶层打造出来的。
我当时在读巴尔扎克的作品，到现在我还记得罪犯伏脱冷和吕西安·德·吕邦泼雷之间的一场冷冰冰的会面。吕西安·德·吕邦泼雷一时冲动想要自尽，伏脱冷把社会那无形的法则说给他听，从而把吕西安给救下来了。在劝吕西安的时候，那可怜的诗人心中搅起了激愤和野心纠结的情绪—这种情绪我再熟悉不过了，后来他决定把这些法则运用起来，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因素。“再也没什么法则了，”他低声说，声音里带着真正邪恶的人才有的那种难以言表的温柔，“只有传统习俗：徒有形式而已。”读到这些可怕的句子，我当时的感觉就像一个古代的国王，猛然在墙上看到写着自己命运预言的耀眼的文字，不同的是，我甚至不用先知来破解这预言。过去我身上的天性因素转化成了原则。它完成了我教育的第一阶段，和其他形式的教育一样，我的教育是在自我对话中进行的。万事万物到了我眼中，都成为它们自己的滑稽模仿—我就不用说社交界了，因为滑稽模仿就是社交界最显著的特征。不过我当时认为，艺术也好，生活也好，其方法和传统的最佳表现方式就是滑稽模仿。我在所有作品中都体现了这一点，在举止和穿着上也竭尽滑稽模仿之能事。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成了人们惊奇和嘲讽对象的时候，我甚至感到有些洋洋自得。人类脸上要戴着镀金的面具，这个事实证实并强化了我自己生命的法则。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同意去美国举办唯美主义的演讲。在那种实验室一般的严格条件下，我可以尽情张扬个人的戏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