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那些新的心理治疗体系的创建者，归根到底都是在处理自己的病史。问题仅在于，他的病史能否代表他所处时代的集体神经症，如若可以，他就能够以自己的痛苦造福他人，用自己所患之疾病使他人免受疾病之苦。
不过，所有这些并不仅限于集体神经症或者神经症本身，它还包括那些在痛苦中挣扎的人。
特拉维夫的阿德勒研究所（Alfred-Adler-Institut）所长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讲到一名非常年轻的以色列士兵，他在赎罪日战争中失去双腿，从此一蹶不振，甚至想要自杀，大家想尽各种办法也没能让他从抑郁中走出来。后来有一天，这名士兵突然充满活力地出现在大家面前，脸上笑容灿烂，像突然间换了个人似的。这位所长十分惊讶地问他：“发生什么事了？”这个小伙子微笑着递给她一本希伯来语版的《追寻生命的意义》，对她说道：“我无意中看了这本书。”这本书对他来说似乎更像是一本“治疗性读物”，而意义治疗也非常适合他的情况。
有时候我也会收到有类似遭遇的人写给我的信。一次，我收到的一封信里还夹着一页巨幅报纸，上面印有许多照片，写信人名叫杰瑞·朗，而那张报纸来自1980年4月6日的《特克萨卡纳每日公报》（Texarkana Gazette）。杰瑞·朗之前是一名潜水运动员，17岁那年在休斯顿出了训练事故，导致四肢瘫痪，仅能用含在嘴中的一根木棍敲击键盘打字，用自己的左肩操纵一台机器。就这样，他参加了距家几公里外的一所大学的远程视听课程，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一名心理学家。为什么呢？“我喜欢人们，想要帮助他们。”在他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至于为何要写信给我，他是这么说的：“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追寻生命的意义》一书，与你和你的朋友们所遭受的苦难相比，我遇到的困难根本不值得一提，然而在阅读过程中，我却找到了我们之间的许多共同点。这本书我已经读过4遍了，每读一编仍会有新的领悟和感受。这一切只有同样处在困境中的人才能感受到，而你战胜了它们，这给了我极大的震撼……我曾活在痛苦之中，但是现在我明白了，不经历这些痛苦，是无法获得成长的。”
在这里，这本“治疗性读物”，或者干脆说是意义治疗的催化作用起到了效果。每次我在演讲或者授课时讲到“技术和人性”这一问题，都会乐此不疲地对听众们说这么一个故事，在我的书中我也跟我的读者分享过：有一天夜里3点，我被一个电话吵醒，来电话的是一位女士，她告诉我她决定自杀，而她打电话只是好奇我会对她说些什么。于是，我拿出通常劝说想要轻生的人的那一番话，耐心地安抚她，向她详细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直到她向我保证暂时不去自杀，第二天早上9点过来找我。
第二天早上她准时来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袒露心声：“医生，如果您认为，您昨天晚上对我说的话中哪怕只有一句对我起了一丁点儿作用，您就错了。就算真有什么东西打动了我，那么只有一点：我半夜把您从睡梦中吵醒，您却没有恼火，没有叱责我，反而花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耐心地听我倾诉，费心开导我。所以我就想：如果真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也许真的需要再给自己、给自己的生命一次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充满人性的关系便建立起来。
一天早晨我来到医院，向早已等候在此的诸位从美国来的教授、心理治疗师以及大学生打招呼——他们都是来维也纳进行学术研究的。“《美国名人录》找了几十名代表，请他们用一句话来描述，什么是他们生命中最为关切的事情，我也是其中之一。”大家纷纷对我表示祝贺。“诸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陷入沉思，这时，一名来自伯克利大学的学生不假思索地回答：“您认为自己生命的意义在于，帮助他人找到自己生命的意义。”
完全正确！我确实就是这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