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回到我被押送入集中营的那段时间。日子一天天过去，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我早已料到会和父母一起被送入集中营，于是我抓紧时间，坐在书桌前写《医生与心灵》的第一稿。无论如何，我也要将意义治疗的核心思想留存下来。
后来，直到我被转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时候，这本书的手稿一直被我缝在大衣里子里偷偷藏着，进入奥斯维辛之后它就被收走了（二战之后我还找回了这一稿的复印本，不过当时我的第二稿早已完成，而我在转送至奥斯维辛之前在手稿中添加的很多补充内容则永远找不回来了）。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后，我必须把随身带的所有东西扔掉：衣服和我身上仅存的几件物品，其中还包括我最引以为傲的多瑙河流域阿尔卑斯山登山协会的奖章，它是我被任命为登山队队长时授予的。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集中营，而在此之前，我就在泰雷津集中营边上的那个名叫“小堡”的集中营里领略过一个真正的集中营是什么样子了，它与被称为“犹太人聚居区范本”的泰雷津集中营大不相同。我被拉去在那儿劳动了没几个小时，身上就收获了大大小小31个伤口，然后被一个维也纳来的恶棍（牢头）推推搡搡地拖回泰雷津集中营。走到营地的一条马路上时，蒂莉看见了我，猛扑过来：
“天哪！他们对你做了什么？”
回到我们所在的棚屋，蒂莉——这位训练有素的护士，仔细地为我包扎伤口。到了晚上，为了分散我的注意力，她又拉我去另外一个营地，参加一个半公开的活动——一个来自布拉格的爵士音乐家（他也是一名囚犯）为大家演奏《你在我身边如此美丽》，这首歌被关押在泰雷津的犹太人奉为民间“国歌”。
上午经历了残酷的折磨，晚上却在欣赏爵士乐，这种强烈的反差交织在一起，形成我们当时典型的生存状态：美与丑、人性与野蛮的矛盾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