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中学的时候，在精神分析的影响下，把自己幼时做医生的职业理想进一步具体为做一名精神病科医生。
有段时间，我信誓旦旦地对外宣称，我想成为一名皮肤科医生或者助产士，直到有一次，一个医学院的学生W. 厄斯特赖歇尔——他后来在阿姆斯特丹定居，问我是不是连索伦·克尔凯郭尔都没听说过？我告诉他克尔凯郭尔的一句名言：“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1]——这是我在精神病学领域以外可以跟别人卖弄的谈资之一。这名学生说，我在精神病学领域很有天赋，而我也很认同他的说法。
真是难以置信，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评论，会让我们的生活发生如此大的转折。不过正是从那以后，我坚定了自己“在精神病学领域中实现自我”的选择，不再犹豫不决。
我真的在精神病学领域有天赋吗？——我问自己。我只知道一点：如果真的有的话，那么它一定跟我的漫画天赋有关。
不管是作为漫画家，还是作为精神病科医生，我都需要首先找到一个人的弱点。不过，作为一名精神病科医生，或者至少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还要从他的（实际）弱点中敏锐地发现克服这种弱点的（备选）方法，从他的糟糕境况里捕捉到某种可能性，来给他的境况赋予某种意义，从而将某种看似无意义的痛苦转换为一个真正的人类成果。事实上，我一直坚定地认为，没有蕴涵着某种意义的可能性的境况是绝不存在的，这一想法的核心内容在意义治疗中得到详细而系统的阐述。
可是如果一个人没有从事精神病学工作的愿望和需求，他就算再有这方面的天赋又有什么用呢？我们不仅要问，为什么他有能力成为一名精神病科医生，更要问，他为什么想成为一名精神病科医生，不是吗？一些思想幼稚的人会说，自己之所以选择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是为了由此获得一种掌控他人、操纵他人的权力。不错，知识就是力量，由于我们掌握了某种知识，而其他人却并未掌握，因此在这样一种由知识形成的秩序里，我们便拥有了左右他人的力量。
这一点在对他人进行催眠的时候体现得最为明显。必须承认，我青年时对催眠术很感兴趣，在15岁时就能够成功地催眠别人了。
我在《日常心理治疗》（Psychotherapie für den Alltag）一书中说过这么一件事：在罗特席尔德医院工作时，我曾做过一段时间的麻醉师，有一天我的上司普里马里乌斯·弗莱施曼交给我一个光荣且很有前途的任务——对一个老太太进行催眠。这位老人需要做手术，却因为身体原因不适合接受常规的麻醉，而局部麻醉不知为何似乎对她也不起作用。于是我真的开始尝试，用催眠的方式让这位可怜的老人在手术中感觉不到痛苦，最后我幸运地做到了。
不过我还是打错算盘了！我除了得到医生们的溢美之词和病人的感谢话语之外，还收到来自一名护士的措辞强烈的谴责——她在这个手术中全程负责为我的催眠配乐。后来她跟我抱怨，我那一遍又一遍单调无聊的催眠手段不仅对病人，也对她产生了作用，使她不得不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拼命抓住最后一丝神智，与脑子里的瞌睡虫作斗争。
还有一次是我年轻时在玛利亚—泰雷津堡神经医院工作的时候，当时我的上司格斯特曼教授[2]让我为一个被失眠折磨的病人做催眠治疗，于是那天晚上我蹑手蹑脚地溜进这位病人的双人病房，坐在他的床前，在接下来至少半个小时里不断地重复说：“你现在非常平静，感到舒适而疲惫，你越来越困，呼吸悠长平稳，你的眼皮很重，所有的烦恼都离你远去……很快，你就睡着了。”
此类的话我不断地说了半个小时，当我准备悄悄离开病房时，沮丧地认为，我没法帮助这个可怜人了。
让我惊讶的是，第二天早上我踏进这个病人的房间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昨天晚上我睡得太棒了，你说了没几分钟，我就睡着啦，而且睡得特别香。”说话的是另一个病人，我催眠的那个病人的同屋。
有时候我催眠的力量可能会被高估。前不久我还在夜里3点的时候接到一个从加拿大打来的电话，电话里的那位女士坚持要求，我们这次通话的话费应当由我来出。我暗示这位女士，我似乎并不认识她，她却告诉我，这是一件性命攸关的事，一定要我帮忙。于是我支付了电话费，并意识到，这位女士可能是患了某种妄想症。原来，她感觉自己被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秘密跟踪，而我是全世界唯一能帮助和保护她的人，也是唯一有能力这么做的人。而我不得不让这位女士失望了，不过我也没有让她彻底失望——她请求第二天夜里还是这个时候再次打电话过来，我没有拒绝，不过这次我拒绝支付中情局的费用。
[1] 克尔凯郭尔在1849年出版的《致死的病症》一书中，对绝望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他将绝望分为三类：绝望地不自觉到有一个自我、绝望地不想要是自己和绝望地想要是自己。——译者注
[2] 约瑟夫·格斯特曼（Josef Gerstmann）， 1887年7月17日出生，著名维也纳神经病学家，玛利亚—泰雷津堡神经医院理事。流亡美国期间，发现了“格斯特曼综合征”（主要症状为失写、失算、左右分辨障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