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汝捷
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是姚雪垠先生的代表作。它是一部洋洋三百万言的巨著，又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因为卷帙浩繁，所以不妨精简；因为有所阙漏，所以需要补充。
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便是一部对《李自成》加以精简和补充的书。
精简的话题不始于今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有多家出版社提出编写节本的建议。那时姚老的态度是，出节本得由他本人动手，“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该怎么节”，但他抽不出时间。
1986年5月，中国作协在湖北黄冈举办历史小说创作座谈会，与会的宝文堂书店编辑吴越先生又向姚老提出编写节本的建议。因为该书店曾出过由茅盾、周振甫、宋云彬等节编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所以引发姚老的兴趣。但他仍然抽不出时间，于是请吴越先生找我商量，希望由我来承担这一任务。我表示乐于做这件事，但我认为，节本应当是对全书的节写，因此只有在《李自成》五卷出齐后才能着手。这样事情就又搁下来。遗憾的是，姚老晚年因患退行性脑软化症，未能完成全书，节写工作也就始终未能进行。直到前几年，姚老的儿子海天先生旧话重提，才将此事重新提上日程。我们商量的结果，决定在对原著加以精简的同时，将姚老未完成的部分也就此补写出来，于是便有了现在这个精补本。
下面对精简与补充工作分别略加说明。
我于1977年秋至1985年春任姚老助手，主要工作是替他将口述录音的小说整理成文字初稿，同时去图书馆帮他查阅相关史料。每周六下午，我都去他家中，一聊便是几个小时。谈话内容海阔天空，自然也会涉及有关节本问题。1986年黄冈会后，虽然节写工作并未进行，但每逢与姚老见面，仍会就此交换意见，在通信中也谈过相关话题。
我曾翻过宝文堂书店出版的节本《红楼梦》等书，发现茅公等采用的是整段整回删节的办法，大刀阔斧，一蹴而就。我向姚老提出，《李自成》不用这种办法，而是在保持章节完整的前提下，从语言、细节、情节入手，下比较细致的删节功夫；在删节的同时，将原著存在的若干瑕疵，如现代化痕迹以及情节的自相抵牾、细节的重复、史料的失察、诗词格律的失误、语病等一并予以解决。姚老完全赞同。他说，五卷出齐后，他本来就计划对全书通改一遍；通改中要解决的问题，节本中自然也要解决。他并希望我能把发现的各种问题做个记录，供他参考。他还把读者来信中有关小说语言方面的信件专门装一个资料袋，自己用毛笔写上“语言上值得参考的意见”，交我保存。
精补本对《李自成》原著的精简，采用的便是当年与姚老商定的办法。从单元和分章来看，精补本的精简部分与原著几乎完全一致，仅个别地方有将两章合为一章的情况，但从字数来看，却将原著从三百余万字压缩到了二百万字以内（电脑显示为一百九十万字）。这就是说，书的筋骨未动，但篇幅大大压缩了。删略的功夫全花在对语言、细节、情节逐字逐句的推敲上。
文风是姚老和我经常涉及的话题。我们都喜欢素朴、自然、简洁，不喜欢华艳、做作、堆砌。姚老不止一次书写过“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条幅，以表达自己的审美追求。1977年夏他在沈阳谈创作体会时，又曾提出“劲拔”这一概念，并认为“劲拔”离不开简洁，还具体举例说，“的”字和“了”字便要慎用，用得过多会使文气变弱。1982年开始，拙著《小说二十四美》以专栏形式连载于《青年文学》。姚老读了其中《洗炼之美》一篇后，对我说：“司空图的‘洗炼’与我说的‘劲拔’有相通之处。你谈的契诃夫、海明威，对我也都有借鉴意义。”他还要我把拙文提到的《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一书借他一阅。
两年来在精简《李自成》原著时，我常会想起当年与姚老的谈话。譬如按他的标准，“的”字和“了”字在原著中就还有大量可删之处，仅这两个字被我删除的可能就有数百乃至千余个之多。
又如海明威在发明电报式短句的同时，曾将以往小说引号前后常出现的“他带着明显的愤怒重复了一遍”、“她鼓起勇气用忧郁的声调说”、“他犹豫不决地宣称”、“他低声笑着插了句嘴”等等修饰一扫而光，使对话变得直截了当。而我在精简原著时，不但对引号内的对话予以删削、提炼，对引号外的“某某……说”也作了大幅度裁减。
细节描写素为姚老所重视。他总是说，要通过独特的生活细节写到人物性格的深处。但原著中也有细节雷同之处。还在以前替姚老整理小说录音时，我就对他说过，有两种细节要尽量减少，能避免更好。其一，姚老本人易激动，爱哭；结果小说中的人物也都爱哭，一碰就流泪，哽咽。其二，小说中写两个人谈话，总要让边上的人（或太监宫女、或亲兵亲将、或丫环仆役等等）回避，这就等于告诉别人所谈的话十分机密；而真正善于保密的人，应当外松内紧，在别人毫不觉察的情况下进行密谈。姚老当时听了曾忍俊不禁。而精补本中，上述两种细节除必须保留的外，都被删除了。
关于情节的精简是与解决“现代化痕迹”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原著的“现代化”倾向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当年为防“棍子”而外加的说明性、议论性文字。如第一卷第一章中就有这样一段话：“但是由于他所代表的只是极少数皇族、大太监、大官僚等封建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与广大人民尖锐对立，而国家机器也运转不灵……”这类非小说语言是不得已加在作品中的，有些甚至是编辑给加上的，精补本中自然都汰除了。二是融化在情节中的文字，也就是形象塑造问题。这里的删削就需要斟酌。
姚老知道外界对李自成等形象过于高大的非议。他的解释是，一、李自成的正面品质见诸当时的官方记载和野史，并非作者凭空杜撰。二、读者的感受是针对一、二卷来的，而一、二卷中李自成处于逆境，故优点较为突出。后三卷中，随着战争形势的改变，其缺点和局限会越来越暴露。这一自我辩护当然也有道理，但我认为，作为小说艺术，不论写人物的何种表现、何种特质，都有一个“适度”问题。托尔斯泰曾引用画家勃留洛夫的话说，“艺术是从‘稍微’开始的地方开始的”，并进而发挥说，“只要稍微说得不够一点，稍微说得过分一点，稍微夸大一点，那就没有感染力了。只有当艺术家找到了构成艺术作品的无限小的因素时，他才可能感染别人，而且感染的程度也要看在何种程度上找到这些因素而定。”（《什么是艺术？》）精补本对原著有关李自成、高夫人的情节作了大量删节，对红娘子、邵时信等的“忆苦”段落也力加删削，但也不是随便乱砍。既然《水浒传》可以歌颂水泊英雄，可以描写若干好汉被逼上梁山的缘由与经过，《李自成》当然也应该写出农民起义爆发的背景、某些人物参加起义的原因与过程，对人物的正面素质也无须刻意回避，只是一切应当“适度”。精补本致力于“稍微”处的推敲、把握，效果如何，则有待读者批评了。
精简情节的同时，我对原著中存在的叙述自相矛盾或失去照应、史料及历史常识问题、诗词格律的失误以及语病等也都作了修补。譬如原著第三卷《项城战役》中，写被困于火烧店的傅宗龙曾让中军速派人出去送信，可是翻过几页，却变成是傅宗龙曾自派仆人卢三出去送信。第四卷《甲申初春》中，多尔衮曾以“大清国皇帝”名义给李自成送出一信，却从此没有下文。《李自成在武英殿》中，第一次写“刘体纯差人来……禀报一项极其重要的军情”；翻过一页，却变成“因为这消息十分重要，又很机密，所以刘体纯亲自来……当面禀报”。第五卷《兵败山海关》中，北翼城的守将开始名叫“张勇”，后来名字变成“吴国忠”……
又如豪格（1609—1648）比多尔衮（1612—1651）大三岁，在原著第三卷《辽海崩溃》中却被误写成“小两岁”。“拔贡”作为“五贡”（五种贡入国子监的生员）之一，始于清代；而第四卷《决计东征》中却说“顾君恩在明朝仅仅是一个拔贡”，第五卷《兵败山海关》中又说“宁致远原是拔贡出身”……
再如诗词格律方面，姚老作诗严格按平水韵押韵，却于平仄未暇细究。从第一卷的《西江月·告示》开始，到第五卷窦妃的《绝命诗》止，多首作品存在疏误。
此外原著还存在若干语病。如“群”、“些”与“们”不宜搭配，而各卷中“群臣们”、“这些龟儿子们”却十分常见……
在一部巨著中出现上述瑕疵毫不足怪。秦牧先生当年就说姚老写作时“忙碌得像个电话总机的话务员似的，偶尔顾此失彼，也是可以理解的”。而在这次认真重读、精简《李自成》过程中，常常引起我回忆、引发我自责的则是胡绳先生三十年前说的一段话。那时他与秦老一样，发现了第二卷中“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于是在给姚老的信中说：“这一类技术性的问题，没有助手，写这样一部大书，恐怕是难免的。我想，要有一个仔细的‘第一读者’，就可以帮助你发现和解决许多这类问题。”在胡老发出此信半年后，我开始担任姚老助手，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读者”。在近八年时间中，虽然我也“发现和解决”过一些问题，但显然未能善尽职责。当现在又发现上述各种疏漏时，我觉得十分愧对姚老，更十分愧对读者。
《李自成》反映的是明崇祯十一年（1638）至清顺治二年（1645）农民起义的悲剧历程，同时在广阔的背景上再现明末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场景与精神风貌。姚老未能完成而如今由我补写的则是崇祯十五年（1642）冬至十六年（1643）冬的重要情节。这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补写部分分为六个单元：《一败孙传庭》、《汝宁会师》、《襄水奔流》、《烟波江南》、《二败孙传庭》、《威加海内归故乡》。上世纪七十年代，姚老写过一份《〈李自成〉内容概要》。从《概要》看，其未完成的是计划中的第四卷。在上列六个单元中，有五个单元大致依照《概要》的构思进行补写，只是出于精补本追求洗炼的考虑，篇幅大大地简约了。
《概要》中未述及的是《烟波江南》。由于李自成农民军与明朝的战争都发生在长江以北，在原来的写作计划中并无江南情节。直到第二卷出版后，姚老觉得在这一展现晚明社会生活的巨幅长卷中独缺江南，将会留下遗憾，于是设想通过尚炯去南方采购药材，补写一个单元。但他并无具体构思，只是从前人“杏花春雨江南”的词句想到单元标题可以定为《春雨江南》。我将标题改为《烟波江南》，则是因为所写故事的背景为夏季，不能再用“春雨”来形容。
补写部分不是独立的小说，而是一个补缀。其叙事风格宜与原著保持一致。除首次出场者外，各个人物的气质、性格及其在不同场合的言行思维和情绪反应均须与原著中的“这一个”相统一，或有所发展。情节则须首尾连贯，前后照应，将断裂处加以连接，阙失处弥补起来。我是抱着临深履薄的心情来做这件事的，做得是否差强人意，也只能静候读者批评。
《李自成》原有五卷本和十卷本两种内容相同的原著，精补本则采用四部曲的框架。每部以一句五言杜诗作为书名，分别为：一、《天寒霜雪繁》；二、《闻说真龙种》；三、《长风驾高浪》；四、《风散入云悲》。体现的情节进程则为潜伏—转折—挺进—败亡。由于整个小说是以明末李自成起义由困扼走向发展、复由胜利走向失败的悲剧历程为主线，四部曲的结构就显得较为合理。至于引用杜诗，则是出于对逝者审美情趣的尊重：杜甫是姚老最钦崇的诗人，他写过短篇《草堂春秋》，有过写《杜甫传》的设想，在《李自成》单元标题中也曾用过杜诗（《悲风为我从天来》）。
本书蒙冯天瑜先生热情赐序，又承周勃、吴永平、姚海天、许建辉、徐晋、韩敏、刘保昌、鄢莉诸先生于读稿过程中或予奖饰，或予指谬，并此深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