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一月四日的台北，风长且清凉，天光很淡，云像凝固了一般，走得多情而散漫，冬天又深了。
清晨七点的时候，医护人员去查房，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三毛以一条肉色的丝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这样一个句号，生命成了被她操纵的，亲手去勾画的事情。它的长短与意义都显得不再紧要，而那个仿佛享受一般沉浸在自己梦中的三毛，是真的永远离开了我们。
那些精妙绝伦的文字，那些生动隽永的情节，都是用生活的磨砺一笔一画写出的，有时笔力过重，浸透的生命也吱吱作响，落下了擦不去的印记。
家人和友人听闻噩耗悲痛欲绝，三毛的父母更是心痛难耐，一双白发人送女儿离开，悲伤都刻在了脸上，忽然就显得那么沉重，那么苍老，携带着永远都化不开的死结。
是早就知道三毛是和别人不同的，甚至也早就想到了她会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不是这个时候，它来得太快太唐突了，一切都没有征兆，一切都没有准备，就这样让厄运的石头硬生生砸在身上，怎么也翻不过身来。
可是，难道真的是从来都没有征兆的么？
生命到了燃尽的层次，追求与自我都显得失去意义，与之而来的疾病、失眠、困顿、失落、受挫，让活着成为一件负担累累的事，即便生命这本秘籍没有写完，却再也不知道怎样的剑客和剑法才能匹配，于是明天成了一件无法企及不抱希望的事情。
这样活着，于三毛而言，已经与死无异。
后来法医推断，三毛自缢的时间是在凌晨两点钟。
检警人员也发出意见，认为三毛自尽的浴厕内设有马桶扶手，只要她有一点点的求生意念，就可立即扶住扶手，保住性命。
然而她最终都是安详的，呈现出少有的温柔姿态。
她并不曾求生过。
没有遗书，没有整洁的服饰，也没有化妆。
就这样，三毛用如此戏剧化的方式，永远离开了我们，终年四十八岁。
离别不是诗人，黄昏也并不会唱出悲歌。被吟唱久远的并非是凄怆的哭泣与怀念，甚至是怜悯、同情、惋惜，都显得不足够，它们的声音微乎其微，都不及那一则“三毛用丝袜自缢”的新闻来得铺天盖地，而旧人与老友，似乎被扇了一记狠狠的耳光，接踵而来的采访与调查，在三毛尸骨未寒的日子里，显得尤为悲凉。
与此同时，台湾各大媒体都争相报道三毛的死讯，各种揣测和判断一齐涌来。
死者尚未安息，关于三毛的种种言论，赞扬的或是诋毁的，又一次掀起了巨浪。
三毛走了，连生命的终止都成了一种符号化、仪式化的情节，供人品足闲谈，供记者争先恐后去报道。讲述的人说得梨花带雨或是头头是道，也都是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假同情与假了解一样，给多了都让人作呕，甚至这样的死讯超过了三毛之前几十万字的作品。
只有家人，只有真正的三毛迷，把自己关在三毛的书里，试图忘记现实的一切，试图去相信三毛只是短暂而任性地又出走了一次，等到她走累了走倦了，就会再次回来。
之后的各种猜测，各种推想，各种采访，将三毛生前的点点滴滴都翻出来示于众人，甚至是如今，关于三毛之死都没有肯定的说法。
三毛的母亲缪进兰后来写《哭爱女三毛》：
荷西过世后这些年，三毛常与我提到她想死的事，要我答应她，她说只要我答应，她就可以快快乐乐地死去。我们为人父母，怎能答应孩子做如此的傻事，所以每次都让她不要胡思乱想。最近她又对我提起预备结束生命的事，她说：“我的一生，到处都走遍了，大陆也去过了，该做的事都做过了，我已没有什么路好走了。我觉得好累。”